元话语：八十年代文化语境中的“救亡压倒启蒙”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的著名观点，这篇文章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题来建构中国现代史，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①。1989年，李泽厚在《走我自己的路》的增订本序言中再次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②。作为“青年一代的美学领袖与哲学灵魂”③，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八十年代的人文知识界被迅速资源化，对八十年代人文知识的整体建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同样作为元话语参与到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进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性装置”，实现了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完成了具有八十年代鲜明特征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以“救亡压倒启蒙”为原点，重新梳理其发生与影响，考察它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折射出八十年代的知识语境和研究立场的哪些特征，成为我们回望八十年代时绕不开的几个话题。

一 “文革”的他者化与元话语的发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拨乱反正”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词语，新时期政治借助于批判和清除各种“文革”流毒，正本清源，有效颠覆了“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中，新时期政治在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政治的集中围剿中，完成了政治形态的转型，确立了新的政治形象。在新时期主流文化的合法化进程中，将“文革”他者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而新时期知识界在某种程度上也积极参与到主流政治合法性的文学论证中。

作为政治事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于1976年，对其性质和根源达成共识则是在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④，在为“文革”做出定论之后，《决议》提出了后“文革”时期最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文革”的“内乱”性质与“文革”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间的距离显示出两个时代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主流政治的权威发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得到命名“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新时期”成为后“文革”时期的合理称谓，文艺界迅速将这一主流话语应用于文学研究，在1978年6月25日的《文学评论》上，周柯的《拨乱反正 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再一次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至此，政治层面的“新时期”衍生出相关的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两者之间在共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否定“文革”的同时，文学上的“新时期”开始重新启用五六十年代曾经在“文革”时期受到批判的各种文学观念和文艺政策，努力发掘与“文革”时期大相径庭的文学资源，来彰显新时期之“新”，在这一过程中，“五四”运动在1979年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讲话》中作为一个重要传统参与了新时期思想文化的酝酿和构建。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是在这之前的旧民主革命时期不曾有过的……它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它提倡科学与民主，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以一种完全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声势浩大的英勇进攻。”⑤在这次纪念讲话中，“五四”不但因作为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的革命史意义得到高度评价，同时作为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史意义也得到新时期主流文化的肯定。在此层面上，以“五四”为重要的历史参照联系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从反抗“四人帮”极权、思想解放的角度对“四五”运动予以新的历史评价，并且由此梳理出“五四”与“四五”两场时隔近60年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如果说，以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为标志，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既是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高举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以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战胜了‘四人帮’的暴虐统治。”⑥在将“文革”定性为“内乱”进而达到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前提下，“四五”运动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重要价值在于将“五四”运动的反封建传统重新纳入新时期的社会现实，从批判“四人帮”，努力实现新时期的根本任务的角度提供启示。“今天人们正在从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强加的封建法西斯的精神桎梏和现代迷信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认真考虑，采取措施使我们的事业重新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因此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完整的准确的掌握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正确地研究和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这一切“也就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在现阶段的伟大发展。”在这种主流话语的权威表态中，“五四”的反封建传统被正式嫁接到新时期，成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主张也迅速转化成新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合理表述，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在“五四”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实现了对接。“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之后的惨痛复归。”⑦

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主流讲话中，“五四”与“四五”同样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得到高度评价，两者反封建的意义也得到肯定，所不同的是，具体到“四五”运动，其反抗的直接对象是“四人帮”的黑暗统治，因此这种历史内在联系潜藏的另一用意在于对“文革”时期封建主义复辟的指认。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作为“封建法西斯复辟的历史”，其爆发根源被解释为“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⑧。因此未被清除的“封建”余毒使得“文革”成为新时期政治确立自我形象的一个必要参照，一个精心打造的“他者”。而“现代与封建”“文明与愚昧”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成为新时期政治与“文革”极左政治之间微妙关系的象征。因此新时期政治立足于“1979”阐释的“1919”，在完成了“文革”政治的界定之后，同时确立了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继续以“五四”打破封建传统的姿态，努力破除“文革”制造的“现代迷信”，“新奴隶主义”⑨。因此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坐标“五四”的政治意义被置换为思想史上一次文化启蒙。而此前毛泽东对“五四”的定性其意义重心也发生位移，“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运动的“彻底”由结果的“彻底”被置换为态度和立场的“彻底”，这一切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封建指向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集中反映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这一变化，一方面照应中国革命史此前将“五四”的历史进步性归纳为“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的经典阐释，李泽厚将“五四”运动切割成“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大性质不同的运动，导引出“救亡”“启蒙”两大主题，而“‘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课”，由于“反帝任务异常突出”，“长期处于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从而救亡成为主导而启蒙长期居于弱势，从而“救亡压倒启蒙”成为李泽厚观照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并且在对建国后“五四”阐释的全面考察后，以“救亡”和“启蒙”的元话语重新构造出现代中国历史。在完成一种新的历史讲述的同时，李泽厚用沉痛遗憾的口吻诠释出新时期“五四再评价”的特殊背景及其取向“这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定发展，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启蒙救亡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结局，甚至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有的忽视，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⑩

这种用“启蒙/救亡”勾勒出来的现代历史讲述成为八十年代重要的思想景观，“救亡压倒启蒙”造成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成为“文革”内乱的重要根源之一，从而将“文革”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有效隔离，在思想解放意义上的“新时期是‘五四’回归”说更是完成了新时期政治与“文革”极左政治的彻底断裂以及与“文革”前历史的衔接。在这种“断”与“接”之间，“文革”被完全排除在现代历史之外，成为“他者”，“五四”话语为八十年代文化表述自身、建构自身提供了历史传统和理想镜像，而“救亡压倒启蒙”则是这一过程经典的学术阐释和理想的话语资源。“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就难怪他们可以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B11。类似的表述与新时期主流政治在将“文革”他者化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形象确认的意识形态诉求高度契合，“救亡压倒启蒙”就这样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潮流中走上了八十年代文化的前台。

二 现代化语境中的启蒙形象

李泽厚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阐释中，有效地解决了新时期主流政治的合法性焦虑，在对“文革”中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的历史原因的梳理中，“救亡（革命）压倒启蒙”的历史陈述在新时期政治与“文革”极左政治之间清理出一条明晰界限，《决议》在完成了“文革”性质界定之后表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种在批判“文革”封建专制主义之后提出的“民主”“文明”新目标，显示了新的历史时期主流政治告别过去（传统）走向未来（现代）的出发点，也开启了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由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意识形态向新时期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转型历程。

在新时期获奖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有“时间和数字像两条鞭子无情地悬在我们背上”的表述，这种“无情的鞭子”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新时期语境对于“时间”这一现代性概念的深刻理解，隐约传递了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目睹与国际社会现代化水平差距后的强烈焦虑。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循着历史进化论的传统思路和二元对立的经典思维方式，这种“救亡—启蒙”“‘文革’—新时期”的对应概念，很自然地导引出“封建（前现代）—现代”“传统—未来”甚至是“愚昧—文明”的衍生对立，“救亡压倒启蒙”的简洁表达显示了新时期作为向“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复归而被赋予的现代内涵，从而将“文革”从现代体系中完全剔除，同时也在回归“五四”的过程，开始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想象”。

“文革”对社会、文化、经济造成的全面灾难和深重危机，成为这种“文革”后“中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建立的主要历史思想依据”B12。在“五四”之后“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形保持了近七十年，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带来了启蒙重新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契机。“民主与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高度浓缩成为新时期转型语境中的关键词，民主以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的身份参与了“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的开辟，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B13，而以科学为着眼点进行的知性启蒙成为新时期文化重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征之一，参与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而这种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现代化转型直接带来对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评价。

中国当代史显示1949年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不够明确：“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种阶级划分中，知识分子显然不能归属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流部分，大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构成的，正是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而正是这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将知识分子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B14在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一直是以这样的形象参与到当时的国家社会生活中的。

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李泽厚借助对“五四”的一分为二，隔离出“启蒙”“救亡”的两大指向，由此肯定了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五四”读解中居于核心位置的鲁迅（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具有鲜明政治身份特征的“五四”人物也逐渐被鲁迅（文学家）、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识人物所取代，由此显示出“五四”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的阐释重心所在，并且新时期政治在纪念“五四”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接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道路：或者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在反动政权下从事它们自称是工业救国、抗日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一类工作。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当时感受过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B15这种在反封建意义上对“五四”知识分子的肯定既是“文革”后整个社会思潮作用的结果，也显示了新时期主流文化对知识分子意义的重新认定，而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报告在肯定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又说：“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这种知识分子由工人、农民、解放军之外的第四种人到“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身份确认，显示出现代化语境中，对科学价值和知识分子作为专业知识载体的意义的认定。

这种以科学为核心的知性启蒙也一样显示在新时期主流文学创作中，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对于国家新的想象，体现在主流政治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呼唤中，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B16。在这里“社会主义新人”首先需要具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同时还应该具有创造能力。而最早完成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序列中，大致有知识分子新人、开拓者家族(工业领域)、军人和农民四种分类，其中知识分子新人和开拓者家族两类形象都体现出现代化语境中知识话语和科学话语的意义。在柯岩、理由、黄宗英、徐迟的报告文学中，陈景润那样的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典型，而贝汉廷（《船长》）、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者，凝聚着作者和大众对改革者的理想希冀。他们具有刚毅、果断的性格，对事业和祖国一片赤诚，同时他们又作为专家赢得人们的尊重，依靠自身对专业知识的精通和特殊的业务能力成就形象的感召力。科学是现代性的根本内涵之一，新时期初期改革文学中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科学内涵的凸显，显示出“五四”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呈现出八十年代的现代性启蒙意图。

“救亡压倒启蒙”作为元话语，促使启蒙成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主导声音，在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中，“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得到张扬。在某种程度上，知识文化场域在改革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促成主流文化对科学话语的强调，使之成为“启蒙”的主要朝向，从而“科学”也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语境中启蒙的形象变体。

三 “救亡压倒启蒙”与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从文学史的角度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牵涉‘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学史，牵涉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时间的再认识再评价，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重写文学史。”B17

“救亡压倒启蒙”作为“文革”他者化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绵延了整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作为新时期政治与“文革”极左政治“断裂”的文学史论证方式，同样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阐释中获得启发。

“在中国，现代经典的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新的动力。”B181978年作为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天然临界点，开启了对文学经典的重读热潮，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新文学相关概念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文学史书写的秩序、规则呈现出松动迹象。重评作家、作品使人们对当代文学建构中被排斥和湮没的作家与文学现象有了新的认识，而当代文学中原本有影响的另一群作家也因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被边缘化，这种重新评价的影响逐渐深入，直接酿成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重写文学史潮流。而与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相随展开的文学史重新书写，实际上就成为“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和位置发生颠倒，左翼文学经典秩序被解构的一个重要仪式。

“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后，知识界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主要体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重复、求证和阐释上，可以说，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的状态。”B19针对这种研究者发声的艰难，陈平原认为原因在于“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B20。因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一经提出，随即成为重写文学史潮流中的重要资源，用于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救亡压倒启蒙”为“文革”提供了一个为八十年代广泛接受的结论封建主义的复辟，“救亡压倒启蒙”的严重后果使得新时期以迟到的启蒙时代的形象出现，“传统”“现代”“救亡”“启蒙”的元话语成为新时期新启蒙主义的权威解释，也为“新启蒙”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流话语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后，存在一个自然的推理，即新时期与“五四”时期的天然历史联系及其相似性，既然“文革”作为第二个封建时期被有效隔离，那么新时期就作为第二个“五四”成为八十年代现代化运动的历史依据，这种首尾衔接的历史循环被迅速应用到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中，而且作为与“传统”相对的“现代”内涵成为解读现代文学的关键。

1985年，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B21这种新的文学史观要求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界限，而陈平原“文学的兴奋点是政治”的想象与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提及的“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心环节是政治问题”的观点互相印证，从而中国近代、现代、当代被打通的大历史在政治的基础上顺利呈现出完整性，而“二十世纪文学”也因此具有一致的内在规定性，从此“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也被视做“研究对象”B22。在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概念之后，研究者概括出该阶段文学的重要特征即走向世界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总主题，以“悲凉”为核心及其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各类文体的现代艺术形式的形成。这种总结显示出“现代”作为话语精髓，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重要价值。无独有偶，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同样强调“现代意识”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而且这种现代意识“不仅是新文学发展的总主题”，也是八十年代的文学精神，是“研究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时代精神融合进对文学史的评价”B23。

在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意义的再解读中，“现代”由单纯的时间概念延伸出更复杂的“现代性”内涵，在“救亡”和“启蒙”的二元对立中重构的中国现代历史成为新的文学观念思考基点，社会发展进程层面上的“文革”/新时期所具有的“封建/现代”的潜在含义成为“重写文学史”的前提条件。作为“新时期是第二个‘五四’”话语表达的文学史图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新文学整体观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延续关系”，新时期文学进而成为文学史层面的“五四回归”，在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转型后，被救亡长期压抑的启蒙主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新规划学科的鲜明立场，研究者也在对“五四”文学（启蒙文学）的再评价中彰显其“现代”身份。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者们将“五四”作为新时期的天然参照，因此在十七年时期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评价标准作为反启蒙的“前现代”时代的产物被否定，现代化话语成为重写文学史的标准。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中，严家炎最早将现代化作为文学评价的重要视角引入现代文学经典的再评价中，钱理群在谈及八十年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时强调：“从这几年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来看，最早是拨乱反正，提出不要用‘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要用‘反帝反封建’作为标准来研究现代文学。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以前不能讲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只要是‘反帝反封建’的，都可以讲了。但这还只是用比较宽泛一点的政治标准代替原先过于褊狭的政治标准。某些文学现象，以前从这个角度去否定它，现在还是从这个角度去肯定它，评价可能不同甚至对立，标准是一样的”B24，“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里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用了‘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B25这种在新的思路的引领下进行的文学史的重写，所显示的文学界的基本诉求仍然是李泽厚为八十年代人文思想界提供的元话语所概括的核心观点，即现代中国的历史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是前现代的革命压倒现代启蒙的历史，因此八十年代潜在地成为启蒙优先于救亡的时代，是现代化颠覆前现代的时代，而对“现代”的理解则成为八十年代文学史重写过程中的关节点，直接影响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文学史形象。

在八十年代的现代化语境中，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代主旋律决定了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对文学现代性的想象方式，当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目标时，“世界”“西方”也成为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重要维度。“五四文学”（启蒙文学）在新文学发展历史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当前，“中国文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民族所特有的美学传统文学传统，西方文学各种文学体裁、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创作方法也都发展得比较成熟”，在这一“历史交汇点”上，“西方文学的输入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促成了传统文学价值的再发现”，从而“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B26，这在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无疑体现了“现代性”的理想品质。然而这种在“救亡”“启蒙”的双重变奏下演化生成的“八十年代化”的“现代性”理解在更新了新文学史观，昭示出国家意识形态转换与文学史嬗变的错综联系的同时，造成了新的遮蔽。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现代性”标准的实施形成了“五四”文学（启蒙文学）地位上升与“左翼文学”的评价下降，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优势迅速颠倒的特殊现象，因此这种把带有八十年代鲜明特征的现代性作为新文学基本特质的文学史书写标准受到了王瑶先生的质疑：“你们（钱理群等）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和俄国文学的影响。”B27这样的反对表明重写文学史以及文学经典的话语建构应该以“政治”为参照物来确立自身身份，而不是只以八十年代历史情境下的特定文化想象的“现代”标准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因此，作为“救亡压倒启蒙”元话语文学史图解，这种所谓的“去政治化”的“现代”文学史的身份变得十分可疑：“80年代以来建立的‘文学’史秩序，在凸现‘纯文学’的时候，必然要排斥‘非文学’的文学。通过这种学术秩序，‘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实际上被逐渐排除在‘文学’之外……我们实在很难说这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学史。”B28

“1980年代‘思想解放’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五四’新文化启蒙在当代条件下的延续。而在这‘新启蒙’潮流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几乎就是解读1980年代思想史的必读文本。”B29“救亡与启蒙”作为政治与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段下的一个缩影和反映，成为八十年代知识场域建构的元话语。回顾“救亡压倒启蒙”在八十年代文化语境的生产与合法化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重新踏入一个意识形态与思想解放、传统与现代化、政治与人多种话语力量博弈交锋的奇特空间的契机，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错综复杂年代的特殊轮廓。

注释：

①⑩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页，第858页。

②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③④李藜：《青年一代的美学领袖与哲学灵魂李泽厚印象》《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4期。

⑤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讲话》，文艺报1979年第2期。

⑦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之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0页。

⑧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⑨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B1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B12B19程光炜：《一个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B13查建英：《李陀访谈录》，《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4页。

B14南帆：《四重奏：革命、文学、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B15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

B16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见《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B17毛时安：《不断深化对文学史的认识》，《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B18福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B20B21B22陈平原等：《世界眼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1期。

B23B24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B25陈平原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年第10期。

B26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转引自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B27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B28倪文尖：《与黄子平的通信》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ｃｏｍ，２００４－ ０２－ １１．

B29夏中义、赵思运：《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学术月刊》2004年第10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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