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的时代归属问题

摘 要：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中，宋代语言学应划为唐宋一段，抑或宋元明一段，历来颇有争议。有学者将宋代划入宋元明时代，有其思想史根源。语言学史的研究应从语言学研究的实际出发，而不应受经学史、思想史观点的影响。若立足于传统语文学，宋代语言学与唐代语言学具有高度一致性。若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训诂实践为例，亦可证明宋代语言学与唐代语言学的继承关系。因此应将唐宋时期划为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历史时期。

关键词：中国语言学史 宋代语言学 语言研究状况

一、引言

宋代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时代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见解：一种意见认为，隋唐宋应划归于一个历史时期，此说以何九盈先生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为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元明应划归于一个历史时期，此说以赵振铎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为代表。其中以同意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较多。纵观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比较“小学”内部的研究成果，参考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赞同何九盈先生的观点，即将宋代语言学上划。这样的分期方法，即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时期。

二、对宋代在语言学史上时代归属问题的驳斥

人们将宋元明划分为一个时期，可能与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有关。人们较为普遍地认为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国力非常衰微的时期，此说以启良的《中国文明史》的说法为代表。他在论述宋代文化时的标题即为“柔弱的宋王朝”。在论述中说：“唐代国威远播，边远各族及周边各国无不慑其强大而甘愿纳贡讨和；宋代从一开始便是积贫积弱，弱国外交贯彻其始终，非但不能威震四方，反而一直处在诚惶诚恐之中。”①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论述宋代历史时，将北宋称为“北宋的积弱”，将南宋称为“南宋恢复的无成”。②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国力不强，国威不振的衰微时期，联系到元代为异族统治，明代文化的江河日下，人们便将宋代与元代、明代划分为一起了。

其次，学界对于唐、宋文化发展程度的认识，也是其将宋元明划为一个时期的原因。人们大都认为宋代文化也是衰微时期，而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引中陈寅恪的话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在中国……其功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③

再次，人们将宋代语言学划归于宋元明时期，还受到了人们称谓“宋明理学”的惯性思维。从中国经学史、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明理学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人们看到了“宋明理学”与唐代文化的差异，遂将这种称谓移植到了语言学史的分期中来了。

我们不同意将宋代与元明划为一期。首先，语言学研究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但上层建筑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语言学史的分期应当依据历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及状况，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不能作为其划分依据。其次，语言学史的分期不应等同于文化史的分期。若论文化的发展程度，宋代也绝不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衰微的时代，相反倒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陈寅恪在《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节气，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④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⑤这些都说明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再次，語言学史的分期不应与思想史、哲学史分期混为一谈。宋明理学确实与前代的思想发展有异质之处，但思想史的分期不能移植到语言学史分期中来。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总结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基于此，语言学史分期的标准应是历代语言学研究的状况。我们应当通过分析比较来判定语言学发展的阶段。如果套用政治经济、文化史、思想史的分期方法，其结论势必与语言学史的实际状况不相吻合。

三、将隋唐宋划归为语言学史一个时期的依据

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应以语言学著作及其成就、语言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划分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以这两点作为依据，在具体叙述研究成果时，又根据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内容分为音韵、文字、训诂，甚至语法等门类。

1.从音韵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音韵学高度发达。隋王朝首创了科举制度，到了唐代又开始实行诗赋取士的办法。举子们若不谙诗词格律，则不能取得进身之阶。在这种情况下，士子们争先恐后地努力学习有关语音知识（主要是韵部和声调），以求做出标准的诗赋来，这促进了当时格律诗及词、赋等文艺形式的盛行，也使音韵学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促使音韵学成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前很少人懂得的音韵学知识成为士子们必须学习的基本功，于是音韵学巨著《切韵》应运而生。此书的产生基本上奠定了汉语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格局。宋代产生了《广韵》，由于此书保存完整，对后代的影响也就更大了。《广韵》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初犹承唐制，以诗赋取士。陈彭年、丘雍等人奉敕编撰《广韵》，也是为了当时举子的科举之用。《广韵》总结了唐代韵书对《切韵》修订的内容，审音更加精细合理，但就音韵体系而言，《广韵》与《切韵》并没有什么不同。《广韵》是在《切韵》系列韵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此类韵书的集大成者，它是唐代韵书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唐宋时代的音韵学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时期产生的等韵学也是如此。所谓等韵，原本是以等分韵的意思，这在唐代敦煌残卷中已有出现。由分等再发展为韵图，这是水到渠成的事。等韵图实际上就是将汉字按照声、韵、调配合而成的拼音图表。本来，反切中的上下切字已经暗含有汉字本身的声韵调诸要素，只不过没有系统整理罢了。若将反切上下字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把它们列表展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韵图了。等韵学虽然产生于宋代，但在隋唐就已隐含着等韵学的萌芽。宋代的等韵学即是用表格形式来分析《切韵》的音韵系统。最早的韵图是《韵镜》。罗常培、葛毅卿等认为是唐代产生，有人持不同看法，但《韵镜》是据《切韵》系韵书编制而成，应无疑问。唐宋时代的音韵学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切韵》展开。隋代的《切韵》与宋代的《广韵》具有相同的音韵体系。

宋代产生了研究周秦两汉语音的学科，被称为古音学。唐代陆德明就已经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其《经典释文》曰：“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他反对随意改变古字的读音。南宋初年，吴棫开始把上古音作为专门学科进行研究。其所著《韵补》，凡五卷。他根据古人用韵来推求二百零六韵与古音的关系，其分卷与《广韵》一样。他取材于《周易》《毛诗》等先秦典籍，下至汉魏诗赋、宋代诗赋的韵文，录其韵字，以与《广韵》相较。可见，宋代的古音学也是在《切韵》系韵书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隋唐两代的音韵学，也就不可能产生宋代的古音学。因此，隋唐宋时代的音韵学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是完全一致的。

2.从文字学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研究成果不大。当时的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诗赋取士的影响，几乎将全部精力都集于诗赋的创作中去。这时期出现了“字样”即正书。字样之学是专门研究正字法的学问，它采取遵从古代，有利于当代实用的原则，规范社会用字和经书用字，确立了楷书正体系统的历史地位。

这个时期的《说文》学整理研究的成就很大。唐代以前学者们传习《说文》的重点在于依托其书编写新著，或者称引《说文》以注经史。唐代时，先有李阳冰刊定整理《说文》，又有徐铉、徐锴的系统整理和解释。这个时期的《说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其文字资源的利用，而是注重对《说文》本身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的汉字学理论要做一番探讨，这与以前征引《说文》来说明一两个词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唐代对《说文》系统整理和解释的基础上，宋代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首创六书分类说，对汉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六书学理论的影响下，宋代王圣美提出“右文说”，这种学说对汉语的词源学，以及对清代的“以声说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金石学由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发端，由薛尚功的《历代鼎彝器款识法帖》、郭忠恕的《汗简》确立，不能不说与唐代《说文》学整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夏竦据《汗简》写成《古文四声韵》，又据唐代对《切韵》的研究成果，将音韵学知识用于古汉字之编辑，成为《说文》之后研究古文字字体的最重要的书籍。正是由于唐代《说文》学经由李阳冰的整理，使《说文》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宋代的“六书”理论、词源学、金石学等才相继发展起来。

3、从训诂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训诂学家尊奉“疏不破注”的原则，力求在汉儒的注疏基础上发挥新义。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主要奠基定型在这个时期。唐代孔颖达等人为《周易》《尚书》《毛诗》等五部书作“正义”，贾公彦为《周礼》《仪礼》作“疏”，徐彦为《春秋公羊传》作“疏”，杨士勋为《春秋谷梁传》作“疏”。到了宋代，邢昺为《尔雅》《论语》等书作“疏”，孙奭为《孟子》作“疏”。这些注疏在宋代被列入《十三经注疏》，成为儒家经书的权威注释，也是士子们应考必备的经典范本。至此，中国经学典籍的内容及其注释基本定型。宋代学者大体继承了唐人对于经典划定的范围及其解释，这也是我们把唐宋划归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原因。

有學者认为宋人是基于义理之学说训诂，这也不够全面。宋代与唐代的训诂确有不同，但区别不大，而且这些区别也是在萌芽于唐代著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唐以后，产生了复古学风，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提倡“文以载道，学古文而赋以经学内容”，揭开了学术思潮演变的序幕。唐代后期，章句注疏之学受到了以春秋学派为代表的疑古惑经思潮的冲击。有宋一代，仍以儒学为核心，融合释道，将理学系统化，并重新对唐代的“正义”作出解说。人们津津乐道的宋代疑古学风兴起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所作的《诗本义》《诗解统序》成为颠覆传统《毛诗》《郑笺》的先声。其实细究起来，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所谓“疑经”的萌芽，刘知几撰写《史通》的《外篇》部分就包含有《疑古》《惑经》二章，他认为：“《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其甚相乖……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在这里出现了两次“理”，均指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法则。它与宋代提倡的“理学”同宗同源，与宋代的训诂学精神是一致的。欧阳修说：“大儒君子之于学也，理达而已矣。”此“理达”即不受语言之局限，在精神上领悟先人的治学治经思想，这和刘知几不盲从古人经书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李善等人的《文选注》，成为研讨《文选》的巨制鸿篇，也是训诂学的名著；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都能谨守汉人训诂学家法，是训诂学的代表性著作，都使传统训诂学范围扩大到了文史著作。宋代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也是继承了唐代学者拓展传统训诂学范围的做法。玄应、慧琳所著同名《一切经音义》，更是把训诂的范围扩大到了佛典中去，可见唐宋训诂学传统的继承关系。

四、朱熹训诂学思想及训诂实践与唐代语言学的一致性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广注儒家经书，不但对汉代以来的经注、经解进行整理总结，而且用理学的观点进行解释。在训诂实践中，他非常纯熟地运用了传统训诂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周祖谟在《中国训诂学发展史》中说：“在南宋期间，朱熹是重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既采用旧注的优点，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诗》之《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⑥周先生充分肯定了他在训诂学上的两大贡献，为宋代训诂学之主流。其一，朱熹主张以训诂为桥梁来解释经典义理。他在《答陈抑之》中说自己：“勤劳半世，汩没于章句训诂之间。”⑦他认为“章句看不成句”，圣人之说才被曲解。因此他解释《论语》《孟子》等书时“训诂皆存”，且“字字思索到”，连所谓“闲慢处”，也无不用心。⑧

其二，朱熹能持批判的态度对待汉代儒学遗产，对传统训诂学的弊病有清醒的认识。他治学能摆脱门户之见，将今古文的对立和不同看成为正确解读经典的不同方面，认为执其一端的解释均有失偏颇。他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义，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充分表现了其深厚的训诂学功底。据有人统计，书中征引诸说，自汉以下至于宋代共计五十余家。仅《论语集注》就有三十余家。前人多以宋人训诂粗疏而贬斥之，其实，宋代的训诂学不废义理，对后世影响甚大。它开启了清代朴学训诂精神之先河。清朝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即是本着朱熹精神写出的名作。张舜徽在评论《诗集传》时说：“按朱传亦自汉、唐注疏中出，实能融合旧训，而求其是。故名虽废序，而阴本序说者甚多。以意逆志，曲得诗人吟咏之旨。以视郑笺牵于礼制，致纡曲而难通者则有间矣。故戴震撰《诗经补注》，取朱传之说不少也。”⑩朱熹是宋代训诂学的集大成者。他不囿于旧注、不废弃旧注，与其他的一些理学家不同，是对汉语训诂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朱熹的著述既能遵守训诂学之规矩，又能冲破汉人之孤陋，实为训诂学的名著。宋人的训诂学能突破传统的局限，摆脱经学的狭小视野，注《楚辞》，注史书，注文集，这在唐宋时代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人们常说的宋代训诂学是以理学说训诂，是指王安石的《字说》、陈淳的《北溪字义》之类书。这些书不承汉儒，空衍义理，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是不应该以此类著述为研究对象的。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从唐宋时代文化的传承关系论述了唐宋时代的一致性。人们将宋代语言学划归为元明时代是由于人们从经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的，而不是从语言学本身来考虑的；其次，分别从音韵、文字、训诂三个方面来看宋代的语言学研究，认为唐宋时代的语言学研究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最后以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訓诂实践为代表，说明宋代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不如人们常说的那么“空疏”。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史研究分期，应当将宋代划归为唐宋时代。

注释：

①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

②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30页、436页。

③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④陈寅恪：《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⑤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503页。

⑥周祖谟：《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89页。

⑦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⑧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56、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庸解序》卷7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⑩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3]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4]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王功龙.中国语言学简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

[8]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