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在三教合一中的主导作用
时间：2021-05-05 07:55: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儒佛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宏大的事件。儒学之所以能在三教合一中发挥主导作用，与其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极大的关系。儒学的主导作用既体现于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中，也体现于三教合一中佛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中。三教合一的本质是佛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向儒学的妥协，实质是儒道佛三者在儒家伦理主导下的伦理归一，这个归结点，就是儒家伦理。
[关键词]儒学，佛教，道教，主导作用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37-03
[作者简介]孙小金（1969-），男，陕西耀县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儒学、佛教、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一经接触，就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争雄与借鉴两个方面，而借鉴是主要的，最终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所谓三教合一，常会被人误认为三教放弃各自的门户之见，合而为一，其实并非如此。三教合一，并不是三教融合为一教，而是三教合其力于一处，在伦理功能上的归一。可见，“三教归一”更能代表三教合一的真实意蕴。在历史上，无论儒道佛哪一家都以维护社会道德、有利于人心向善和政治统治作为归宿，此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的评判标准都是儒家伦理，无论是三教合一还是三教归一，这个“一”的含义即在于此。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三教合一呢？三教为什么会同归于善，认可儒家伦理呢？原因就在于儒学的主导作用。
一
儒学何以能在三教合一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与其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极大的关系。儒学产生于中国本土，其主要内容体现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在伦理方面，儒学首先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其次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部政治学，对于民众来说是一部伦理学。儒学于国于民。从君臣上下到夫妇男女的道理都包括在内。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不能随意选择的，因此政治与伦理一体的儒学成为不能放弃的根基。自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无论其如何偏好佛教或道教，但没有任何人敢于彻底废除儒学或公开批评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而是都毫不例外地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正如《旧唐书·儒学传》所说，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所以，从表面上看，儒学的地位有时虽低于佛教或道教，但实际上始终在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
与儒学相比，佛教和道教虽然都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宗旨，但是它们不可能纯粹栖身世外，敌视或者无视现实社会。当佛教和道教把目光转向现实的时候，就不能否定儒学熏陶下的现实。反过来，正因为佛教和道教关注现实社会，就不能否定或者无视儒学。因此，佛教和道教必须处理与以关注现实为特点的儒学的关系，必须处理与儒学的价值追求的关系。此时，佛教或者道教与儒学的关系是要么走自己的老路，要么向儒学妥协，但是关注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对自己原有老路的叛离，因此，此时佛教或者道教的选择只能是向儒学妥协。因此，三教合一或者三教归一的唯一选择就是共同服务社会，也就是认可儒学的伦理价值。我们在三教交汇的过程中看到，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就是佛道向现实妥协并接纳儒学原则的过程。三教合一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伦理的归一，或者说是现实认同和追求的一致。
二
儒学的主导作用体现于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上，因儒道佛各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对三教合一观念理解也不尽相同。三教合一这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都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
三教合一在南北朝时由佛教率先提出。由于当时佛教处在初传时期，为得到传统儒学和本土道教的思想认同进而取得自身在中土的发展机会，佛教不可能把自身视为已有本土文化的异类，故一再迎合儒、道，首倡三教合一，其中心是强调佛教与已有文化之同，目的是在强调“同”的前提下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时一些佛教徒兼习儒道，佛教向儒道借鉴很多。当时的学者如慧远、孙绰、张融、宗炳等都宣传过这一主张。
与此类似，本土道教由于力量单薄，故在与佛教争高下、在儒学氛围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也强调儒道可相辅为用，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难》中强调“道本儒末”的同时，又主张“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强调对其“兼而修之”。
这样就形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依赖道教、道教依赖儒学、佛道都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但三教合一并未明确提出以儒学为主的会通三教，而是三教各自以己教为本，以他教为未来会通三教。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合一实际上是“自我中心兼用其他教派”的时期，彼此力图证明自身的最大合理性。
在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结果是归一于儒学。
隋唐时期是三教合一的第二阶段。此时的佛教已经在中土站稳了脚跟，并且具有了庞大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其作为异于中土文化的另类文化特质暴露无遗，因此隋唐时期的三教合一是因三教论争而起，论争的核心是应该由哪种文化主宰国家和社会。在此期间三教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争雄，三教论衡。因此唐代学术思潮的一大特点是儒释道竞相发展自己的思想、吸引信仰者并争取政治统治的支持。
在争雄的过程中，三教认清了必须服务于社会与政治这个目标，三教必须互相取长补短。这既是统治者的愿望，也是三教争雄的取胜依据。由于当时政府的政策是三教并重，三教都无法消灭对方而独霸天下。于是三教的一个合理逻辑就是：要想称雄天下，就必须得到当时政府的最大支持，于是三教所比较的就是谁更能投君王之所好，谁更能得到君王的崇信。帝王所热衷的是国泰民安，那么宣扬和维护帝王统治的儒家思想就是帝王的心之所系。即使隋唐儒学并不如佛道那么发达，但是儒学的价值追求并未被忽视。从理论层面来看，此时的三教合一，就是佛道更加亲近和接纳儒学的治世思想。高宗、武后、睿宗、玄宗等人都是三教合一的支持者，有些皇帝在三教中有所偏重，武宗甚至一度灭佛，但三教并行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三教并存政策对三教关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使三教在思想理论上的融合成为必然，并且加快了三教合一的速度。
这样，唐代三教合一的结果是三教都是社会需要的工具，因此三教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三教合一在唐朝就体现了面对社会现实，归一于现实社会、归一于儒学价值观的特点。这个特点成为后世处理三教关系的依据，此后三教之间虽然不乏争论，但是面向现实、关心现实社会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在宋明时期，宋明大儒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构成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
至宋明时期，佛道二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已有千百年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深层。“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感”。此时三教合一理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于“三教归一”的广泛运用，三教合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被各派普遍认可。尤其是在佛（禅）、道（全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佛教以天台宗高僧智圆、禅宗云门宗大师契嵩为代表，道教则以全真教初创者表现最为突出。
此时所谓的三教合一，一方面是佛道对儒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是儒学接纳佛道。宋明大儒基于三教当时形成的关系，也认可了佛道。这里存在一个由儒学主导的对佛道的斗争向认可佛道的转变。理学家们出入佛老，且斥且用，吸纳佛道思想建构了理学体系。全祖望的《题真西山集》载：“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当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有过出入佛老的经历。宋明大儒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构成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所以，在第三阶段，佛道积极向儒，儒并不排斥佛道，那么三教合一就被广泛接受。儒道佛三教最终在实用的层面被认可，三教合一的实质并不是三教融合为一教，而是三教互相借鉴，为了共同目标殊途同归。
三
儒学的主导作用体现于三教合一中佛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中。
对于佛教来说，三教合一的过程，是佛教在中国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过程。早期佛教虽然进入中国，但那是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就是三教合一的过程。虽然号称是“三”教合一，但其实质是佛教这个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汇过程，是佛教在中国确立自身的功能、地位和身份的过程，佛教在中国究竟能做什么、目的何在，这些需要佛教自身来阐明，那么佛教面对中国文化就不能一意孤行地宣传原教旨，必须接纳中国文化，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中国佛教。从佛教传人到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证明自身到最终被认可的过程。中国佛教一旦形成，也就完成了三教合一的融合过程，最终三教融合归一到儒家伦理中。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引进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孝亲祭祖、奉敬君王等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上，彻底地服膺儒家学说，使佛教的伦理观念有了全新的变化。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的人世精神，二是儒学的伦理规范。
首先，从“人世”精神方面来看，佛教高僧大多把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思想纳入佛教教义中。比如支道林认为，佛教是辅助王道，显外王之功；慧远则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有之义，所谓“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镡津文集》卷二）。就连主张万物为假为空的僧肇，其根本精神并不主张脱离社会、远离俗世，他在《不真空论》中说：“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可见，儒学人世精神确实被融入佛教思想中。
其次，从宋代以来，佛教从一般地提倡普度众生，转向了实实在在地忠君爱国孝亲，依附儒学的基本理论。他提出佛教依附王法，参与辅助王政。北宋著名的僧人契嵩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镡津文集》卷一）智圆提出儒释“共为表里”，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虽说忠孝观念一直是儒学所强调的，然而，在宋代，忠孝仁义成为佛教的新教义。可以说，从宋代开始，佛教的伦理观在儒学的影响下，已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这主要是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认可现世的规范，而不能与现世为敌，而是必须吸收借鉴儒学。直到近现代，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化。
儒学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道教对其的吸摄中。道教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摄是不遗余力的，道教经典自始至终都在宣扬儒家伦理。道教伦理最具特色的是“承负说”。在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中就提出了承负说，并且指出了学道之方在于修道与积德并重，这些思想一直持续影响着后世道教经典。“承负说”认为天地神明最赞成的是人们的善举，最厌恶的是恶行，做善事神明会给予奖励，行恶则会给予惩罚。而且善恶的报应，不仅会应验于行善作恶者自身，而且还会波及子孙后世。比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说：“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施惠不可不作。”又云：“其能庄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卷十八）可见，儒学的敬、孝、忠、仁、义、信、贞等内容被吸收为道教基本内容，并规定，履行持守儒家伦理道德，才可成为真正的道教徒。在道教经典中，像这样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引述极为普遍。至葛洪时代，道教明显表现出向儒学的“人世”靠拢。葛洪说：“内室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世，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抱朴子内篇-释滞》）不难看出，在葛洪思想中，参与社会、济助人间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又如葛洪指出，道教不仅应关注养生一事，还应兼济社会；儒学也不仅应关注济世一事，还应关注人生。儒家伦理道德就在葛洪的这种宽容中大摇大摆地坐进了道堂。净明道更进一步说：“贵在乎忠孝之本，方寸净明，四美俱备，神渐通灵，不用修炼，自然道成。”（《净明大道说》）概而言之，无论是道教戒律，还是成仙信仰、金丹修炼及通俗化的劝善书之类，其伦理思想都无不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这样道教就把修道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这种思想主宰着整个道教伦理。
通过回顾整个三教关系的演化史，我们看到了儒学的主导作用。之所以会发生三教合一，原因在于儒家伦理价值观成为共识。因此，我们说，三教合一的本质是佛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向儒学的妥协，实质是儒道佛三者在儒家伦理主导下的伦理归一，这个归结点，就是儒家伦理。
责任编辑 周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