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纷呈的冷寂角落
时间：2021-05-05 07:57: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手边拿到一本朋友寄来的《元代文化史》(以下简称《文化史》)，由陈高华、张帆、刘晓三位学者合著。元代，包括更早的蒙古时期的研究，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陆续有柯绍忘、王国维、陈垣等前辈大家创为近代专门之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韩儒林、翁独健、周良宵、蔡美彪等学者继其后，但是站在历史科学总的背景来观察，这一领域还是比较冷寂，少有学术力作出现，和汉、唐、宋、明、清等“显学”领域相比尤其如此。学术现状让像我这样“吃元代饭”的人不禁深感不平，但又无可奈何。读过三位先生的《文化史》，心中暗生报过一箭之仇的窃喜，同时又为这略为冷寂的学术角落开出色彩纷呈的鲜花而鼓舞。阅读中时而感到振奋，时而感到欣慰，时而感到豁然明了；又时而感到不解，时而感到疑惑。限于笔者能力和文章篇幅，姑且就若干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谈一谈看法。
一
首先是民族问题。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执政的国家，民族问题必然是非常“醒目”的关注点。
《文化史》在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汉地’士人的心态”就提出并讨论了民族融合与民族意识的话题——
“蒙古南下前，中原地区受金朝统治长这百年，北面的燕云地区更先后受辽、金统治达三百年之久。在此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汉人多已适应在非汉族王朝统治下生活，‘夷夏之防’几成陈迹，民族界限渐趋淡漠。在他们眼中，每一次外族入主中原仅代表王朝的又一次更替，自身并无多少种族存亡的危机感。”
相比而言，目前大专院校的古代文学史教材和课堂教学，凡是讲到元代杂剧家关汉卿的《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的思想倾向，几乎众口一词，都强调这两部代表性作品的拥汉反蒙意识。但实际上无论是关汉卿还是马致远，作为长期甚至世代居住在金朝女真族统治地域内的臣民，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乃至政治伦理上认同了这一政权。这是有据可查的。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著录关、马皆为“大都人”。按隋树森先生所编《全元散曲》，马致远的[中吕·粉蝶儿]套曲的“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残曲[黄钟·女冠子]套曲的“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等等，对元朝的歌颂到了阿谀甚至肉麻的程度。说这样的作家借写杂剧来拥汉反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可惜《文化史》没有拿出更多的文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只引了《金史·世宗本纪》中金世宗完颜雍的一段话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用人性或道德来解释一切。并且进一步推及——
“其实，不仅燕京一带的汉人如此，整个中原地区的汉人都有这种情况。与此相适应，中原汉人的精英阶层——士人的政治态度也变得越来越灵活。在士人看来，外族政权入主中原，只要能继承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以‘汉法’治理中原，就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即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
完颜雍在位近30年(1161～1189)，对世态民俗应该较为了解，因此用他的话来解释这一政治现象，好像已经说得过去了。但是，其中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众所周知，蒙元一朝定贵贱，按照四等分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所谓“汉人”，主要指灭金以后所得在原金辖地居住的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人口。说得再明白一点，当时北方人的民族血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纯正。对于稍许了解中国北方历史的人来说，这是常识。那么，包括关、马在内的“汉人”，到底是怎样的民族血统意义上的和国家政治意义上的“汉人”，都尚值得研究，遑论他们作品里的拥汉反蒙思想。所以，“拥汉反蒙”云云恐怕真有点架空就虚的味道了。
在此，想举两个例子做个类比：一个是历史常识。当初满清灭明，大兵南下取江南时，曾发生“扬州十日”“嘉定八日”(一说“嘉定三日”)的屠城惨祸，满、汉的民族冲突达到顶点，大有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之势。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满清皇朝被推翻，却正是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为亡朝“守节”。据说梁鼎芬“种树西陵”，誓不做民国的子民。王国维先生甚至在1924年鹿钟麟带领国民军“逼宫”时，要跳故宫筒子河殉难。时隔二三百年，民族意识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关、马是金末、元朝的人了，还能有多少汉族意识呢?—个是生活常识。2009年初，我到山西大同参观云冈石窟，随意请来一位导游小姐讲解北朝以来的佛教文化。她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眼球颜色微灰，鼻梁挺直。我的同行者于是趁她正解说北方民族文化之机，开玩笑说她就是胡种。她听了竟既不反驳，更不生气，像是默认了。这个简单的事例说明，今天北方民族混杂的情况有多普遍，何况当时。这种混杂既是现实，对于民族融和也有好处。据说，陈寅恪先生治史，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这个j薛义上说，《文化史》应该还有再深入一步的余地。但不管怎样，《文化史》提出了北方士人政治伦理的观点，不仅有见地，而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既是创新的，又是可信的，对于做相关文史教学、研究的人具有启发意义。
又如第一编第一章辟专节探究“‘汉地’的汉人世侯”，也涉及民族问题，而且关乎国家的治乱。
什么是汉人世侯?《文化史》定义为在大蒙古国统治时期，实际掌握中原各地的汉族地方武装势力，“本质上是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我在教授元初文学，涉及汉人世侯的时候，实在想不出来怎样解释这个概念，便临时使用了“军阀”一词，没想到竟从《文化史》里得到印证，不禁喜出望外。这些汉人世侯的特点是较早降蒙，承封拜专制一方，父子兄弟世袭。按照元代官僚文人胡祗通的话说，他们是“功成事定，剖符锡命，列为侯伯，连城数千，户数十万，租赋焉，生杀焉，一出于侯伯”。按照另一位同样身份的人郝经的话说，是“藩方侯伯，牙错棋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赋专杀，父死子没，今一再传……而各握重兵，多者五七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文化史》引用魏初《青崖集·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的如下记载作了相关世侯家族的介绍：“开府忠武史公(史天泽)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严实)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张柔)之于保定，地方两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竞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其实当时的汉人世侯绝不止这些，比如和张、史、严三姓齐名的，就至少还有河北藁城的董俊、文炳、士选父子祖孙一家。张柔第九子弘范任蒙古、汉军都元帅，擒文天祥，迫死宋幼帝赵爵，死封淮阳王。史天泽拜首相，专征伐，节制蒙古、色目、汉人诸将，破
襄樊，震动宋廷，死封镇阳王。当时的蒙古大汗限于实力，对这批人实行羁縻、利用的政策，他们于是乘时兴起，各自在北方、中原划分势力范围，大有裂土割据之势，甚至连蒙古皇廷分派各地的监印官达鲁花赤都不放在眼里：“诸侯制之，一摇手不得专，特拥虚位而已。”正因为如此，虽然汉人世侯在保持一方平安、发展当地生产经济方面不无功劳可言，但当国家政权一旦相对平稳，加之李瑁之乱“适时出现”，世祖忽必烈猜忌汉人世侯位高震主，他们的失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这也是易代之际，民族之间既战争又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吧。《文化史》的这些论述都是有理有据的。
二
其次是元代文学创作的风气问题。这一问题也和蒙元的内外政治分不开。早期诗文充溢着开疆拓土、杀伐金革、民生哀怨之声不必说了；而中期和晚期，特别是中期作为一代文化风气的转捩点又是怎样的呢?第三编第五章“文学艺术的演变”在第一节“诗文风格的变化”开篇，即引王理《(元文类)序》的话说：“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接着论述道——
“和前一个阶段(按指世祖、成宗、武宗时期，1260～1313)相比，这一阶段(1314～1368)诗文创作的主题亦有明显的变化。至元、大德间，南宋灭亡不久，‘遗民’。情结在南方诗文作者的作品中处处可见。此外，退隐山林、不求闻达的思想是南北作者经常吟咏的一个主题。这或是‘遗民’情结的表现，或是对仕途闭塞(这种闭塞是元朝歧视汉、南人政策的结果)不满而又无奈心态的流露。进入仁宗、皇庆、延祜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元朝统治日益巩固。加上一些有代表性的‘遗民’相继谢世。‘遗民’情结在诗文中日益淡出，只是在少数作品中偶尔有所流露。认同元朝的统治，为元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增多，成为诗文中的主流倾向。隐逸思想仍相当普遍，但大多出于对仕途闭塞的不满。随着元朝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社会危机四伏的象征不断显露，诗文中指斥政治黑暗、同情百姓痛苦的作品有所增加。全国农民战争爆发后，‘忠君爱国’是诗文中比较普遍的基调，但对民生凋敝、统治腐败也有愈来愈多的揭露。”
于是，元代文学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转入式微期。《文化史》第三编第一章简要叙述了元朝覆灭的几大原因——
1 皇室内部争夺帝位之争与导致国库空虚滥赏。
2 吏治的腐败与贿赂公行。
3 至正十一年(1351)耗竭民力的治黄工程引发的连绵近20年，最终倾覆了元王朝的混战。
这可以说是对元朝晚期政治的极好概括，也印证了上文对晚期文学的描述。
这里有一点问题，《文化史》把早期文学与中期文学的分界点置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以后。由于对元朝发展时期的标准认识不尽一致，牵涉到对具体年代的划分也不一致，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我想讲的是自己在元代文学的教学中也曾屡屡遇到元代文风变化这一命题，结论和《文化史》大体无二，因此，阅读这一节时十分欣悦，认为史学家对元代文风的描述是明白、到位、准确的，而且又一次感觉到不但找到了知音，而且是来自史学家的知音，心里不禁平添了几分自信。
三
更令人可喜的是《文化史》没有停止于一般泛论，而是深入个案，使其分析、结论系统严密。个案中重点提到了虞集、揭傒斯和黄淆。这些个案又选择得恰如其分，说明编撰者对当时的文学现象有精准的认识。
唯一可惜的是对虞集的评价稍觉简略了些，因为他一身包含了太多的是非优劣，评价起来很复杂，对后世又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据启功先生说，直到明代七子的诗歌还在他的樊篱当中，所以好像应当着墨多一点。
对于揭喺斯，则引黄溍的《揭文安公神道碑》说：“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引这么一段话，用意是巧妙的，也可以说是发今人未发之覆。直到今天，我们的元代文学史讲到揭傒斯，还是沿袭他仅仅作为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大诗人之一的窠臼老论。其实，揭俣斯的散文比他的诗歌一点也不差。
对于黄浯，《文化史》评论说：
“柳贯、黄溍、马祖常、欧阳玄与虞集、揭溍斯年龄相近。除柳贯外，其余五人入仕时间虽有迟早，但最终都得高官……柳贯、黄溍和虞集、揭滑斯在当时就有‘儒林四杰’之称。……柳、黄亦长于官场应用文字，黄溍尤为突出。”
并且在本句话的脚注中进一步发挥道：
“虞集、黄溍所作碑铭传记有许多蒙古、色目达官显贵；揭溍斯、柳贯所作碑铭传记大多为汉、南中层官员或士人。由此可以看出‘四杰’在当时地位实际上有很大差别。”
这真是一言中的，让黄溍无所逃形。当然，黄溍之所以为黄溍，他的“不才”还不仅仅在于善作官场应用文字，而且在于他以理学家和南宋名臣后裔，把全部的才华、热情都献给了赞咏蒙元新朝，而漠视日见深重的社会危机。
总之，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优秀的元代文化史，但希望不是唯一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