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心理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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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绚烂的时代。魏晋名士性情乖张，个性十足，但他们拥有那一个时代的心理共性，从《世说新语》中能观照出魏晋名士们独特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世事悲观，但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旷达、不滞于物、不拘礼节。他们惧怕死亡，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躲避政治祸乱，但又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甚至不惜以死殉道。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名士 嵇康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魏晋时期是一个注重内心世界，追求人生理想的时期，从《世说新语》中照映和折射了魏晋名士们的独特内心世界。
一.死的恐惧
魏晋名士的独特魅力，魏晋文学的深永意味，正是基于由死亡引发的人生思考，名士的死亡恐惧与当时社会的混乱有关，不是他们发现死，而是死的事实和可能性强迫他们去正视。一般中国人对死亡问题不敏感，或者说有意逃避，不但传统文化习惯回避“死”，就是个体本身，谁又愿意让死的重负压在心头？从东汉党祸以后，历经汉末战乱，三国纷争，司马氏篡魏，西晋八王之乱，永嘉南渡，社会动荡不已，民不聊生，士大夫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死亡阴影笼罩在名士的心上，因此，惧祸、求生、幻想出世、逃避现实乃至自我麻醉，少了许多兼善天下的理想，多了许多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从个人自身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秩序的角度观察个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悲不自胜”“风味转坠”“人情何能已已”“恸绝”“大恸”“一恸几绝”“一恸良久”的故事。正是在这里，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形成了。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仁远较个体生命重要，这种平静勇敢接受死亡的态度是把个人绑在社会整体与伦理道德上，忽视感性个体在面对死亡时，必然产生的恸与悲。庄子由社会返回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生死无所萦怀，“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至乐》）。不动心，无所谓，把死看得和生一样，甚至比生还快活，这同样是把具体的人取消了，而魏晋名士对死的忧患关切，对儒、道两家均是反叛，成为塑造中国人情感心理的重要契机。
死作为个体的事件，却无法在其得到解决，魏晋名士们把它和宇宙本体联系起来，正好达到对死的智慧解释：“人生若朝露，天道邈悠悠”，“世务何缤纷，人道若不遑”，“人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阮籍《咏怀诗》）把世道沧桑，生命短促与天地大化贯穿体味，在个体的自我意味中包含了对本体存在的思考。
由于魏晋时代的人生感怀总是与死亡、存在的探询连在一起，因而具有无限的宇宙意义，达到一种哲理高度，在《世说新语》中，这种“情”称为“才情”、“情致”“神情”等，它是一种智慧深情，使人重于情而不溺于情，执着我而能超越我，从哲学上说就是“应物而不累于物”（王弼）死亡问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二.自我的觉醒
正是由于对死的恐惧，魏晋名士想摆脱它，死是感性肉体的，而通向本体的精神却是死无能为力的，名士追求的是个体内在的精神的人，《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对个人品藻的礼赞，生动表现了这个时代的自我觉醒。
自我诞生的前提是对社会枷锁的蔑视与否定，对礼法的批判和抛弃，嵇康说：“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观，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显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固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自然好学论》），六经礼律都违背人的本性，只有在现实社会和周孔名教之外，才能找到人的生活。
因惧死而追求不死的存在，其必然代价是丢失人的感性之元，以片面的占有而逍遥一世，名士们的高举远慕超脱现实是以牺牲人的全面性为代价的，这是他们的根本弱点，真正的人事精神的又是感性存在的，名士所成就的仍是异化的自我，但名士们复杂而玄远的思想实为魏晋风度的形成动力和内涵，其魅力穿越千年，照耀至今！
魏晋士人们在对死亡深重的恐惧中思考个人生命的意义，发现个体的价值，对个体生命有彻悟，“如此人，曾不得四十”有“埋玉树著土中”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颂扬，王子猷灵床弹琴，哀号“人琴俱亡”发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喊。
魏晋之前，人们对才智的重视，主要着眼于政治的需要和人才的运用，而在魏晋人士的心中，才智是构成“人物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它本身还有独立的价值，他们谈论才智更多地是着眼于个体的价值和审美的感受，魏晋读书人推崇思辨，热衷在论辩中展示才智，激发才智，也是在其中发现美、展示美、欣赏美，给人以审美快感。
魏晋时期士人重视个人仪形的价值，将人的形貌、仪表的美看作是个人价值的一种体现，并开始研究这种美，人们不仅赞赏如玉如松、超尘绝俗的美，而且也赞赏形体不美，但有超然物外的风度之美。
士人们对个人生命、才智、仪形价值的赞美，对它们的自觉追求，从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庄子的自然秩序中独立出来，让它属于自我、属于现在，这显现出魏晋时期的个体觉醒。
三.自我的固守
名士觉醒，恢复自我尊严后，仍不断遇烦，嵇康诗中的“网”，名士们基本倾向于与其入世罹祸，不如退而出世，与其追权逐势碰得头破血流，不如求取形体的长生不老和心灵的自由超然，他们不同于庄子哲学逃出“世外”追求幽玄之境，而是逃出事外，但仍活在现实人间。他们对国家对人生是悲观和绝望的，既不屑或不愿如儒家入世救世，又不能如老庄之道，超脱人世或者超脱人类。在这种夹缝之中，名士们异常痛苦。
虽然名士们认为自己无法济世救国，但他们至少要让自己的生活随心所欲，基于此，名士们找到几条解除困苦的方式。
1.服药。服药原为治痛，魏晋名士都为延寿、推迟死期，死亡问题困扰人心，明知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却又仍然怀有一种希望，想通过服用丹药来延续生命，“服五石散，非唯治病，辄觉神明开朗……”“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
2.饮酒。为解除生的苦恼，“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现实享乐比渴望长生更好，而且沉醉也能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既有生理的享受，又有精神的解放。
3.清谈。药和酒都是“内修”其功能只限于自我感受，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内省性的超然感受表现出来，清谈由此产生，它是名士的首要任务所在，它的最大特点是“玄远”，要超越具体感性，把握人性本体，获得安身立命之所。
4.放荡形骸。为表现自我，有人干脆取消一切社会礼义，自然放达，以求惊世骇俗，像刘伶裸奔、王猛扪虱而谈……而真正代表名士风流的还是嵇康、阮籍。阮籍希望从社会中超越出来，进入无限自由的境界，嵇康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理想的人生要去除五难、调养得宜的养生开始。他们都向往自由世界，以“元”为本，与“道”合一，实现“畅神”、“尽意”、逍遥游世。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一不留神便会遭到杀生之祸，因此当时很多文人就借以酒精麻痹自己，放浪形骸，逃离权力中心，以此坚守内心纯粹的精神世界。他们这看似矛盾荒诞的种种为后世留下一片风光绮丽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史上少有如此旷达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参考文献
[1]刘义庆（南朝.宋）.世说新语.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9
[2]赵治中.汉末魏晋文人生命意识的演进.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04）
[3]高娟.30年来《世说新语》研究综论 江汉论坛.2014（10）
[4]陈琳琳.《世说新语》所见汉末魏晋名士及其心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0
（作者介绍：张莉，广东惠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惠州市建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