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归来话张氏
时间：2021-05-05 07:59: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回来,总觉得想要写点什么｡于是,我又一次来到汉旺柏林公园｡
走进大门,我停留在岳飞手笔“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的诗碑前｡紫岩就是张栻的父亲张浚,字德远,号紫岩居士｡岳飞这样写道: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
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张浚四任南宋丞相,他领导､组织岳飞､韩士忠､李显忠､杨存中等将领与金人开展了一次次殊死战斗,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公认是南宋抗金的､抵御外侮的一面旗帜｡公元1129年,京城沦陷,张浚眼见南宋江山不保,百姓受难,他主动请缨,带兵北伐｡临行,岳飞以这首诗相赠｡
这首诗早年是刻立在岳王庙里的｡动乱的年代,岳王庙曾被夷为平地｡后来,人们把它立在了这里｡这里是张浚的出生地,却不是他的葬身地｡其原因,是张浚自己不愿意｡他在临终前对儿子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不当归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
没有收复中原是南宋的衰败,其主要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不言自明｡作为张浚,他已经尽力了｡要有也只能是遗憾,哪会无颜见祖先｡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这责,他承担得也太大了,大得让柏林公园无幸埋忠骨了｡只留下他的父亲张咸,母亲计氏在这里与远在衡山的儿子遥遥相望｡
在宋代,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有名气的四大书院之一｡1165年,刘珙重建岳麓书院,请张栻出任山长,因张栻的老师曾向秦桧写信表示想任岳麓书院山长｡张栻认为老师没有得到的职位学生得到了,是对老师的不恭,就拒绝了,后聘为主教,行山长职事｡那时长沙一带有三个公认的教育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升入湘西书院;湘西书院的高才生才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似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一起进行探讨､辩论,学生可以旁听｡张栻和朱熹的会讲是很有魅力的,当时两人都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顶尖人物,讲堂里常常是人满为患,“一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听讲的人骑来的马把池水都饮干了｡
《岳麓书院》一书上有这样的句子,“张栻的贡献在于使湘湖学在岳麓书院扎根,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学术派别,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界确定了地位,同时,又因与朱熹相会于岳麓,开创了书院会讲的先河｡”“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张栻有自己完整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不应当只为“科举利禄”服务,应当“传道而济斯民”｡张栻撰写的､刻在讲堂正中的《岳麓书院记》被尊为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他主张读书不能为了金钱和仕途,也不能为了文章言语的工巧华丽,读书应当有更伟大､更有意义的目标,那就是传统优秀的历史文化,学以致用,匡时天下｡岳麓书院的学规､学则､堂训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张栻告诫他的学生:“学莫强于立志,莫进于善思,莫罪于自弃”｡他认为读书的方法应是“自博而趋约”｡他强调“博与杂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他很重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说:“观书当虚心平气,如其可取,虽庸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更加审择｡”
张栻的见解和治学方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不失正确与高明,难怪当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朱熹不远万里慕名而去｡
可以说,正是因为张栻､朱熹､王阳明等大师们的人格力量和渊博的学识塑造了岳麓书院特有的文化风格,才使之成为了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远的不说,就清代而言,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还有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都是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为此,乾隆皇帝还亲赐“道南正脉”匾额一道｡
其实,张栻对社会､历史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他小就受到父亲张浚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无益之言勿言,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张浚在政务之余或被谗落职闲居时,总是认真地教张栻研读易经､诵读古代圣贤书｡张栻为父亲的德行所感动,终日埋头苦读,常常弄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读书的过程中,张栻非常倾慕孔子的学生颜回,他认为颜回品德高尚,而且很善于向孔子学习,他广泛收集各种书籍中有关颜回的记载,二十六岁时就写成了《希颜录》上下篇｡并立志要成为颜回那样的人｡
张栻不仅勤学苦练,他谦恭拜师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张栻同父亲到长沙,听说衡山有一位叫胡宏(字五峰)的大学者,名气很大,但性情孤傲,朝廷多次召他去做官他都不理｡张栻立马便去拜谒｡第一次去,说不在;第二次,吃闭门羹｡张栻比刘备“三顾茅庐”还多了四顾,五峰终于被张栻的诚挚所感动｡张栻很快得到五峰的尝识｡当五峰见到《希颜录》时,欣喜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后来张栻又受宇文绍节､范仲黼､陈概等人的影响,学问造诣更高更深了｡在此后的十余年,他奔走讲学,四面交友,朱熹､陸游､吕祖谦､杨万里､张孝祥,都是张栻的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问事､深明思辨｡由于他敏而好学,勤于思考,取众家长,补己之短,自成体系｡在宇宙论方面张栻提出了太极､理､心､道､性等一系列横向联系的本体范畴作为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源､从哲学的角度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找到了依据;在伦理学方面,张栻把伦理学和宇宙论结合起来,认为“礼”､“义”都与天理相通,天理不仅是宇宙的本体,而是人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并提出了道德修养方法上的“居敬说”;在认识论方面,张栻认为,不仅知先后行,而且知行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他反对重知轻行,提倡躬行践履;在辩证论方面,张栻吸取“周易”､张载､周敦颐､邵雍､二程等思想精华,结合自己的研习心得,提出了阴阳对立､发展变化和积累等观点｡张栻的理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既是理学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湘学的理论代表,奠定了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位置,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深远,从古到今都被尊称为“理学宗师”｡
张栻自幼得忠孝之家传,进而渐明“圣人之道,逐步树立了“致君尧舜”的理想,他怀着济国济民的远大抱负,立志效法父亲的榜样,要为振兴千疮百孔的南宋王朝干一番事业｡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召张栻入朝｡张栻极力规劝孝宗发奋图强,说:“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外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陛下勿怠此心,盖加省察,而亲稽左以扩充之,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可革矣｡”孝宗对张栻大加赞许｡
张栻像他父亲一样,是一个敢于直言犯上的人｡符离一战失利,孝宗抗金的决心便动摇了,立即起用秦桧死党汤思退为右相,又派卖国贼卢仲贤前往金营议和｡张氏父子在前线得知这一消息,怒不可遏,心急如焚｡张栻奉父命星夜赶回朝廷,在孝宗面前大义凛然,慷慨陈辞,陈述议和的弊端及卢仲贤祸国殃民的罪状｡孝宗当时很不高兴,后来终于为张栻的忠义直言所感动,经查证后,将卢仲贤交大理寺论罪｡
孝宗是一意志极不坚定的人,常常为奸佞之臣的花言巧语蒙蔽｡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张栻的父亲张浚在汤思退一伙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下再次被谗去相位,孝宗既而同金人签订了割地求和的卖国条约｡张浚怀着未能恢复中原的遗憾在江西去世｡
张栻怀着国难未除,父亲又去的巨大悲痛连夜草书上奏,十分尖锐地指出南宋衰败的主要原因是战和不定,没有坚持抗金,为了鼓起孝宗抗金的勇气和决心,他列举历代屈辱求和的教训,更从“隆兴议和”后南宋日趋贫穷的国情出发既反对屈辱求和,又反对急功近利,轻敌冒进｡他主张修德立政,加强战备,待时机成熟后一举破敌.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宰相虞允文在孝宗面前鼓吹敌势弱可取,左相陈俊卿认为国力尚差,还不具备收复失地的条件,孝宗拂袖而去｡陈只得辞去相位｡此时满朝文武都没敢站出来说话｡张栻挺身而出,明确地表示他赞同陈俊卿的观点｡他把国计民生的现况简练清楚地说给孝宗,孝宗听了张栻的陈述,脸色有了变化｡张栻又说道:“今日当哀痛之召,明复仇之义显绝虏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先将帅,练甲兵,以内修外攘,进退战守通为事,具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起而争先矣｡”
听到这时,孝宗连连点头,认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明白而又深刻的论奏,欣喜地说:“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
张栻为官时,“每到一处,总是遍访民情,体谅老百姓的苦痛｡对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主张与他们建立友善的睦邻关系,他严禁相互掳掠､彼此仇杀｡那时候,有些汉人偷入少数民族地区行窃按法律应当处死｡但过去的官员岐视少数民族,往往庇护这些罪犯｡张栻却派兵四处追捕､依法处斩｡如有少数民族合伙作案的,他命将其押交少数民族自己处理｡他的一系列作为,深得少数民族人心,在他统辖广西二十五州时,政通人和,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尽管张栻为国为民忠心耿耿,但仍受到投降派的打击｡以宰相虞允文为首的奸臣在孝宗面前竭尽搬弄是非之能事,说动了孝宗,孝宗欲罢免张栻｡当时任敷文阁待制的杨万里挺身而出,对孝宗说:张栻有文武之才,有经济之学,如罢免张栻,会让正直的官员寒心｡他赞扬张栻:“自立朝以来,懔懔自奋,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无不为;其在讲筵,有所不言,言无不尽｡”詹事王十朋也上书虞允文极力推举张栻的德才｡他说:“直声以著,中外称贤,一旦外除,有识无不短气｡”一些主战派的大臣都纷纷上书要求留下张栻,以“爱惜人才,留贤自助”｡虞允文却置之不理,最终张栻奋然离开朝廷｡虞允文是巴不得要除掉张栻这颗眼中钉｡他心里忌恨张栻由来以久｡
1182年,张栻在江陵病逝,广大老百姓为这位清正廉洁的“父母官”悲痛不已｡据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记载,当张栻的灵柩从江陵运走时,当地老百姓挽车哀号,数十里哭声震天｡孝宗得知张栻去世,嗟叹不已,为自己没来得及大用张栻深感痛惜｡
张栻临终前,痛感国事日衰,奸臣当道｡从病榻上挣扎起来自作遗表说:“再世蒙恩,一心报国,大命致此,厥路无由,犹有微诚不能自已｡伏望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绝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生命垂危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事｡
写到这里,我不禁生出些遗憾,长沙岳麓书院里仅有的是张栻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事迹,要是能把他在治国安邦这一方面的业绩也反映出来,人们对张栻的了解不是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吗?
责任编辑 卓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