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另一种声音

季进:现在海外汉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也接触过一些国内知名学者,他们都愿意和我讨论海外汉学,也很支持对海外汉学展开研究之研究｡如何在研究中体现我们的主体性,以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海外汉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我现在关心的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么和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一种互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目前在美国的定位,是相当边缘的,但它取得的成果又是相当丰富,不容忽视的｡不仅仅现代文学这一块,古典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海外汉学研究,现在在国内备受关注,绝对成了一个很大的热点｡

王德威:我倒没有什么本位主义,海外汉学不管在国内怎样的蓬勃和热闹,在国外相对于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来,还是绝对的小众,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当然,最广义海外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从十八世纪到今天,起码也有了两百年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属于东方学嘛,就是东方主义的对中国的好奇,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非常杂乱,基本上是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那一套｡

季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或者说“东方学”,大概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纯粹的“东方学”,就是欧洲18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对整个东方的人类学研究､史学研究;二是欧美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三是欧美人处理东方事物的方法和机制,以此作为他们管理､制定和理解东方国家的理论和政策依据,达到他们殖民的目的｡最初的汉学研究基本还是第一个层面的吧?

王德威:对,比较严肃的汉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大概要到20世纪20､30年代之后,比如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啦,或者费正清的历史学研究啦,等等,逐渐逐渐烘托成了一个大的学科,基本还是对中国的研究吧,也就是所谓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文学方面的汉学研究,我倾向于用英文philology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词中文其实没有一个好的对应,也不是章句训诂之学｡

季进:有时候叫文字学,更多的称为语文学,含义比较复杂,确实很难有完全对应的中文翻译｡我记得李赋宁先生专门有一篇短文谈对philology一词的理解,他把它译成“语文文献学”｡

王德威:这个philology主要指很细腻的文本解读,所以传统汉学往往是钻在故纸堆,找到一个题目钻进去,虽然很精深,但也可能钻错了｡之后理论兴起,对汉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大家关怀的还是这一块,就是理论兴起之后看待中国的方法｡一讲到理论的话,那自然就是西方的理论啦,这本身就暗含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海外的人得风气之先,学了一套洋玩意儿,回过头来运用到中国研究,自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他的研究跟国内的结论自然不太一样｡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去的二十几年给国内学界带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相对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海外汉学所代表的一种很有想像力的研究方向,绝对是一个正面的效应｡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海外与国内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内出去的人也多了,对海外汉学,我现在倒觉得应该更多地用平常心来对待了,不必过于夸大它的功效｡

季进: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虽说海外汉学依然是一个热点,但还是应该理性地､客观地进行评说与反思｡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方面来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海外与国内学界能形成互动｡事实上,虽然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价褒贬不一,但它毕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1980年代以来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还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晚清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学界热点,都与海外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不管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局限,它毕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思想的空间､推进了理论的纵深,我觉得还是值得认真借镜的｡

王德威:说到互动的话呢,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你所列举的这些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失败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关于“后学”的讨论,我想这个也不用我多说｡最近这十五年,引进了各种理论,热热闹闹的,拿来就用了,也不管青红皂白,这里面肯定会产生一些问题｡当然,也有比较有意思的互动,比如前些年的上海研究,上海这个城市90年代再次兴起之后,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其中汉学家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从经济层面､从历史层面､从都市研究层面､从文化研究层面切入,比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就立刻让上海城市文化研究变得丰富起来,也相对的引出批评的对话｡还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陈平原他们做的民国以来的文化生产研究,象期刊杂志研究啦,大学教育研究啦,文人交往研究等等,跟国外的理论正好形成互动｡昨天问了你们Pierre Bourdieu怎么翻译的?

季进: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王德威:嗯,这个布迪厄所说的文化研究或文化生产研究是在非常细腻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架构上做出来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文化场域(the fieldof cultural production),其实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上,布迪厄他们未必知道怎么做｡陈平原他们本来做的是很规矩的国学研究,现在与布迪厄理论一碰撞有了新的火花,成了时兴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生产研究,变成热门的卖点｡最近布拉格的几个教授正在研究晚清的百科全书,而且发现了清末民初黄人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对了,黄人还是你们苏州大学的呢!

季进:对,当年东吴大学的黄摩西,他的那部百科全书是不是叫《普通百科新大辞典》?陈平原还写过文章加以讨论,题目就是《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最近还看到预告,陈平原和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合编了一本《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里面有瓦格纳(Rudolf G.Wagner)､费南山(Natascha Gentz)､阿梅龙(Lwo Amelung)､夏晓虹等人研究百科全书的论文,讨论晚清新政与西学百科全书的关系､百科全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等等,看起来很有意思｡

王德威:就是这本书,这是他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

季进:最早把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的概念,运用到现代文学研究的应该是贺麦晓(Michel Hochx)吧?他专门编了一本书,把“文化场域”作为切入文学史的一个很有效的面向,很有启发｡不过,布迪厄“文化场域”主要是指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努力挖掘各个场域内或场域与场域间的权力与知识之间的纠葛,这一点在陈平原他们的研究中似乎体现得还不够明显｡

王德威:对,我更多着眼于这种理论与文学研究的互动｡象百科全书的研究,过去也是一个很标准的学术研究的课题嘛,现在用一个新的观念套进去,自然产生不同的意义维度｡大家重新发现晚清西学百科全书的价值,认为百科全书代表了文化生产､知识生产的重要步骤,我觉得这种研究还是蛮有意义的｡这类的互动研究不少,成绩基本上也是正面的｡但是接下来我要讲句实在话,国外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客观研究,即所谓的材料部分,我们是有所欠缺的,所以才更多地注重与理论的互动｡但是,对一些唯理论是尚的同事,我不太能够认同｡我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你们都知道齐人有嗟来之食的故事,这些理论是我们学来的,并不是自己发明的,其实是“嗟来之食”｡在西方吃得快快乐乐,然后回到国内,很是骄傲,也接受了很多的掌声,这也许都无可厚非｡可是,我觉得不能对理论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骄傲,回来之后这个“理论的身段”一定要放下来｡

季进:你说得很尖锐｡其实,很多人坚持的“主体性”也值得商榷啊｡

王德威:主体性如果缺乏历史经验的填充,是一个空洞的词,一个非常黑格尔式的东西｡谈到主体性的问题,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场域,最好地加以利用,来和外界的场域进行交换,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不能说你接受了某种理论,或者你跟某位海外学者有交情,你就丧失了主体性了｡我觉得不至于,这就是一个学术对话的策略,而且这种学术对话会越来越频繁｡现在对中国的汉学研究用的都是西方的模式,西方的理论,而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谈本雅明､阿多诺､布迪厄､拉康等人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同辈的中国学者在方法及理论上的独特建树｡我们现在有多少时候,能平心静气地思考章太炎那种庞大的既革命又虚无的历史观呢?现在对陈寅恪讨论很多,可他里面的隐喻的诗学,还有《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有多少西方学者能够认识呢?很多人说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是老派的东西,我并不觉得｡你是专门研究钱锺书的,钱锺书那种跨越中西的胸襟与能力是令人惊叹的｡当然,1949年之后,有不得已的政治环境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也启发了他开创全新空间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的建树,我觉得海外的同事并没有正视,这是很可惜的｡我觉得到了现在了,如果还是张口就说本雅明什么的,那未免太单调了吧｡学然后知不足,我没有那个能量做章太炎研究,但我至少有能力和虚心读读章太炎吧?王国维在国内备受推崇,可在国外却是小众中的小众｡这不是很可笑吗,讲了那么多年的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却还是单向的｡我们在国外的人,有那么多的资源,又有语言的优势,理当为学术对话做点工作｡我们教了那么多年的阿尔多诺､萨伊德,当然可以让人们知道朱光潜,宗白华,瞿秋白啊｡这其实又回到所谓“主体性”的问题｡

季进:有道理!只有立足于中国学术自身,自然也就体现出了所谓的“主体性”,而不必刻意去强调｡我也觉得,如何强化这种学术对话的策略,的确引人深思｡这种学术对话,既是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对话,同时也是海外学者与西方理论的对话｡

王德威:话说回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各种理论的国籍身份,但也不应该仅仅甘于做“西学东渐”的代理人｡我们应该叩问在什么意义上,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发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贡献｡这未必全然是乐观的研究,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各种创造接踵而至,有的不过是昙花一现,有的是新瓶旧酒,有的证明此路不通,而最新颖的发明往往未必就能为当代或后世所接受｡在审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也应该问一问: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 ——反之亦然?传统理论大开大阖的通论形势和目前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国文学论述的重镇——从梁启超到陈寅恪,从王国维到王梦鸥——可以被有心的学者引领到比较文学的论坛上?

季进:我们一直说要“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就在世界的平台上,但中西古今的壁垒如何打破,确实非一日之功｡那我还想问一个很大众的问题,可能也经常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再到你,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发展脉络,你被看作是“第三代领军人物”,那么你觉得你和夏志清､李欧梵在研究理路上有什么异同呢?

王德威:大家总是把我们三个拉在一块儿,我觉得特别惭愧,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前辈｡像夏先生等于是我的师爷爷辈,因为我的老师之一刘绍铭是夏济安先生的学生,夏济安先生是夏志清先生的哥哥｡李欧梵是夏济安的学生,长我一辈｡当然我们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相同点,可以说某个意义上是继承了一个海外的人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欧美人文主义的传统｡至于不同的地方,像夏志清先生在1950年代求学任教,受到强烈的英美新批评的训练,还有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而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在政治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承担,夏先生也必须做出他的选择｡我和李欧梵生长在台湾,在探问文学现代性时,因为时代的改变,角度上自然有所不同｡夏先生觉得很迫切的一些历史和政治问题,我们却要换一个方法来问,作出不同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夏先生问的问题是感时忧国,李欧梵关注的却是浪漫主义或上海摩登,自然不一样｡至于我,实在是后来者,把我跟他们相提并论,我当然很荣幸,但也感到很惭愧｡我受到学术训练的时候已经是欧美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时代了,所以我可能不像夏先生那一代,对历史离乱有切身之痛｡我对文学､历史､政治的关系也很有兴趣,但研究的角度自然偏向多元､解构的看法｡李欧梵对海派的关注,有他先天的优势,他对西方的音乐､美术从小就得到陶冶,那是家学渊源,所以我也做不出像《上海摩登》那样的书｡我反而对表演艺术很有兴趣,我更偏向于诗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你也知道我现在正在重新考察沈从文所代表的抒情传统和现代性的问题｡我的抒情定义上跟传统的定义很不一样,不是小悲小喜的抒发,而是希望把抒情还原到一个更悠远的文学史的脉络里去｡

季进: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刚刚我们谈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可以说已成为一大热点｡但是,有的理论运用难免生硬,而有的理论的确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你能不能对这些变化作些评价?

王德威:其实我给你们写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里,已经谈到了一些,我不妨再申述一下｡首先是理论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对理论的关注当然说明学者磨练批评工具,以便更深入探讨学术问题的用心,因此产生的史观和诠释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现象也显示出东亚研究学者不甘,也不能自外于学院新潮理论所代表的“象征资本”交易｡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象周蕾(Rey Chow)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就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与代表意义,它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树立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也引起中国研究以外的学者的注意｡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我前面也说了,理论与文学研究的真正互动其实还是不够的,尽管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界众声喧哗,可是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新马克思主义到新帝国批判,从性别心理国族主体到言说“他者”,海外学者多半追随西方当红论述,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至于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这是我们必须保持自觉和警惕的｡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技的操作｡已有的成绩至少包括电影,流行歌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 后社会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大众文化和政治,性别研究, 城市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后殖民研究,异议政治,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等｡尤其是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更是备受关注｡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是尚的研究方向,这些议题无疑为现代中国文学领域注入源头活水｡但换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文化研究也不无历史因缘｡在很多方面,它让我们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夏氏昆仲和普实克等人自不同角度对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强调｡风水轮流转,经过了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以语言为基准的理论世代,新一辈的批评者转而注意文学和文化的外沿关系｡性别,族裔,主体,情感,日常生活,离散,国族,主权,霸权,帝国,等等话题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三是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以往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一以贯之的时间流程,历史事件和文学表征的相互对照,也就是所谓的“大叙述”(master narrative)｡而上个世纪末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则对“大叙述”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这背后后现代的各种历史观,比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谱系学 (genealogy),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的解构说,怀特(Hayden White) 等人的后设历史(metahistory)等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现代性”的探讨,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但我们对现代性的对立面——历史性——的辩证,仍显不足｡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累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海外现代文学学者在借镜福柯的谱系学考古学､巴赫金 (M. M. Bakhtin) 的众声喧哗论,或是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寓言观末世论等西学方面,不落人后,但对二十世纪章太炎既国故又革命,既虚无又超越的史论,或是陈寅恪庞大的历史隐喻符号体系,王国维忧郁的文化遗民诗学,并没有投注相等心力｡我觉得这仍然是不平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