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与史学角度佐证柴窑出河南郑州
时间：2020-03-31 07:59: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五代后周历任三代皇帝（1951～1960），历时10年。一代郭威，柴荣的姑父、义父。郭威无后，死后由柴荣即位。
周世宗人称“范本级帝王”。柴荣对所用官瓷的要求非常苛刻，选择优质青瓷做贡瓷。颜色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民间也有不少研究者拿宋代欧阳修《归田集》记载的“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来加以佐证。其实史书查证为清康熙年间的高士奇所著。高士奇《归田集》（十四卷）第一卷《汝窑画瓢条》所记，收录《四库未收书缉》之九缉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书中出现此句，而非宋欧阳修。足见柴荣帝对宫廷用瓷色釉的选择是十分考究的。宫廷用瓷一定是定格在“雨过天晴云破处”的天青色。为此，本人观察了多次“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色，分别抓拍了春、夏、秋、冬雨后云破处所显现的青色，各不相同，但十分美丽。
通过所见颜色对比越窑瓷器颜色，本人认为，在没有柴窑出土瓷片和史书明确记载的情况下，西安专家学者及柴窑爱好者把五代耀州窑定位柴窑的论证也不确切。西安方面的古陶瓷学者用自己收藏的疑似柴瓷，后引用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有关柴窑的章节。近年来出土的五代耀州窑精品，无论是残片还是整器都让柴窑的面目更加清晰，让其历史终于趋向真实。
西安学者带着疑似柴窑标本拜访耿宝昌先生，得到的结果是与史料记载的柴窑瓷器最贴合。耿老鼓励道：“揭秘柴窑不但震惊中国，而且震惊世界。他只是在做一件伟大而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还着重考证了《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北地郡”的出处与区别。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论述都值得商榷。
一、我认为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是权威，西安方面提供的瓷片及五代耀州窑精品只能疑似柴窑。马未都先生并没有确切说是柴窑瓷器，意味着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证，不确定的因素仍给人留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二、我认为耿宝昌是鉴定大师，用词“最贴合”，意思是耀州窑瓷器与史料记载的柴窑瓷器接近、类似、相似，但绝不意味着可以画等号。从言语的角度看，耿老给我们研究柴瓷学也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这就是大师级人物的语言艺术。
三、著名鉴定家李彦君先生认为“雨过天青”来自五代后周柴荣的柴窑，最早的“雨过天青”是指五代耀州窑所烧天青色瓷器，后来的“汝学柴周武”汝窑色更稳定。个人认为李彦君先生既看重五代耀州窑，又看重河南汝窑。语言的转换性太大，其折中的说法也体现了柴窑和窑址的不确定性。
综上论述，根据《格古要论》记载关于五代柴窑窑址问题，谈一点个人观点。
首先，我们要认可明曹昭《格古要论》的权威性。根据史料所载，明代早期的曹昭出生在收藏世家，对明代以前的家珍及世间留传珍宝有较深的研究和认识，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著书《格古要论》后经多人修正补遗至永乐天顺年间。永乐十九年近上官至刑部主事的王佐对《格古要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编辑成书《新增格古要论》。经考证，同名为王佐的宫廷仕人有近十人，历经明朝各个时期。但亦有明史记载，永乐二年进士《王植传》中对刑部主事王佐所论证，由此可证实，永乐年间王佐是《新增格古要论》的修订者。
王植与王佐同朝为官，《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王佐在整编该书时重点提到“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而“郑州”在隋唐时期已使用此名，言语简练确切并需要更多的描述。据考，现今的耀州在明代叫“辉州”。曹昭、王佐生活在那个时代，如果“柴窑当真出北地耀州”，一定会在《新增格古要论》中写成“柴窑出北地辉州”，而不是“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以《格古要论》中“古窑器论”章节的详细介绍为证，书中所述的汝窑、官窑……所述窑址地址，与当今发现的窑址位置一致，由此可见该《格古要论》的含金量和权威度。所以永乐年间王佐等人根据曹昭原著进行系统新增补遗时，对柴窑论述此章仍依据原文述之，尽量不作修改，对柴窑窑址的存在位置做了充分的肯定。
说完“柴窑窑址出河南郑州”，我们再来论述一下“北地郡”。北地郡辖耀州的时间在三国北魏（公元220～265年），“北地郡”的称谓仅用了45年。其余1000多年都不属北地郡管辖，史料记载北地郡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该地名的变更时间与明代《格古要论》成书时间相隔近800年，曹昭不可能引用已废止的称谓。常规性用词是让同年代和后人看的，不是让同年代的人去研究和论证的。所以北地和北地郡是文字上有雷同部分，而意义上毫无关联，作为一名研究者决不能张冠李戴，将不成规的言词硬套在一起。
不可否认，西安方面对于柴窑的研究和文化推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西安方面多次召开柴窑研讨会，走访著名学者、专家，发表多篇论文专著，做过多次新闻报道，皆以耀州窑为基准力推该窑为柴窑。但在每一篇文章和每次新闻发布中都忽略一个问题，即与明曹昭、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中“古窑器论”中“柴窑”章节的第一句的完整论述：“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我想，我们既然论证柴窑在耀州，首先要提出充分的论据去推翻“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这句《新增格古要论》中存在的事实，不然付出的努力也是一个文物界只討论而无任何结论的时代大命题。
最后还想说上几点论证自己的观点：
1.柴荣是河北人，后周建都开封，存在时间较短暂，收复当时已废的地名北地郡。《华源县时间再考》中证实，只有北地郡纳为自己的领地，充分巩固后，耀州窑的精美青瓷才可能作为官用瓷使用。关于柴窑的论述存在问题之多，没有确切论证和充足的论据来印证其存在。
2.后周时代河南已能烧出精美的青瓷，如郑州东大街老城区改造时出土瓷片由郑州柴瓷研究会会长田培杰先生提供并证实为北宋早期，本人已过目瓷片，但暂无窑口归属。汝州、巩义、禹州等烧青瓷技术已非常成熟。聪明勤政的皇帝柴荣会舍近求远吗？根据当时的战乱和运输难易情况，柴窑选择开封附近河南境内最为合适，便于使用。
3.《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英武贤明，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曾诏书：“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在限佛运动中又颁铜禁，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召令，并派义弟赵匡胤去新窑督办瓷器烧造，应为传说替代金银铜器。从此开始了祭祀礼品，装饰有了以瓷替代金银铜器的需求，陶瓷史上出现了有仿金银器工艺与青铜礼器形制，青色为主，胎体薄的诸窑官用瓷器。
4.《格古要论》中“柴窑出北地”，从语言学上讲就是一个方位，而非行政区域，“北地”与“北地郡”不能混为一谈。
越来越多的人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在做一件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事业，用自己毕生精力在为各自的家宅增光添彩，无论他们成功与否，柴瓷研究是个大命题，后人还要继续研究下去，他们无私的奉献在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古陶瓷爱好者，最终的结果会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