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族群的边缘心境

一

在马华文坛中崛起的林幸谦，属年青一代的“六字辈”。尽管他在蕉风椰雨中降生，后远离温暖而让人眷恋的热带雨林来到宝岛读硕士学位，再到浮华香江摘取博士桂冠，但他并不是中国的台港作家，而是马华作家——说确切一点，是漂泊世界的华文作家。

马华作家的“华”，既是指“华文”，又是指“华人”。林幸谦用华文写作，又在马来西亚出生成长，当然是马华作家，但又不是一般的马华作家。他这十多年来所体现的多元文学特质和国际化视野，如对文化知识界主题的反思、国际城市书写、性别论述和五四／文化课题的表现，均使人们对他这位从“马华”来又超越“马华”的作家刮目相看。

林幸谦浪迹天涯的经历，与另一位从马华出走的武侠小说大家温瑞安极为相似：吉隆坡—台湾—香港。但两人从台湾出走的原因不同：温瑞安是因为介入政治而被台湾驱逐出境，后流落到香江，而林幸谦是因为留台学历不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只好到第三地香港继续深造。同为认同中国的温、林两人，在认同方式和程度上也有重大差别：温瑞安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彻底回归中华，在中马未建交时还一度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代表，以侨生的身分求学、写作。而林幸谦却让海外华人的本土意识挤对中国的侨民意识，以“海外华人”的身份取代“华侨”，所书写的不是“侨民文学”，而是“海外华人文学”。他虽然也以文化中国为自己的精神原乡，无时无刻不在向往长江长城，但身体所处毕竟不是故乡而是他乡。

在林幸谦看来，人类原本就没有家乡，乡园只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幻影。以出生地而论，他虽然吃马来米长大，但说的却是汉语，写的又是中文，其祖籍为中国福建，故大马的胶园棕榈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乡。相对于用马来文创作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用中文写作的马华文学只能是边缘文学。而中国作家认为林幸谦最难割舍的是婆罗洲雨林，他当然是华人而不是中国人，难怪昆仑、黄山在林氏看来是他乡。至于他生活过的台湾，现在的工作地香港，并非是中国的主体，这就使他的创作注定要被边缘化。在这种“双重边缘”的情况下，林幸谦自然信仰“本体论的流放”，不承认有实体的土地和可指认的家乡：

自从祖先离乡背井，他们就往回家的路上走，而不是往离乡的路上走，却永远也回不了家，愈走愈远，终其一生，恐怕都回不到故国。①

此话看来似不合逻辑，可仔细一想：乡愁确是随着船票、车票出现。也就是说，离开故土才感到家乡的可贵，才会想起故乡井水的清甜。而漂泊南洋，是林幸谦的祖辈无可奈何的选择。就是到了南洋，也只能望洋兴叹：故园何其遥远，什么时候才能亲炙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对林幸谦来说，只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与血缘和文化有关，却与国界无关：

流放情境，曾经使海外人失去了他们的身分，渴望着回归主流。在中国模式的历史情境中，海外人最沉痛的记忆不外是这种流离的文化情感。由于历史文化的牵引，加上个人的选择，我也走上了寻找回家的路。②

林幸谦继《狂欢与破碎》之后出版的《愤懑的年代》③,便以“寻找回家的路”为主旨。就文类而言，它无疑属散文。就性质而言，是后现代散文。就内容而言，是永远生活在“祖邦成了异邦，他乡成了家乡”的边缘人所作的边缘思考。就手法而论，是真实与魔幻、欲望与压抑、狂欢与哀愁、重构与颠覆的双重书写，其走向的是史学与心理学的暧昧领域。他这些名曰不分行的散文，其狂野的语言有时像一首激越悲楚的现代诗，诡谲地滴落在读者心中的盆地里，染湿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梦土。

梦土向来比地理学上的乡土更具有激动人心的魅力，这就是林幸谦不满足于写实俘虏读者的地方。林氏之所以钟情于梦土，追寻人类心灵上的文化故乡，缘于他生活在一个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年代。每当他从维多利亚港的暮色中回家时，常有一种寥落的心绪：说自己到了梦魂牵绕的中国，却是远离中心的边境。这就难怪他在这本散文集中，以雨的心事诉说在待整的天国之外所出现的忧伤：

到处播下的湖泊

你是我一度拥有的土地

我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他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均体验着另一种离散族群的边缘心境，冷漠地和海外炎黄子孙共睹分裂的视野。难怪他有浓郁的边陲情结，心头有一片任你狂喊的文化海岸。像所有边缘人一样，他身后的风带着满满的思乡叶子，穿过人群，越过城市。他对“南洋近于失根的新生代，对生命、社会、时代和文化的反思”，比同时代作家有更坚诚的勇气。这种“从生命的哀悼情绪到时代深沉的思索”，以及从压抑的历史中找到巨大的精神创伤，别人也书写过，但像林幸谦那样用狂暴的异质性文体表现得如此浓烈，并不断输入“向大海诉说被隔绝的孤独”的元素，这可能就是他的独到之处了。正如陈鹏翔所说：“倘若我们能从离散漂零文学的视角来解读林幸谦的诗篇，我们当会发现，他诗中隐藏了不少这一类文字质素：孤寂、疏离、破碎、失落、流亡、漂泊、异化、阴晦和乡愁等等。由于在成长、受教过程中受到排挤被边缘化，诗人很自然的就以隐喻的修辞把其感触外化，例如在《独处马大中文系》起始那一节还奢言要‘撑起／大汉的图腾’，可到了第三段第一节却写出此岸／彼岸的对比……”④

现在是诗歌被遗弃而散文受宠的年代。散文要写得有新意，有纷繁苍驳的意象，在表现手法上要让读者眼花缭乱，并不容易。林幸谦的散文之所以能将华裔世界的馥郁表现得耐读，将历史的荒唐而又真实的忧伤情境表现得耐看，就在于他的记忆之石蕴藏着幻象与现实的种子，他所采用的是反模拟的书写模式。他在浮动的宇宙与追思的阳光中，在寓言与实录中任意穿梭，将亦人亦魔的印象和亦真亦幻的记忆加以升华、纯化和诗化，以传达神与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文化中的对话。他无论是写溯河鱼的传统，还是写人到中年的魔之孤寂；是写斯芬克司的死讯，还是画薄暮的风雨图，或对诡谲的人生探索，其所表现的忧伤情绪均超越了各种范畴的心理学，也超越了各类诠释学的范畴，具有典雅性和高贵性，有相当的浓度和深度。

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被肯定后，抑制不住内心狂喜和自傲的林幸谦，向尼采和鲁迅借鉴了诗化哲学的随笔手法，其文字是抒情与议论的结合，现实与幻觉的融合，激情独白与哲学思辨的混合。像《癫痫之路》，由叙事而抒情，转而带出“所有一切人性的扭曲迫害和心理的忧郁，都是名副其实的反动分子”的议论。《相思树下的晚宴》，在具有诗神血液的同时，兼及“不管纵欲或禁欲，生命的悲情就在其中”的知性独白。通常说来，一篇散文如果全是哲学思辨，就会变得索然寡味；如若纯是“个体的哀伤”式的抒情而缺乏叙事的成分，就会变得空泛或浅薄。而林幸谦的散文兼容真实的梦幻和荒谬的现实，兼容寓言与小说、哲学与自传，还有魔鬼与天使、胶园与小草原。这里有无规则的跳跃，又有悲豪的幻想；既有绵密细致的笔致，又有轻倩灵巧的构思，在海外华人散文创作中可谓独具一格。

马华散文经历了从写实到倾向于现代主义的过程，而到林幸谦手里则钟情于后现代。他和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仅努力探索后现代精神忧郁症的特征，而且还注意用创作实践去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至和弊端。本来，理论与实践难免有相抵牾之处，但林幸谦具有当代人新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观点，善于将学术探讨与文体实验圆融一体，不愧为同道中的高手。

《愤懑的年代》的出版在昭告海内外文坛的读者：挺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棵壮伟的合欢树。他扎根在华社雨树下的故土里，拥有先知般的智慧和歇斯底里的忧思情结。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后殖民语境下海外华人的身份焦虑和价值困惑，并以他充满魔幻的抒情才能，解构自己被放逐的灵魂的创作实验，添加了当代（海外）华文文坛散文创作中的边缘人形象和离散文学体质。在他那沉郁悲切风格的后面，蕴藏着浓烈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

二

林幸谦同时经营诗与散文两大文类，这主要不是受同乡前辈诗人余光中的影响，而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启发。海德格尔说，诗的反面不是散文，真正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没有诗意的；散文和诗一样，都是充满诗素的鲜见文体。这样的看法，很能说明林幸谦的文学观，故林氏进一步说：“我的诗，有时可以为我的散文做注，或者说，我的一些散文，可以成为诗稿的注释。”⑤ 的确，他的诗和散文内容有相似的一面。

为人谦和、性格剽悍、语言狂野、情绪亢奋、境界雄浑、诗风悲壮的林幸谦，其盛名既来自小说家白先勇、评论家刘再复、诗人痖弦的推荐，也来自他运用女性主义和拉岗心理学建构写成的张爱玲研究专著，同时来自他的“香港经验”，即“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出生背景、教育背景，把语言与个人、国家、政治、身份、神话、权力糅合起来，分析或呈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有诘问、有质询、有内省、有沉思、有性与暴力……”⑥，同时对边陲化、漂泊离散、族群差异、文化乡愁和躯体与欲望关系作出探讨。

和这种探讨有关的是争论不休的老话题：马华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一种意见认为，马华文学用的不是马来文，作者也不是马来原住民，因而这种文学不能称为马来西亚文学，而只能是“在马来西亚发展的中国文学”。温瑞安就认为马华文学“不能算是真正的马来西亚文学”，它只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已，原因有三：第一，“没有中国文学，便没有马华文学”；第二，马华作家使用的仍是标准的中国文字；第三，马华作品中的传说和神话，乃至心理状态，仍是中国的⑦ 。温瑞安最强调的是第二点。他认为“马来西亚华文”的本质“仍是中文的本质，如果用它来表现马来西亚民族思想、意识及精神，那显然是不智而且是事倍功半的事”。显然中文如果要“表现马来西亚的民族精神和意识”，便得脱去“中文的本质”而“马来西亚化”，把“本质异族化”。可是这会导致如下后果：“既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价值，又无法蕴含新的文化价值。”故他的结论是：“华文难以表现别种国家的民族性反之亦然。”⑧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光看使用的文字和写作源头，还要看作品的内容和发表出版地等项，像众多马华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并不是北京、上海的生活而是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发表和出版处也多半不在中国而在马来西亚，故这种文学当然不是中国文学。

为了使马华文文学具有主体性、独立性，有人提出马华作家要“三反”：反奴役、反收编、反大汉沙文主义，要与中华文化“断奶”⑨，至少要与中国文学划清界限。林幸谦没有参加这场讨论，他只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证明：马华文学姓“马”，它不是中国文学，但马华文学又离不开“华”，尤其是是离不开中华文化，他2007年在台北出版的新著《叛徒的亡灵》⑩，便向读者报告了他的“五四诗刻”，披露了他的创作生命力的源泉来自于中国“五四”的新文学传统。

该书共分九卷：沈从文图、鲁迅图、郁达夫图、萧红图、徐志摩图、林徽因与张幼仪图、张爱玲图、盘古图、女娲图。读者通过这九“图”，即可领略到这位华文诗人丰富多彩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归乡路线，这么多红尘血肉，这么多生死场外，这么多遗稿残卷，以及观音咒语、声色蝶舞乃至提琴叶片。这就无怪乎他以自己的独步之姿，不仅走进东南亚华文文学史，而且走进世界华文文学史了。

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多难，还由于政治的干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充满着忧伤和苦难的文学史。它的每一页，不是记载着出走和逃亡、无序和紊乱、苦难和挣扎，就是记载着破街暗巷、悲剧神曲，迫得作家在“生活中，一个永远的败北者／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全部挖出来”（《独白》）。这是缺乏欢乐的文学，这是引发人不快记忆的文学。这就难怪在林幸谦笔下，新文学导师鲁迅得了“厌世病”，病情不是把他“变成一种乌鸦”，就是幻化成“一只忧伤的白象”。这还影响到从没有享受过春日阳光的“鲁迅学派”：“冬从没有过尽／租界里独一无二的季节／沉默着？冷的零度／凝态学派的性格。”把“鲁迅学派”写得这样阴冷，这样令人透不过气来，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但鲁迅的亲密战友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长期生活“在野草丛的冬天深处”的事实，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鲁迅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药》。这“药”，不单纯用来治疗肺痨，它是革命先驱一直在寻找医治中国社会痼疾的“药”。林幸谦深刻领会到这一点，故他笔下的新文学家，差不多都带有一种“苦”味。像女作家萧红的香江异旅，是“人生的苦杯”带她去飘摇，去流浪。哪怕是最潇洒的诗人徐志摩，在小庭园里度过的也是“最哀伤的时光”。1949年后，作家们和广大工农兵一起翻身得解放，日子是否过得甜蜜了呢？未必。像魔鬼夜访过的钱钟书，虽然是“世人们读不懂的一本书”，但像“红色人间的一本书”，还是可以读懂的。它所记载的《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反胡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使这本书“不过是个地下鬼／学魔鬼闲行”。姚文元和大大小小的“大批判组”，正是这样的帮闲文人和“学魔鬼”，它使钱钟书一类学术权威“受人子的摧残”，受红卫兵的批斗和鞭苔。

林幸谦写新文学作家的主要艺术特征是：采用自由诗的形式，短小精炼；善于捕捉人物的主要特征加以生发，然后定位，如作者将郁达夫称之为“颓唐派领袖的代表者”：

……你放逐你的时代

自己却被时代给遗弃了

清教徒的颓唐派代表

生之旅的碎片四处飞扬

走不完的亡命路

亡命人小憩在失血过多的海岛

神召而来的荒蛮之岛

容你小憩(11)

这里从生写到死，既是抒情的，更是知性的。头两句写郁达夫所处的时代及时代对他的嘲弄，概括性强，还适当运用了“互文”的手法。后面写对郁达夫一生的评价及其死亡之寂寥，作者所走的显然不是古典诗词纯然抒情的路线：“颓唐派”演示之外是“走不完的亡命路”的理性指涉，才是该诗的主旨所在。正如痖弦所说：“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诗中那些玄思、随感以及情景设造，只是思想的客观联系物或对应物，它们是为了完成思想的知觉化存在的。思想得以凸显，诗情的释放才有意义，而形式（尽管有人说艺术的伟大是因为形式的伟大）才有归宿。”(12)

林幸谦在用思辨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名家列传的同时，还善于选取一两个重要生活片断，画龙点睛地予以评说。如萧红，是通过“那一年，欧罗巴旅馆的雪冬”去写其饥馑恋情；写徐志摩，是通过“想飞的夜晚”去倾诉主人公与恋人分手的哀伤；写张幼仪，是通过“古城楼中的回音”写其生的滋味，全在床上诞生；写张爱玲，是通过“逐蚤而居”写其漂荡和荒凉的一生。所有这些场面是典型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的，语言是生动有力的。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作家和诗人灿若群星，值得咏唱者自然不止林幸谦所写到的沈从文等几位。不过，进入他创作视野的已有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代文坛的泰斗，以及诗坛宿将、小说大师、散文名家。但作为一位海外学人和诗人，林幸谦对这些名家的评价与中国大陆学者并不完全相同。像鲁迅，他是这样评价的：

用他独特的强者的忧郁

用他细弱温柔之叹

一个厌世症的反抗者的时代战书

一个千夫所指者的眼神

以暗黑的目光

指向千夫(13)

这里强调的是“忧郁”和“厌世”，虽然作者也认为鲁迅是旧世界的反抗者，但对其反抗动力的评价显然与流行说法不同，这便是林幸谦观察独特，不人云亦云的表现。

作为学院诗人，其作品特点是书卷气重，林幸谦的《叛徒的亡灵》也不例外。他的作品，用了不少作家的书名，仅《在老舍的舞台上》，就有老舍的作品《小坡的生日》、《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猫城记》入诗。这里用得是那样自然工巧，即使没读过这些作品的读者，也不妨碍其理解作品的诗意。此外，林幸谦写新文学作家，每首诗前面差不多都有作家的语录。这语录经过精心挑选，再加上分行排列，使散文语言更有诗意，这也是形成林幸谦诗作的艺术魅力之一。作为华文诗人，林幸谦作品的语言不同于传统诗歌，其遣词造句均有现代色彩。像“没有稿费比纸笔费还少的生活／文艺作家就可以成为不吃饭喝茶的动物”，与固有文法大异其趣。也许有的读者不习惯这种表述方式，但读多了便会感到这种写法有特殊的韵味。正因为林幸谦注意对平常用语及其叙述方式的改造，所以他的作品才放射出异彩。

林幸谦的文路颇宽，除了离散／边缘主题外，他在《诗体的仪式》(14)、《原诗》(15)中有不少城市书写，另有性别、女性主义、男体／父权思想主题，知识分子／文人／作家主体与边缘课题。显然，缪斯对这位从赤道季候暴雨中走来的写作人宠爱有加。此外，他还从事学术研究，其抽象思维能力未必输给形象思维。他不断地变幻着自己的作家身分与学者角色，且每每有所提升和突破。笔者很早就读过他苍昊罔极、天涯做客的作品，但直到2001年在北京开现代诗研讨会时，才有幸结识这位号称由“魔鬼和灵魂”养育长大的谦谦君子——一位不爱出风头的年轻人。在那次研讨会上，很少看到他在香山抛头露面。故国的影子虽在海上漂晃，但他没有像一些功利主义作家在国际会议上推销他那“恐年华与宇宙同归”的作品，这与他会后将诗文天女散花地撒落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撒落在亚细亚密密的文林里所出现的飞花图大异其趣。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作为“离散族群”一员的林幸谦所表现的边缘心境，拥有突出的潜质和后劲，这使他那“探索内心世界的宇宙和永恒的憧憬”创作实绩令人刮目相看，并使文学研究工作者对这位来自“马华”又超越“马华”的作家未来创作充满热烈的期待。■

【注释】

①② 林幸谦：《狂欢与破碎》，35、34页，台北，三民书局1995。

③ 吉隆坡，马来西亚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

④ 陈鹏翔：《政治／他者的偷窥仪式》，见林幸谦《诗体的仪式》，211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

⑤(12)痖弦：《漂泊是我的美学——林幸谦生命情结的文学省思》，见林幸谦《诗体的仪式》，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

⑥ 黄灿然：《从本土出发·序》，见黄灿然等《从本土出发》，13页，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97。

⑦⑧ 温瑞安：《漫谈马华文学》，载《回首暮云远》，12—15页，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77。

⑨ 林建国：《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见吉隆坡《星洲日报》1998年3月1日。

⑩ 林幸谦：《叛徒的亡灵》，台北，尔雅出版社，2007。

(11)(13)林幸谦：《叛徒的亡灵》，52、32页，台北，尔雅出版社，2007。

(14)林幸谦：《诗体的仪式》，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

(15)林幸谦：《原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1。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