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的故乡与异乡
时间：2020-05-20 07:52: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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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初安民_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总编辑
周日的午后，台北郊区的淡水老街仍有许多闲散游走的观光客，近几年声名鹊起的个人书店“有河BOOK”，镶嵌在背对老街面向河滨的窄巷二楼，一不留意就可能过而不见。然而从陡直的楼梯走上去，视野立即改观：错落有致的书架，宽阔典雅的阳台，阳光闪烁的淡水河，对岸静静横卧的观音山，顿觉眼前一片开朗。1948年生于南京的著名华裔作家李黎女士，2011年11月重返台北发表新作《昨日之河》，除了在诚品书店举行签书会，也选在“有河BOOK”的阳台与她的书迷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近距离对话。闹中取静的书店，风格就像李黎的人，自然而优雅。
李黎虽已定居美国40年，游历过世界许多国家，也经历生命的种种转折，但数十年来坚持以中文写作，已在两岸三地出版30余册小说、散文、剧本；因为她始终把华裔读者放在第一位。她的新书《昨日之河》，更以轻淡的散文笔法回首离散时代的小人物辛酸，首度揭露她因着大时代流离而造成的意外人生。她在书的前言里这样写着：
“过去是异域，不能回去，但可以追忆……
在她的心里，这些故事都是写来给家人读的。于是她开始写回家的故事。每一个字，就是带着她通往回家之路的每一步。”
外面鼓声隆隆，却看不到真相
李黎，本名鲍利黎，1948年5月1日(农历3月23日)出生于南京一个士绅家族。五代曾祖鲍源深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殿试探花及第，曾任工部、礼部侍郎、山西巡抚，受封为“中丞公”。她的祖父颇为洋派，年轻时下过南洋，又画得一手西洋油画，还将独子—即李黎的父亲—送往美国教会兴办的中学就读，最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
1949年4月23日，时局动荡，任职南京市政府地政局的父亲带着老母亲、妻子和一岁的李黎从杭州出发，转经福州，乘船抵达台湾基隆，随后前往台北朋友家暂住，并于一年后，派任高雄县政府地政科科长职务，全家迁居高雄凤山。
他们以为，大家族的老老少少随后就可以在台湾团聚。谁料局势变化太快，两岸从此隔绝，一别数十年。
李黎读高雄女中高三时，父亲的工作调到台北，全家也跟着北迁。1965年，李黎考上台湾大学历史系，展开了新面貌的生活，也透过干姊认识了1966年10月创办《文学季刊》的尉天骢、陈映真等人。对李黎来说，他们不但是可敬的文坛前辈，也是她创作思想的启蒙者。
1968年，是李黎生命的转折点。19岁的李黎因缘际会跟随朋友去温州街巷子底，见到了形同隐居的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先生，对殷先生的博学与睿智深深慑服，也开始思索“什么才是理想的制度”。随后，专栏作家柏杨被捕，与她最亲密的干姊以及她最崇拜的小说家陈映真等人也被捕了。幼时学校里不可言喻的晦暗，成了一张真实存在、触手可及的黑网。
同一时期，越战正炽；美国总统肯尼迪遭刺身亡；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听着外面鼓声隆隆，却看不到真相，彷佛待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20岁的李黎迫切希望有人把窗打开。于是，她学会了“把报上的话反过来看”。
那年台大的《大学论坛》杂志总编辑是森林系的王杏庆(即今之 南方朔)，李黎因投稿也认识了当时念生物系的该刊副总编辑薛人望，并在他的引荐下阅读了20世纪经典小说《Brave New World》，这本英国作家赫胥黎描述极权统治者如何用高科技进行对人民操控的小说，深深震撼了李黎，她决定与薛人望动手译介给国人。1970年，她与薛人望以黎阳为笔名出版了《美丽新世界》中文版，两人随后一起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深造，并结为夫妻。薛人望祖籍福建，与李黎同年在南京出生，赴美留学后专攻生物学，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妇产学科专任教授，是世界知名的生殖医学专家。
远离“运动”回归文学
李黎在普度大学攻读的是政治学。那时美国学生反越战运动虽已到尾声，但是李黎还是感受到20世纪60年代的气氛，许多在台湾时被封锁了的旧闻，让李黎冲破禁锢20年的思想藩篱：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捷克“布拉格之春”、日本学生和工人愤怒抗议的“反美日安保条约”；1966年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已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被下放到边疆或农村劳改……她也在普度大学图书馆的阁楼里，发现整屋子在台湾被禁的中国30、40年代的文学书，包括茅盾、鲁迅、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她像发现了文学金矿，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些以前无缘读到的书籍，并开始创作小说。
1970年9月10日，美、日两国达成协议，将二战时美军所占领的琉球(包括钓鱼台列岛)交予日本，引发全球华人抗议。台湾留学生组成“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反对美、日私相授受。来年，2000多位中国大陆及台湾留美学生在联合国总部外面示威，高呼“保卫钓鱼台”。热血沸腾的李黎，在普度大学创办手抄影印本留学生杂志《新天》，也常在周末从普度大学开车前往芝加哥，用文章、漫画协助编写《钓鱼台快讯》；还写剧本，在华府和附近城市表演话剧。
那场领土保卫战也同时在海外拉开了国家认同冲突的序幕；参与钓运的留学生出现了左、右两派的分歧，左派台湾留学生公开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李黎与薛人望也被标签为“左派”，从此列入台湾黑名单，长达15年不能返台。
1982年，李黎以笔名薛荔写了《最后夜车》，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却因为仍列黑名单而不能回台领奖。直到1985年母亲生病，李黎心急如焚，再次尝试申请，由于当时政策已较松绑，李黎顺利拿到签证，重新踏上久别的台湾故土。
陈映真在为李黎的短篇小说集《最后夜车》所写的序里说，“保钓运动”让李黎对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对于现代史中的中国，以及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中的位置等，有了深刻的思索；从运动的胜利与挫折、理想与幻灭，学习怎么重新探索和思考中国──包括大陆与台湾。
《最后夜车》的首篇《谭教授的一天》，1971年12月发表于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以30年代在北大就读而后到台大教书的教授为创作原型。1977年秋天，李黎因前一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冲击而开始质疑心目中的“乌托邦”，决定远离“运动”回归文学。同年，李黎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寻访故居，也展开了文学的寻根之旅。
1979年秋天，李黎透过香港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三联书局总经理范用，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阅读广泛的范用已读过《谭教授的一天》，还称许她的笔调“颇有几分沈老的风格”(茅盾原名沈雁冰) 。回想起在普度大学图书馆阁楼狼吞虎咽茅盾等30年代作品的时光，李黎确实佩服范用锐利的文学见解。范用不止对文学的眼光锐利，而且胆识过人，文革后在三联旗下创办了文学、思想、知性的《读书》杂志，创刊号发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被文学界形容为“提着脑袋办杂志”。
范用为李黎引见30、40年代的重量级作家沈从文、茅盾、丁玲、钱钟书、杨绛、冯亦代、汪曾祺……，以及画家黄永玉、书法家黄苗子、郁风夫妇、翻译家杨宪益、剧作家吴祖光、新凤霞夫妇、漫画家丁聪等等。后来她每到北京都先拜访范用，联络这些文坛前辈餐叙聊天，获益甚多。也因范用的推荐，李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西江月》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出版，范用还特为她请茅盾题字，请丁玲作序。李黎收集在书里的小说，不止思考个人、祖国和民族的去路，也带着对运动的沉淀与反思，对大陆和台湾的牵挂，书写流放异域的孤寂，以及心灵与生命的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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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文学的缘分还不止于此。2005年，李黎因偶然的机缘在上海遇到了胡兰成的侄女青芸—胡春雨女士，这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提供了第一手的口述故事，以及有关胡兰成、张爱玲交往期间的宝贵数据，澄清了几件历史悬案，后来完成《浮花飞絮张爱玲》一书，于2006年11月出版；3年后，胡春雨女士过世。这本书也成为研究张爱玲者必读的一本著作。
母语写作跨过“不回归线”
多年之后，回忆投身保钓运动的青春岁月，李黎说：“若是没有钓运，我可能不致中断文学写作，更不至于15年回不了台湾；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不会在北京出版，而文字里对家国的关怀也不会那样强烈；后来两岸都有文评家说我有深深的中国结。”
然而她的热血没有冷却，钓运之后持续在南加州默默支持台湾的“党外运动”；投稿《鼓声》、《夏潮》；帮叶芸芸办《台湾杂志》。1980年美丽岛事件后，也曾与叶芸芸到洛杉矶，伴陪照顾以绝食方式向国民党政府抗议的艾琳达；并为拯救陈明忠出钱出力……不过你如果问她属于红蓝绿哪个阵营？她会告诉你：“在我的心目中和行动里，从来没有颜色，只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
李黎1982年以《最后夜车》获得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时，在得奖感言里曾写道：“我长大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年代，记忆中没有烽烟饥馑、颠沛流离，却是我们这一代人作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移民……在历史的负荷与异国岁月的催迫中，渐渐了然了两个解不开的愁结：国家的分裂，自我的流放。”即使如此，李黎总在心里埋着淡淡的微光，保持着对生命的希望与乐观，以及那些感动着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
李黎的文字淡雅简炼，不疾不徐，陈映真形容她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素净之感。质朴、冷静、有时甚至是近于木讷的。这种质朴的原点，几乎叫人惊异地发现到这质素的语言在思想和情感的表现上的丰富可能性。”
李黎自己则对写作时透露出来的理性以及适度保留想像空间的方式有另一种见解。她说：“我受到沈从文的影响很大，相信含蓄的、不叫出口的力量更大。”让作者与作品保持一种距离书写，把故事的枝枝节节修剪利落，“这种留白，为读者保留了想像的空间，让读者的阅读变成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失去的龙》、《城下》等作品，都让人深刻享受到余味犹存的思索。
这种来自于中国绘画概念的“留白”，也让李黎的作品展现了强烈的画面感，读她的小说彷佛在看一部电影，人物、空间、对白、动作，都跃然纸上。李黎说：“我虽然没有学过编剧，但总能很自然地就完成剧本的写作。”例如199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袋鼠男人》，将男人与女人角色对调，叙述男人经历怀孕生子的身心变化过程，后来由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她还亲自改编剧本。由于题材新颖，电影放映之后曾引起各界的讨论。
对于自己定居美国40年仍坚持以中文创作，李黎笑说：“我用中文写作，当然英文不够好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选择用母语书写来跨回身体越过的那条‘不回归线’。”李黎选择“把故事说给自己的‘家人’听”；她不断地写，不断地送回台湾发表，“就好像在给故乡写一封一封的信”；回不了台湾的那段日子，文字是她与自小成长的故乡唯一的联系。
对于近年来从中国大陆出去的留美作家选择以英文创作，李黎认为，“他们经历过特殊的历史过程，所以带着绝决的心，迫不及待要割断与原生文化的关系，这种心情是很难想像但可以理解的。”
90年代初，李黎搬到北加州，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始终没有消失。她加入了由当年参加或支持钓运，或是因钓运而结为夫妇的朋友们所成立的“华美文会”，把运动的热情转移到社会公益事务的推动：例如中文学校、防癌协会、支持台湾和大陆的救灾，以及对中国内地贫困学生的教育补助等等。
除了“华美文会”，李黎也参与“树华教育基金会”及“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公益推广。她说：“群利、利他是祖辈生活累积的经验，更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智慧。”
三次戏剧化的命运转折
在“有河BOOK”的阳台，李黎谈起话来理性利落，笑起来亲切爽朗，面容透着智慧，身形仍洋溢着青春之姿。在旁人看来，李黎是个在顺风里行船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拥有爱，婚姻生活幸福，所以她果决、勇敢。
然而，人生总有起落，老天让李黎在顺境里，面对3次戏剧化的生命转折。17岁那年，李黎的父亲因心血管堵塞病逝，面对脆弱的母亲和逐渐失智的奶奶，被捧在掌心的独女一夕间变成家里的支柱，为了不让奶奶知道父亲过世的消息，李黎曾有一两年的时间伪造父亲从国外写回的家书，藉以安抚老人家。即使如此，回忆着过去，李黎还是忍不住自责自己当时其实“很不懂事”。
22岁那年，远在美国正被思乡之情折磨着的李黎，却意外被友人告知自己真正的身世，原来1949年并不只是家族的切割，而是她与亲生父母的分离；养育她20年的原来是舅舅与舅妈，但她反而更加感激用爱心把她教养成人的养父母，同时也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有两对爱她的父母亲。可惜她的舅父和她的亲生母亲这对兄妹在1949年的分离之后就再也未能重聚。
1977年，29岁的李黎首度重返上海，见到了亲生父母和哥哥姊姊。 李黎因而在《昨日之河》里说： “我的人生从30岁开始有了3个家：美国的家，台北的家，还有上海的家。”
1989年5月7日，李黎13岁的长子在公园游玩时，突因先天性的心脏病发倒地不起，稚幼生命骤然告终。丧子之痛让她濒临崩塌，好友三毛从台湾打越洋电话给她，她也曾接受建议参加互助组织。然后，她逐字逐句地书写，完成了《悲怀书简》这本探讨生死、以文字疗伤之书。书写成为一种疗愈的过程，让她逐渐领悟人的极限，用缓慢无形的、移山填海的力量，将自己的心灵从至深的伤痛中拉拔出来。
李黎维持着一贯的笑容说：“如果，没有因为非理性地相信会把早逝的天使找回来，而我又何其幸运地再生了老三，或许，今天的我也不会笑着谈论这些过去。”
故乡异乡都是相对的
2007年，李黎出版了长篇小说《乐园不下雨》，书中描写的对象从早期的华裔移民者，转移到移民者的第二代；但我们看不到迁移者的失落、人格上的挫折，或者是历史的阴暗，取而代之的是第二代纯粹的青春哀歌。
作为自愿或被迫流离的第一代移民者，以及面对生在异国的第二代，李黎有些遗憾地笑着说：“我为我的孩子造了一个巴别塔，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我的文学殿堂与书写世界。”
随着写作与人生里的变化，李黎体悟到“什么是故乡？什么是异乡？其实都是相对的。”她解开了中国结，跳脱地域的、短暂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更“自在”的心境， 继续她的文学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