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幼稚教育试验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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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著名幼儿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孙铭勋及戴自俺等人先后发起、参与了乡村幼稚教育试验运动。他们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建设经济的、适合国情的、适合乡村生活的幼稚园为目标，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建立了一批乡村幼稚园实验区，不仅为中国近代学前教育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也为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乡村幼稚教育；试验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5-0101-04
近20年来，学者们分别展开了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雷沛鸿等乡村教育家思想及实践的个案研究。其研究重点较多地集中在乡村义务教育、平民教育、成人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等诸多领域，鲜有涉及乡村幼稚教育试验运动，遑论对其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本文试图通过对业已搜集到的有限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初步厘清民国乡村幼稚教育试验运动的发展轨迹，以期促进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之研究。
一、乡村幼稚教育试验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基本是在家庭内部完成，具有公共性质的学前教育滥觞于清末新政时期。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欧美幼稚教育思想传人中国并被付诸实践。20世纪初，在北京、天津、武昌、上海、广州、长沙等大都市，零星地开设了具有幼稚教育性质的蒙养院。据张宗麟统计，1907年全国蒙养院为428所，在院人数4893人，为清末幼稚教育发展的最高峰。然而，这些蒙养院和幼稚生无一例外隶属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幼稚教育虽然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仍囿于城市富人之圈。
最早提倡并主持乡村幼稚教育者首推陶行知。1920年代初，陶行知与晏阳初等人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陶行知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儿童的生活现状：高死亡率和无人看管。与幼稚园极端匮乏的乡村相对照，彼时的城市幼稚园却存在着严重的“照搬西洋”、 “点缀门面”的“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于是，陶行知决定将平民教育的阵地转向农村。
1926年，陶行知先后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和《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两文，力倡通过创办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以改善中国幼稚教育乃至农村社会现状。次年11月，陶行知在南京近郊的燕子矶创设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进行“生活教育法”的试验。生活教育法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教育理论在幼稚教育阶段的具体运用。在教育试验中，生活教育法主要通过“草定生活纲要”、“寻找生活材料”、“试用生活法”三个方面来进行。具体表现为，乡村幼稚教育应结合乡村社会和自然环境，以乡村生活为中心制订幼稚园全年、每月、每周，乃至每天的活动计划：以民间儿歌、童谣、故事、游戏、谜语等为内容自编幼稚教材：以培养出具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型幼稚生为目标。除此之外，考虑到农村儿童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并肩负照看年幼弟妹的任务，他们还将“注重读法”和“看护极小儿童”纳入到幼稚活动范围。如1928年草定的生活纲要包括节期、气候、动物、植物、农事、风俗、儿童玩耍及儿童卫生八项；教师和幼稚生寻找的生活材料有点心（红薯、蚕豆、芋头、菜头等）、手工材料，（麦秆、荷叶、木屑、谷壳等）、自然物（石子、松针、松果、河蚌等）；试用的生活法以适应自然为原则，户外生活多，室内生活少。
为了解决燕子矶幼稚园的师资问题，陶行知与时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兼晓庄师范学校幼稚师范院院长的陈鹤琴多次相商，决定以燕幼为中心，以“生活教育”和“活教育”为理论指导，试验幼稚园“艺友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幼稚师资培训制度，培训机构即幼稚园本身，培训方法为边学边做，培训对象主要是乡村妇女、教师夫人和大龄儿童，学习期限约以半年为限，学习内容包括一切儿童教育领域所需知识。陶行知认为，这是开展乡村幼稚教育实验最可行的方式，“倘以优良幼稚园为中心，每所每年训练两三位徒弟，那么，多办一所幼稚园，即是多加一所训练师资的地方，这是再好没有的办法”。陈鹤琴也认为艺友制是推广乡村幼稚园的有效方法，“招收当地妇女做艺友，这是很重要的，要把幼稚园的数量增加，就要用这种方法把幼稚教师培植出来”。1928年1月，晓庄师范、南京实验小学、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和燕子矶幼稚园等六校宣布联合招收艺友。同年3月，燕子矶同刚刚成立的晓庄及和平门等乡村幼稚园正式试行“艺友制”，为后期迈皋桥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乃至抗战时期陕甘宁第一保育院等学前教育机构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有了燕子矶、晓庄及和平门等幼稚园在活动课程及艺友制等方面的初步试验积累，1928年陶行知于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了“推广乡村幼稚园案”。该案历数推广乡村幼稚园的五大理由和四大办法。陶行知认为推广乡村幼稚园是乡村社会普遍、永久的需求。它不仅可以减少小学儿童缺少教育的现象，也能为乡村妇女开辟职业出路，有利于开展乡村妇女运动。同时，培养乡村教师之夫人为幼稚园教师，也减少了乡村教师之寂寞，亦可树立乡村家庭之模范。至于如何推广，陶行知认为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灵活变通的原则，保障幼稚园在乡间易于设立。如在设施方面可因陋就简，露天也可办幼稚园；在师资训练方面宜“两条腿走路”，既可先办一乡村幼稚师范正式训练幼稚师资，亦可招聘现任乡村教师之夫人、未婚妻及近亲进行短期培训。此案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为后期的乡村幼教试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陶行知于此次会议上提出的“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一案未能通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乡村幼教试验的实际推广。
为了扩大乡村幼教试验规模，也为了加强乡村幼教工作者和研究者的交流，方便幼稚师范生的学习，1929年10月，在陶行知、戴自俺、孙铭勋等人的努力下，业已成立的燕子矶幼稚园、晓庄幼稚园及和平门幼稚园被合组成为蟠桃学园。正如孙铭勋、戴自俺在申办该园时所言：“因为乡村有种种不同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求把这些处于各不相同的环境中的幼稚师范生集中起来研究。如此，则一方面可以得到指导员的充分的指导，一方面又可把各同志所得者彼此汇通，则乡村幼稚园，庶几可以打出一条出路。”
蟠桃学园成立后迅即组织“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联合校内外幼稚教育同志从事研究、指导和社会工作。其中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编辑晓庄幼稚园概况；编辑乡村幼稚园、分园试验课程与方法：分园试编教材；参观宁、湖、杭路一带各幼稚园及幼稚师范；指导工作包括邀请幼教专家张宗麟、陈鹤琴等先生对各幼稚园进行特别指导；聘请卫生指导员定期指导儿童卫生；社会工作主要是开展乡村妇女运动、召开母亲会、婴儿会及创办妇女夜校，多途径指导乡村妇女教育儿童，力求将幼稚园教育和家庭教育密切联系。幼稚教育研究会还初步拟定了各年的进行计划，如1930年的工作计划有：增设迈皋桥幼稚园一所、购置世界幼年教育书籍及工具并陈列之，翻译Per-School Education 1929，出版幼稚教育论文第二集，编辑儿歌100首，编辑儿童故事100首，编辑儿童游戏50种，编辑儿童玩具10种，编辑儿童口算1册，编制幼稚园课程标准草案批评1册等。因此，与前期相比，蟠桃学园时期的乡村幼稚教育试验工作更为集中深入，参观、指导、试验、研究、出版等关乎幼稚教育切实发展的事务一应俱全。同时，妇女运动、家庭指导活动的开展也增强了乡村幼教试验的社会影响力。
1930年正当晓庄乡村幼教运动如火如荼般开展之际，南京国民政府查封了晓庄师范学校。燕子矶、晓庄、迈皋桥等幼稚园惨遭封闭，乡村幼教试验活动被迫停止。风浪过后，试验者们试图重新开辟乡村幼稚教育试验区。1933年孙铭勋计划在江苏淮安创办新安乡村幼稚园。然而，在寻找合适园址时，孙铭勋颇费周折，最终在陶行知和陈鹤琴的指点和帮助下，不得已将园址设在城内的民众教育馆，原定的乡村幼稚园变成了城市幼稚园。这与孙铭勋的办园初衷大相径庭。半年之后，他便停办了新安幼稚园，将注意力转移到劳工幼儿团。
早在1926年陶行知即指出中国幼稚园有两块新大陆，一块在乡村，一块在工厂。由于受到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陶行知和他的助手们率先登陆了乡村大陆。经过几年的试验，幼稚教育已在中国乡村栽种下了根芽，试验者们也积累了一些办园经验。当他们注意到城市劳工的幼稚教育尚无人问津时，便着手行动起来，开始劳工幼儿团的试验工作。1934年4月，孙铭勋、戴自俺在“工学团”思想指导下，于上海劳勃生路即上海沪西女工区域创办了劳工幼儿团，为工人子女幼稚教育探寻出新道路，完成了幼稚园在乡村和工厂的双重着陆。该团专门招收劳动工人居住区内自断乳到8岁的幼儿，将他们集合起来共同生活、共同接受教育，兼具托儿所和幼稚园的性质。其办团目标是力纠其时贵族幼稚园和传统慈幼院的流弊，“用科学的集团的力量来解决劳动者本身的现实生活的困难，取得劳动者本身现实生活的需要，满足劳动者本身现实生活的欲望，而促进人类文明有更大的长足的进展”。
劳工幼儿团坚持以乡村幼稚园“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强调幼儿团的教学活动应该符合劳动工人的实际生活，尤为注重健康教育和创造力教育。劳工儿童的健康教育强调锻炼儿童坚强的抵抗力，弥补劳工健康卫生常识之不足，更重要的是和城市贵族幼稚园里所谓“斯文”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劳工幼儿团也很注重创造力教育。孙铭勋等人认为，儿童都有伟大的创造力，劳动工人孩子的创造力更是惊人。因此，他主张：“劳工幼儿的培养不只是文字技术的训练，要培养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念态度以向前奋斗，创造出一个劳动儿童的世纪。”劳工幼儿团在师资任用和培养上也继承了乡村幼稚园的“艺友制”，将年纪稍大、能力稍强的儿童培养成保姆照料年纪稍幼的幼儿，或者物色一些身体健康的女工在幼儿团边学边做承担教师的任务。
受到南方乡村幼教试验的影响，1934年远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主持工作的张雪门邀请戴自俺在北京阜城门外罗道庄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张雪门在主持北平幼稚师范期间，一直秉持“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的原则，强调从儿童的生活实际出发安排幼稚园课程，这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思想如出一辙。因此，戴自俺在主持该校的乡村幼教试验时，亦是得心应手。他将燕子矶幼稚园、晓庄幼稚园、劳勃生路劳工幼儿团在改革课程、试行艺友制等方面的经验派上用场，很快在实验区创办了农村幼稚园、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等机构，既扩大了幼稚师范生的实习场地，又推进了乡村幼教事业的深入发展。更可贵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其事业的社会泽益面日渐拓展”。与此同时，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山东、河南及浙江等地的乡村师范学校也纷纷效仿，将乡村幼教与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近代乡村幼教试验几近停止。1940年逃难中的陈鹤琴在江西泰和县文江村创办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以培训幼教师资。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陈鹤琴又在上海市郊创设大场农村托儿所，继续乡村幼稚教育试验，并计划将该试验由大场推广至上海各乡区，最终推广至全国各地之乡村。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陈鹤琴等人的理想终未得以实现。
二、乡村幼稚教育试验的启示
民国乡村幼教试验从肇端、发展至转向，断断续续坚持将近10年，集中代表了中国近代乡村幼稚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征。新文化运动将科学与民主两股新风引入到教育领域。一时间，教育民主化、教育科学化、教育生活化、教育民族化等成为民国教育家及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将乡村教育尤其是作为根基的乡村儿童教育的改革作为挽救国家命运的重要途径，本着宗教般的专业情怀，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幼教试验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益于从根本上改变国民“贫”“弱”“愚”“私”劣根性的教育方式。此举不仅为中国近代乡村幼稚教育探索出全新的道路，也为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政府主导。民国乡村幼教试验虽然取得了局部成效，也总结了诸多办园经验，但最终未能实现全面推广的理想。其重要原因是未能得到政府的应有支持。陶行知曾于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过“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议案，最终未能通过。国民政府不仅没有相关政策支持乡村幼教，在财政上也未能给予任何资助，更谈不上鼓励幼稚教师下乡。历史告诉我们，乡村幼稚教育的发展仅凭着少数试验者的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1935年张宗麟根据多年幼稚教育实践经验分析幼教不发达的原因时认为，“政府不注意工厂和乡村区域的幼稚教育的发展”，是乡村幼稚教育工作“收效甚微”的第一位原因。可喜的是，当前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颇受国家高度关注，政府主导日益凸显。2010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启动了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2010-2012年，已有中央专项投资56亿元投入到该工程，累计新建、改扩建项目幼儿园3163所；近两年，教育部又启动了中央财政实施幼儿教师国培计划，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和转岗教师培训的支持力度。然而，鉴于城乡学前教育的巨大差距，国家和政府仍需继续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尽量缩减城乡差距，实现学前教育的公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