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摘要]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是由傅斯年发起成立的考古学学术机构。傅斯年以考古组为当时考古学研究的汇聚中心，团结联络了一批新型的考古学者展开一系列的田野考古活动，重新设定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路向，把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视野由书斋扩大到广阔的田野。考古组成为傅斯年改变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实验基地。

[关键词]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近代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18-05

民国时期，傅斯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作为全国史学研究中心，该机构在倡导新的史学研究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已受到较多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近年，傅斯年在创建中国近代考古学方面的特殊贡献也开始引起注意。研究公认傅斯年的学术理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路径，研究中国考古学史傅斯年应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与此相比，作为当年被傅斯年视为革新史学研究范式重组的史语所考古组的研究却长期受到忽略，研究成果相对缺乏。而通过研究傅斯年与史语所考古组的关系，正是深入研究傅斯年考古学学术理念的一个最佳途径。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查阅当时的相关文献，通过系统考察傅斯年与史语所考古组的创建、学术宗旨及学术活动等，重新透视傅斯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作用。

一

近代学术要求形成一定的组织，形成特殊的学术运作机制，以便学者能够以群体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保证集体合作研究工作正常开展，表现形式多为创建专业的学术机构。而这种与中国传统师徒授受、纯而又纯的门户裙带关系的治学方式相比具有聚合效应、多角度综合及科际整合研究取向的集团研究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尚未起步。在北大求学期间，傅斯年就对中国传统学术私人研究的散漫方式进行了批驳，把这种私人研究方式视为中国学术五大弊病之首：

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　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失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繁衍发展，求其进步。

留学海外，傅斯年看到了专业学术机构在近代学术研究中的特殊作用。回国后予以充分借鉴，大力倡导创建专业学术机构进行集团研究的新模式，具体到史学研究领域：

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

在此观念影响下，傅斯年很快创建了专业的史学研究机构--史语所--作为全国史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模式带来了冲击。傅斯年的集众研-究模式加速了中国考古学专业学术机构创建的步伐。李济阐发傅斯年提出的集团研究模式对考古学的意义是：

以考古学论，若要推进这一门学问，绝不是一两个私人所能担负的；试看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在中亚工作的组织，他们差不多有全国家的力量在他们的背后作后盾。再就研究方面说：各部门都极端专门化了，一次发掘的收获，往往需要十数个专家整理；不然，你就得不到适当的结论。不过要把这些专门的工作集结起来，固然需要各自对于现代学术性质的认识；尤需要的是一个机关的存在，总汇一切……现代学术机关的功能，就是把无数的有限生命的精力，凝成一股无涯的智慧力量；在这一长流内，使老年的得以融会，壮年的有所发扬，青年的可以学习；这就是现代的科学。

事实上，傅斯年创建的考古组并不是民国时期最早的考古学学术机构，在它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两个考古学学术机构--1922年成立的北大考古学研究室和1926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考古学科。两个机构都附属于高校，同时兼有考古教学与研究的双重职能。

北大考古学研究室的创建源自蔡元培，他在1918年提出：“此等考古之学，实新文化中所不可少，西洋均有此等研究所，北大国学研究所亦有此一部。”在时任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的积极支持下，北大考古学研究室开始筹设。1922年，考古学研究室正式成立，由著名的金石学者马衡主其事。沈兼士称北大考古学研究室的旨趣为：“要把自来所谓供文人赏玩的古董，用考古学的方法去发掘搜集，作综合比较的研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此机构一面与史学系联合，一面还可以和校外古物学会等机关联合”进行考古活动目。据此在1925年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组东方考古协会，在1925--1927年代表中国学术机构与日本合作开展考古活动。1927年参与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等地的相关考古活动。1929年主持燕下都调查发掘工作，获得了一定的考古成就。但作为北大国学门下设的一个学术机构，在权限上不免有一定的限制。加上成立后研究偏重于传统器物、文字等，在考古学学科影响上并未发挥相应的作用。同样，1926年建立的清华国学院考古学科也曾作为中国学术机构代表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过一些考古发掘，有一定的收获，但考古学仅仅是其工作的一部分，缺乏专业机构的号召力。后随李济的辞职受聘考古组，清华国学院在考古学方面缺乏核心学术人物，更加少有作为。

1926年前中国境内主持考古活动的多为外国学者和外国学术机构，中国考古学学术中心近乎缺失，使国内“有志于此项工作之若干科学家则或只得独力进行工作，或只能在与考古学关系较远之机构资助下工作”。尹达形象描述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学术状况为：

一个外国人开始在个别地区作了调查，试掘了个别遗址；这部分资料大都运往国外，文章大都用外文发袁，间亦附有汉文翻译……当时个别中国人在外国的所谓学术机构支配下，曾经在个别地区进行过简单的发掘工作。

学术权威机构的缺失成为当时组织大型田野考古活动的最大阻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1926年，李济牵领中外学者十人联名致信英国庚款委员会，要求拨款建设一座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来充当全国性考古学研究中心：

此一中心应为一设备齐全之博物馆；该博物馆得执行统一组织之职能。……将成为全国一切考古学及人类学工作之“结算中心”。馆OH-i-政有不受其他机构干预之行动自由。为此，应有独立之行政部门，并设立理事会及董事会以保证实现此目的。起步不必求大，但目标应指向有效之研究工作及系统之发掘工作。

李济等的提议是否得到相关人士的答复，没有具体的资料。但这种创设考古学学术中心的计划当时明显未

能实现。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按学科分设研究所，1928年傅斯年受命组建史学专业研究所——史语所，他立意以史语所为基地改变中国传统治史的研究模式与组织体制，创建全新的史学集团研究模式。在史语所的具体规划中，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起用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三位有着留学背景的学者分别负责各组工作。作为第三组的考古组，负责考古、人类学等工作，以寻找新史料为工作中心。因为能够提供大量的实物资料，满足新史学研究实证主义的急需，考古组受到傅斯年的特别倚重。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崛起并取代北大、清华成为全国性的考古学学术机构，从而结束了原来中国考古学散乱的研究状况。

二

傅斯年的学术理念直接决定了其规划的考古组的学术宗旨，而傅斯年的考古学学术理念，最早应该是源自其留学地欧洲盛行的兰克实证主义。

早在19世纪末叶，欧洲就有学者提出在史学研究中要重视实物资料，强调实物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独特实证作用，后来发展演变成著名的兰克实证主义。兰克实证主义与美国著名的鲍厄士历史特殊论一样都属于文化相对论，学术观点上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傅斯年据兰克实证主义提出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与李济据鲍厄士历史特殊论提出的：“不要来自系统性的思考，而应来自系统排列的材料”如口出一辙。两者在学术研究中都强调史料的客观性，偏重于直接材料的寻找，而不注重理论研究。这些思想对其后中国考古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傅斯年留学欧洲时，兰克实证主义学派已发展成欧洲史学研究中较有影响的一支。由于广泛的涉猎，傅斯年对于欧洲考古学和汉学都有一定的了解。近有资料证实傅斯年留学期间曾经学习过相关的课程，1924年夏他在德国柏林大学就选修过地质学和人类学课程嗍。留学归来，傅斯年希望改变中国固有的治学之道，就进一步发挥兰克实证主义，把史料，尤其是新史料的搜集、发现等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甚至提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认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因此在史语所工作旨趣中反复强调：“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从而把史语所研究规划目标定为求“直接材料”。成立考古组正是傅斯年利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学术理念的延伸和实践。他解释史语所的学风说：“本所不提倡文藉中之辨论，乃愿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学解决问题也。”古组成为傅斯年落实其学术宣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重要阵地。

海外学习的特殊经历使傅斯年对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学问之道不限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故步自封。”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手段整理中国原有学术。考古学由于在证史方面能够提供实物的特殊实证作用，被傅斯年给予厚望。他较早提出：“用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人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鼎盘及甲骨文字均为上古实物，其价值在科学上固当高出书本万万也。”

为了区别于传统的考古学观念，傅斯年强烈反对学术界当时较有影响的中国近代考古学来源于金石学的观点。指出近代考古学学术来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中国是一门全新的学科，提出：“近代的考古学与古器物学全不同，而发掘之方法尤与采矿大相径庭。此学及此法在中国实为初步之尝试。”抨击传统的考古学为“纸上的考古”，呼吁中国考古学走田野考古的新路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傅斯年立意以考古组为基地改变中国原有的考古学观念，倡导新的考古学方法。他通过对比指出：“近代考古学之殊于传统的古器物学处，即在问题之零整，记录之虚实，目证之有无。”其后，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演讲中，批评中国本土考古学者“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到非常之少”，甚至用“一无是处”来评价这种学术方法。而认为西方考古学的新方法则是：“以世界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大文化意义。”因而其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在他看来本土学者的学术研究关注器物本身的描述和编年的研究方法和目标过于浅显。在此观念支配下，傅斯年完全抛开了金石学室内研究的套路，组织考古组用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发掘殷墟，促使中国考古学迈出了由书斋到田野的关键性一步。

其实，早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就把批评的锋芒直指中国偏重书斋研究的学问观，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考古组以此为学术宗旨很快展开一系列的田野考古活动，获得的学术成就大大冲击了中国本土学者书斋内文献考证式的读书方式，使一部分人开始接受田野工作方式。李济评价说：

这一影响将八百年来的传统打破了。以前的考古学家多半带有好玩的性质，俗谓“玩古”；古玩，是有意义的；传统的考古学者所重视的是艺术性，真正从事收集工作的是古董商，那被认为是小人的事。今日的考古，必须要自己跑路，与地质学家一样。

傅斯年规划的学术宗旨，在方法上突破了中国传统考古学研究的瓶颈，由仅据拓本，或仅凭实物的研究，转变为以地下直接出土材料来研究古史。以此为契机，古史研究摆脱了以文献证文献的窠臼，而真正走上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互相印证的研究之路。

傅斯年力图打破传统治史方式，用新的考古方法整理中国历史的学术理想表现在考古组的人员选用方面十分注重教育背景的多样性，从知识结构优化组合出发，致力引进新型人才。他曾致信陈寅恪说：“此时修史，非优秀出国留学生不可。”十分偏重选用有留学背景的新人。1928年筹建考古组之初，组长人选最后集中在马衡、李济两人身上。马衡当时已是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北大考古学会的会长，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系本土金石学者，也很关注新兴的田野发掘，一直有心于实地发掘。而李济除了西阴村遗址发掘外，并没有很多的考古学成就，为学界较年轻的学者。在双方都向傅斯年示意愿往的情况下，傅斯年很快圈定了有留学背景的李济，对此他解释说：

李君去年11月返国，闻本所同人谈及前者董作宾调查安阳，决定可以大掘等语，颇愿一往视察；而本所以李君前次发掘西演村，纯用近代方法，如请其主任以后安阳发掘事，必有异常成绩；遂约定一切。

李济主掌考古组后积极支持傅斯年选新人、用新法搜集新资料的学术主张，一改中国考古学囿于书斋内考证的学术路径，用锄头敲响了中国考古学近代转型的钟声。

李济之后，1930年梁思永归国被吸纳进考古组，随后回国的考古学及相关专业留学生也陆续被招纳进来，考古组成为考古学留学生最集中的学术机构。傅斯年在

考古组大量选用留学生对其后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地影响。留学生留学期间对当时西方先进的考古学技术、方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尤其是受到当时留学国著名考古学者严格方法上的训练，使留学生成为能够在学理上与西方考古学主流体系进行直接回应的关键性人物。留学生构成考古组的核心学术力量，为实施傅斯年的考古学学术宗旨提供了人才保证。

三

由于特殊的时代需要，民国时期创建的考古学学术机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组织考古调查发掘，有时纯粹就是为了进行某一具体遗址的发掘而组建专门的机构，如新生代研究室就是专为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而组建的。傅斯年把史语所研究规划目标定为求“直接材料”，其学术重心自然放在搜集档案、田野调查等工作上。作为当时引起多方注意的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首先吸引了傅斯年的目光，他随之把安阳殷墟规划为考古组的直接调查发掘目标。傅斯年建史语所伊始就急于筹设考古组，实际上，也正是因安阳殷墟调查发掘所急需。考古组成立后，殷墟发掘列为该组工作的重心。当年傅斯年在向总办事处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就将安阳调查发掘列为史语所筹备期间的首项任务，说明如下：

又安阳县之殷故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安阳龟甲文字，近尚陆续出土；本所欲察其究竟，即托董君前往。

李济认为傅斯年这段报告扼要阐明了安阳发掘这一长期田野工作所依据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虽只是一般的考古学常识；中国学术机关发挥这种科学常识，尚是第一次”。

根据工作规划，1928年考古组在筹备期间，傅斯年就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试掘。得到董作宾可以发掘的报告后，傅斯年又聘请李济来主持考古组的工作，随即在安阳殷墟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活动。1928-1937年近十年之间，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共发掘小屯都城十二次、发掘殷陵西北冈三次、发掘殷都近郊大司空村两次，共在安阳洹河两岸发掘了十一个地方，获得了大量的科学考古资料，“殷墟的发掘，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连系”。从而为古史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傅斯年组织的安阳殷墟发掘作为中国第一次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名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正式的“国家行为”，使考古学在中国获得了正统地位，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从此以后，近代意义的考古学即以新兴学科的面貌，正式被中国学术界接受。同时殷墟发掘的成就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当时国际著名汉学家伯希和、高本汉、叶慈、梅原末治等人都非常关注殷墟发掘情形，并对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古城的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诺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其中伯希和因史语所各种出版品和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发掘古物的报告，特别提议将1932年年度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的儒莲奖授予史语所。殷墟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傅斯年组织考古组的另一项比较重要的活动是调查发掘城子崖遗址。1930-1931年间史语所考古组共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黑陶、无字骨卜等重要遗物，收获颇丰。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命名“仰韶文化”起，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只知有彩陶。考古组在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不同于彩陶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另一支代表——黑陶文化，进而找到了新石器时代另一体系文化遗址——龙山文化。城子崖龙山文化独特的内涵昭示着中国东部地区确实存在另一个不同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成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起源的重要依据。因为这种二元对立与古史上的夏西商东或夷夏东西的学说正相吻合，从而被认为是为中国文化找到了一个直接的源头。城子崖遗址发掘不久，傅斯年就以此为据明确提出对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夷夏东西说”，来重新构建中国古代民族分布的蓝图。

四

傅斯年组建考古组，借助政府的力量促使考古学研究由个人行为转化成一种官方的学术活动，在组织大型考古调查、发掘、指导学术研究方向等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这些学术努力突破了中国原有的考古治学方式——书斋私人研究模式，并最终促使考古学专业交流制度的形成，使学者在学术机构的名义下，通过集体合作x~-些问题做出全新的研究。

傅斯年强调以确切的方法、材料与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把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心从故纸堆，转移到了广大的田野工作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基本思路，开创了全新的史学研究局面。具体到考古学方面亦可作如是观，傅斯年以考古组为中心大力吸引留学归来的考古学人才，打破本土考古学者只偏重于古代遗物研究的模式，重新设定研究课题，把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向实地调查和发掘遗迹的方向推进。使原本处在坐而言状态的田野考古能够迅速起行，为中国考古学从书斋走向田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作者简介]徐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