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带灯》看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的解读
时间：2020-10-05 07:55: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乡土中国不仅是一个地域范畴，更是一个文化范畴。对乡土中国进行充分表现的乡土小说以其根植中国强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成为历来作家关注的对象。贾平凹的小说《带灯》就是以当代基层发展为背景，以一位女性干部的视角来表达其对当代乡土中国的忧虑。
关键词 乡土小说 乡土中国 基层视角 理想断裂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05.064
Abstract Local China is not only a regional category， but also a cultural category. The local novels which have been fully expressed by the local Chinese have become the object of attention by the writers in their strong vitality and expressive power. Jia Pingwa"s novel "the ligh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rassroots， with a female cadres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local.
Key words local color fiction； Earthbound Chin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ideal fracture
1乡土小说与乡土中国
“乡土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于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并流行于美国，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不断深化，乡土小说以其特有的载体形式在各个国家进行着成功的尝试，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性母题的意义，推进着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历程。“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在于“风俗画描写”和“地方特色”，这是对于乡土小说的界限的划分。对此有重要贡献的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不可否认，“地方特色”是对于作品个性的强调，也就是作家描写的是独具魅力的，有区别性特征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风俗画描写”则更侧重于审美体验的层面。 就中国的乡土小说而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始，作为鼻祖的鲁迅引领了整个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发展样式。以《阿Q正传》、《故乡》、《社戏》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为开端，乡土小说在中国一出现便展现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成熟姿态，从一开始便作为一种文学载体，进行着文学的现代性尝试并进而发掘时代中人的灵魂。从二十年代至今，乡土小说一直担负着对乡土中国不断阐释的理想，其根源在于传统中国的文化沿袭以及非常态化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不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现代社会如何阵痛式向前发展，农村、农民以其庞大基数和漫长历史成为文学创作无法忽视的一个部分。二十年代的“新青年”用启蒙的精神不断的描绘在传统压抑中乡土中国的没落和罪恶，那种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伴随着三十年代不同立场的文艺思潮的碰撞，在工业化进程不断吞噬人性的年代，被迫流浪他乡的“异乡人”开始追寻记忆中的故乡，在《边城》的梦境中陶醉于异于尘嚣的牧歌情调。而伴随着革命思想的复苏，在时代感召下，作家对乡土中国的情怀又发生了有别于前的变迁。四十年代的大众化写作，作家们践行着新的乡土中国在时代变革声中不断激昂的呼唤，《创业史》、《红旗谱》等一大批作品的出现将传统乡土的固执和破败推送至革命的风口浪尖。在这个新的乡土中国时代里，赵树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着回归民族和民间艺术的大胆创新，集体化创作不是表现个性而是将人民群众成为表现的正宗。但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发展，政治革命也以无形渗透的方式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主流，乡土中国的形象逐渐干瘪缺乏生气，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抑止了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因而失去了其独立价值而流于政治传声筒。而至八十年代，文学显示出重回“五四”的复兴姿态，文化寻根唤醒了中国乡村沉寂的灵魂。文学逐渐摆脱政治的束缚开始回归本色。对于乡土中国不是单纯的表现，更多的是追问和求索。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这样一个可谓变革的时期，当经济大潮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的操守，是毁灭还是重生，路在何方成为迫切需解决的问题。
乡土中国是在中国的农村这片特定的土地上所繁衍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中国的乡土根植于独特的华夏文明。它是静止的，也是流动的。乡土中国所涵盖的区域千年不变，而文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风波无不在这片舞台上留下印记。对这种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状态，文学的描述，作家的解读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鲁迅等一代学人笔下的乡村是如何的灰暗，农人的灵魂是如何的呆滞和麻木；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国成立后村风起云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到八九十年代人们在政治松绑的氛围中对当代乡村的回归和重新审视。乡土在中国作家的笔下往往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情怀，不论是直指性的犀利目光还是温情脉脉的歌颂赞扬，在这些作品的中都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关注和爱恋之情。乡土中国传承着祖祖辈辈中国人的血脉，每一个作家深处都会和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产生不自觉的共鸣。贾平凹的小说《带灯》也是这种情感催生而出的作品，從大山深处走出的农村青年，从一开始对商州故事的精彩讲述，到对农村百态的个性化解读，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带灯》是对这样一种乡土情怀的延续，描绘了秦岭深处一个叫“樱镇”的乡村，讲述了当代农村生活中的紧扣“新农村”建设的各种矛盾事件，无不渗透着作家的忧虑和悲悯之情，成为新世纪以来，在土地和经济发生激烈冲突的年代下对乡土中国的又一次深入的思考。正如艾青的诗歌中所描绘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透视当代乡土中国的独特视角
在不同时代作家的笔下，其与“乡土中国”的位置关系，往往会发生书写视角的变化。有站在启蒙角度的俯视批判，有相互依偎的温情怀想，也有并肩而立的英勇战斗。这种多样化的观察视角也成就了乡土中国丰富且复杂的形象。从视角的选取上通常可以看出作家在面对这样一个书写对象时的思考方式和关注角度。尤其对于人物选择，作家更是十分慎重。在乡土小说《秦腔》中，贾平凹把疯子引生作为一个观察世情的窗口。一个疯子眼中的世界往往是混乱无序的，无意义的，作品也正是利用了这个主人公的特殊状态将乡土文化的挽歌情调引向了末路的终结。《带灯》中采取的是比较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主人公则选择了一位文学作品中出现较少的乡镇女干部作为主要对象。在作品草创期，作家深入农村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当代农村在新世纪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所形成的乡土中国的风貌明显区别于前，尤其是政治体制的积弊蔓延到基层政权这一敏感问题。一位女性知识青年亲赴基层做乡镇干部，她美丽的性格和不俗的人格魅力和秦岭山区秀丽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村镇里，她目睹了也参与了对超生妇女强制流产的血腥，上访村民的死缠烂打，贫困农民的悲苦结局以及经济纠纷导致的极为严重的暴力事件。身在其中的带灯怀疑着，也抗争着。她也是满心欢喜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乡村的发展造福祉，但各种矛盾积累，各种问题的解决并远非她一人之力可及。如果说《秦腔》预示着乡土文化必然走向消亡的必然，那《带灯》就表达了作家面对乡土中国在政治困境中依旧不断探索出路的努力。
在对这一特殊视角的运用上，需要充分发挥作家对人物特殊身份和时代感的把握。五十年代，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塑造了“县里的工作组长”女干部邓秀梅的形象。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作家就是通过描写土生土长的基层领导者邓秀梅政治方向坚定，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有方，在与农民和生产劳动的关系中表现出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带灯》中恰巧也塑造了“带灯”这么一位时代感颇强的基层女干部形象。两部作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相似身份的条件下，女干部带灯则表现的是经过岁月变迁的农村在当代的特性。作为乡镇干部，邓秀梅的工作是按照上级安排进行群众工作，带灯的任务是服从上级命令解决无法解决的上访。从工作的针对性和政治宣传的大环境下，邓秀梅的生活是热情的，亲切的，充满激情的，而带灯生活则是破烦的，琐碎的，无力抵抗的。带灯所面对的樱镇，通了火车，盖起了农贸市场，贫困户有了低保，河滩上建起了沙场。应该说人们的日子总体上市日渐富足，而各种问题和体制漏洞百出，中国的社会改革到了无法回避的瓶颈期，带灯的困境也就是当代乡土中国的困境。
3理想与现实分裂下的乡土中国
《带灯》最具特色之处，便是对于当下乡土中国各种现实矛盾的集中表现。哪怕实在秦岭里的一个普通乡镇，有开放也有闭塞，有富有也有贫穷。金钱，也就是对利益的追求，成为了左右人性天平的砝码。带灯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生活其中也就是平凡一生，不会遍观世态炎凉。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有知识，有思想，把一切东西都想得太美好，否则不至于如此痛苦。作家在带灯这里梳理了两条思路，一条是主人公面对乡镇生活的不得不做却日渐消磨的激情，另一条便是对灵魂之友元天亮倾吐的心事和爱慕之情。可以说小说中塑造了带灯的双重性格，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又相互分离，以现实为参照，带灯浪漫式的理想构筑着当代乡村最美的图景。每日的工作是枯燥的委屈的而又充满怜悯的，而她每日思索的却是何时能从这种挣扎中得以摆脱。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便定下基调，“带灯”就是一只带着一盏小灯的萤火虫，她孤傲也孤独，这盏小灯不足以照亮她的人生。久而久之，理想和现实彻底决裂，没有任何希望的主人公不得已归于消沉。“地狱不空，誓不为佛。”带灯最后周身包围着萤火如佛一样乘船归去，不禁有有一种浓厚的宗教意味。这正印证了传统的乡土思维，人的命运往往受神明的指引，而对神明的依恋是世人的一种解脱和期待。
《带灯》表现的正是当代乡土中国理想和现实的断裂状态。在以往乡土小说对主题的表现上，大都以对社会的控诉，人性的追问以及改革浪潮为主流。在当代，现实性的乡土作品在对政治理想批判的同时通常忽略了对制度的思考。带灯所承受的断裂并非人性的弱点，而是现实制度上的缺失。“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当代乡土的复杂性通过带灯的形象折射而出。作家在设计带灯结局时很有深意，带灯并没有走向生命的终结，这说明作家在内心深处对这一人物还是留有温情，留有希望。带灯最后是患了夜游症，到了夜里一反常态如幽灵般游走，和疯子张牙舞爪的交谈。实际上夜游多发于幼儿和青少年时期，症状会随病患年龄增长逐步消除。早已成年的带灯患夜游症在黑夜里摸索，更具有对乡土中国的象征意味。黑夜里巡行的带灯，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表现着在这片令人压抑失望的土地上，仍有人不放弃对于希望的追求，一切的梦想似乎仍值得期待。正如作家一再强调，《带灯》是一个隐喻。也由此进一步了解中國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
[2]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贾平凹.带灯.作家出版社，2013.
[4] 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 论，2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