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畸形的生成机理与调整策略
时间：2020-11-07 14:31: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我国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呈现一种畸形结构，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套车”中，投资与出口增速过快，消费不足增速缓慢。这种畸形结构的生成机理十分复杂，涉及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层面，需要统筹宏观调控、中观干预和微观引导政策，完善相关机制、体制、制度设计及政策安排，建立投资、出口、消费相互协调、配合、衔接，但主要由消费引领，投资、出口拉动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
〔关键词〕 投资；出口；消费；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畸形；生成机理；调整
〔中图分类号〕F0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09－06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谢 地，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佳丽，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12。
一、高投资的生成机理
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经济的“三套车”中，投资的作用一直引人注目，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言而喻，尤其金融危机以来，中央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为救市提出的以4万亿投资为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部分资金流入保障性安居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2009年交通运输支出同比增加98597亿元，增长663%。〔1〕此间中央财政多次出现赤字，尽管赤字率仅为06%，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赤字率为3%以内的安全比重，但因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带来的新一轮CPI上涨却令人担心。而资金向公路、机场等建设的流入虽然可大规模吸收劳动力，减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刺激消费，但依赖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这显然是短视的、不可持续的。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做一分解，1996－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投向城镇的平均占848%，该比例逐年攀升，由最初的767%攀升至2009年的863%；投向农村的资产由最初的233%一路跌至2009年的137%。且投资热实际“热”在城镇，“冷”在农村，而高投资率在带来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资产泡沫化，增大了通货膨胀风险，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对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该种顽疾的主要原因：
从宏观层面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央政府重新启用了积极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短期调节手段，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内需，维持经济的短期增长，实现保增长的任务。2008年推行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四次下调利率；2009年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货币政策；2010年仅第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个亿。长期形成的这种“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往往具有自我扩大趋势，对投资效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一定的抑制。这种状况虽不一定完全由财政货币政策引致，但与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的内需结构扭曲并非全无关系。且政府过多介入生产领域，很容易走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怪圈，不仅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还要靠压低居民收入实现，进而导致消费不足。
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参见2011年3月14日11:06，http://wwwfamenscom/html/2011/3-14/F1185653210_2htm.
②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35911htm，2011年10月30日20:30.
从中观层面看，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热点由衣、食到住、行的转变，住宅、汽车、电子通讯等产业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产业组织不尽合理，导致上述产业出现了过度竞争和过度投资。此外，追求高额利润率的国外资本的进入以及国际产业向我国的转移，也加剧了投资增长的速度。而不断加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则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也形成巨大投资需求。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创新能力差，压缩了国内资金的投资空间。剩余资金只能进行重复投资，且通过地方单纯追求本地GDP目标得到不断强化，最终造成产能过剩，形成投资回报率低和“资本过剩”的假象。〔2〕
二、高出口的生成机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异常迅速，贸易顺差总额年均增长达到64%，〔3〕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40%，2007年达70%以上。〔4〕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使我们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时感受到“切肤之痛”。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遭遇的贸易摩擦从纺织、轻工等低附加值产业向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蔓延，从具体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汇率制度等宏观层面延伸。自2010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复苏，我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外贸总值高达297万亿元，但贸易顺差显著减少。①造成出口居高不下的原因：
在宏观层面，政策导向推动出口不断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为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疏通了管道、铺平了道路。政府出台的诸多有利国际贸易的政策，如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汇率制度、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等都极大地帮助了企业不断扩大出口规模。
在中观层面，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深层次矛盾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出口是由投资派生的，过高投资率引发的“生产过剩”和闲置资金无法通过低迷的内需解决，最终转向对外贸易，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可贸易品生产，赢得了世界“制造工厂”的称号。在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全球主流消费向健康、节能、环保、低碳个性化、智能化等方向转变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针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战略产业成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
在微观层面，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缺乏核心技术，盲目扩张，出口虽多附加价值较低。多年来，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我国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出口产品大部分处在价值链低端，位于“微笑曲线”（如图）的加工组装部分，缺乏自己的研发、设计、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大而不强”一直是外贸出口的软肋。从下图可以看出，价值链两端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极高，中段加工、组装、制造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高端环节获利占整个产品利
微笑曲线②
润的90%－95%，低端环节只有5%－10%，甚至1%－2%。〔5〕2009年我国GDP总量是美国的1/3，但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仅是美国的1/6，且8000个国际专利中，深圳华为一家企业就申请了1600多项，华为与中兴两个企业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27%。〔6〕
三、低消费的生成机理
我国消费一直呈畸形化发展趋势，这主要是受百姓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等多元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普通人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边际消费倾向。有研究表明从1978－2008年改革开放30年间，最终消费率呈缓慢下降，由1985年最高的67%下降至2008年历史最低点354%，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20多个百分点。〔7〕2008年中央出台10项拉动内需措施，2009年初又推出宏观调控政策，如4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2010年的消费情况较之2008年和2009年呈现回暖迹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内需走旺，整个消费市场逐渐走出疲软，呈现缓慢上升的良好势头。“中国201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参见中国网，2011年1月20日10:08:15，http://news.163.com/11/0120/10/6QR78NNA00014JB6html.然而，拉动消费的核心问题是购买力问题。随着经济缓慢回暖，通货膨胀渐成事实，而居民收入水平上涨十分有限，加之预期收入下降、支出上升的心理，普通百姓依然只能捂着口袋消费。而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在目前国内生产力条件下很难形成国内购买力，于是产生境外消费。
宏观层面，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制约消费的增长。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未随城市化步伐加快而同步健全。供房的压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压力、养老问题在农村的困境、医疗问题等均导致我国一直高呼“拉动内需”却拉而不动的尴尬。据统计，美国消费占GDP70%左右，而我国只有40%左右。〔8〕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致使整个社会消费倾向下降，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富人手中，出现富人不用消费而穷人不能消费的矛盾。据最新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已超过05。“中国基尼系数超05可能致社会动乱”，参见新华网，2010年5月21日10:57，http://clubdayoocom/view-4419752-1-1html.而消费信贷制度的不发达则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局限于当前收入，投资过热所致的住宅等消费品价格飞涨更促使百姓倾向延迟消费。
中观层面，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产品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也是影响扩大消费的因素。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人们的需要呈多元发展态势，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有限，文化产品不够丰富、质量也较低，还无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相适应。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低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725%，中等收入国家53%，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461%的水平。〔9〕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相对滞后发展，第二产业比重偏高，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重最低。虽然工业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但工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最终形成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的尴尬局面。
微观层面，企业发展缺乏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是目前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进而影响内需扩大，特别是消费增加的微观基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各地长期以来在资本短缺背景下所进行的微观资源配置，往往采取了诸如“亲商、重商、护商、安商、宠商……”等袒护资本、贬斥劳动的政策指向，同时由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所以，在微观这一初次分配的关键领域，劳动收入以“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的名义被人为压低，其结果是初次分配不公平，在再分配环节很难调节，不公平被进一步放大，最终表现为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劳动收入的相对减少大大降低了居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的购买力水平，制约了消费规模的扩大。
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乏力又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产生过度依赖。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畸形是中国纷繁杂乱的各种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为促进投资，政府人为地压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导致消费迟迟无法启动；同时，财政收入过分偏向生产型投资领域，对社会保障领域无暇顾及，亦使消费始终存在后顾之忧。
①“中国外汇占款规模8年增近10倍”，参见中国临夏网，2011年5月16日，http://wwwchinalxnetcom/content/2011-05/16/content_161444htm.
正是为了鼓励投资，降低投资的借贷成本，长期以来我国执行的是负利率政策，广义货币供给量常年保持16%以上的增速，最终由此引发流动性过剩，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对投资的大力推崇与迷信，则使国内积压了大量无法通过消费吸收的产品，在出口导向型政策引导下，过剩产品涌向国外需求端，国际收支顺差连年增加，外汇占款规模8年增长近10倍①，对国内流动性产生巨大压力。为了鼓励投资，政府再以压低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方式降低投资的原材料成本，这不仅压低农民收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且愈加抑制农民消费，使得产品价格在向均衡回归过程中出现上涨，通货膨胀矛盾不断升温。
四、调整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的政策策略
1.调整宏观调控政策
宏观调控政策虽然无法对经济问题起到治标作用，但在金融危机面前，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调节手段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不可小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历史，财政货币政策往往更关注对投资需求的调控，忽视对消费需求的调控。为顺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宏观调控的重点从投资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是明智之举。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超过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10〕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强金融、弱财政”的现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后，我国货币政策开始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货币政策一度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成为扩大社会需求的首选宏观调控工具，以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等宽松货币政策刺激需求，但结果不尽理想。针对2007年全球流动性过剩、信贷扩张过快以及物价飞涨等问题，货币政策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央行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对成本推动物价上涨压力的作用不明显。从2007年底到2008年初，我国进口原材料的数量没有显著变化，反而带来国内粮价、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高位运行，进入成本推动物价上涨时期。货币政策通过调控总量给经济降温的“一刀切”政策既无法兼顾地区差异、行业差异等造成的经济发展冷热不均问题，又无法改变因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趋势，而是加剧经济失衡。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面，财政政策在解决内需结构中应发挥主导宏观调控方向的角色作用。内需结构失衡已成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硬约束，财政政策可从收支方式和数量方面调控国内需求；同时配合货币政策在优化产业结构和金融支持方面的作用，培育新的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在总需求结构中，由于消费需求比例偏低加大了出口压力，而出口快速增长又进一步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在优化结构方面能发挥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流向和流量从优化经济结构入手，以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扩大内需不是短期内可以轻易实现的，应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信心和欲望。一方面，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不断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适当提高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工资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的收入分配机制，让全体劳动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国家根据投资或股本比例参与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并重点投向社会保障部分；第二，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宏观政策工具，规范高收入人群收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支持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农民直补力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保体系，加强城镇“两个社保”和“低保”工作。将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欲望，解决居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发展消费信贷。首先，应降低消费信贷门槛，例如首付款比例、还款期限和利息等，使更多居民符合消费信贷标准；第二，建立个人信用评估制度；第三，制定有关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使各项信贷业务有法可依；第四，以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和汽车消费为重点，适当扩大消费信贷范围。
我国投资率较高多因政府投资拉动。为防止投资刺激过度，遏制资产泡沫的发展，货币政策应适时从“极为宽松”回归“适度宽松”。目前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实际上并不活跃，政府应着力以财政货币政策激励社会资金的流入，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克服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扩大民间投资需求，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针对投资低效，如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相关财政政策设置应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范围、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并引导私人资本有效使用；对资源过度开采的行业进行限制和制约，开征环境税，完善资源税，限制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行业和企业的破坏性行为，提高投资效率。
在出口方面，面对金融危机，政府采取出口退税等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虽缓解企业的一时困境，但却带来盲目投资、低附加值、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品重复生产，最终进一步导致生产过剩，资源配置扭曲。因此，对外贸易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还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大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
2.调整中观干预政策
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畸形化的中观根源是非常明显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后进国家跟随式的产业结构调整通病，自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当今同等程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特别是将主要扩张方向和投资领域限制在制造业、低端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部分资源消耗严重的重化工业，导致该领域产能过剩，呈现过度竞争状态。无法消化的、不断上涨的资源和能源价格，最终转嫁给制造业劳动者，使其收入无法同步于经济增长速度。占劳动人口绝大部分的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而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劳动者收入水平也很低，再加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市场化改革不断增大的个人家庭财务风险，最终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而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只能被迫接受不断被外国采购商摊薄的利润面向国外市场，并形成对外贸的严重依赖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
服务业已被确定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面对日益旺盛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我国第三产业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十分有限，并很大程度上制约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因此，应在产业结构政策中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适应消费结构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温饱型向以住、行为代表的小康型、享受型转变，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在“十二五”时期，全球或将进入创新密集时代，并有可能引发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变革。在此背景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将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作为突破口，通过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物联网的研发应用等等。面对国际市场的瞬息万变，在全球主流消费市场转向健康、节能、环保、低碳和个性化、智能化的当下，还应敏锐、主动地适应这种变化，开发、利用新技术，发展创意产业，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
在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同时，应通过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同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组织合理化。对该竞争的产业鼓励其竞争，建立竞争架构；该适度集中的产业，则在起步阶段着力规避过度竞争、一哄而起。传统产业也应当大力推进企业并购重组，逐步建立产业整合市场、集约增长的能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引导企业开发新产品和节能降耗；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推动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企业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社会责任。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建设，努力将产品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3.调整微观引导政策
在微观引导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将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产品作为政策着力点，这是增加我国产品附加价值，富民强国的微观基础。多年来，大而不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我们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在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同时，许多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和重要基础件却全部依赖进口。所谓制造大国是在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过限、经济活动处于产业链低端、国际市场上受制于人并在低价竞争的矛盾中畸形成长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主要就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靠加工贸易及贴牌生产的企业。“中国制造”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未来的发展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始终处于加工状态，随着比较优势的消失，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最终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完全被国际资本操控；要么以此为契机和新起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贴牌生产、拼资源、拼人力的国际资本“打工仔”形象，就要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从源头上减少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的外溢，将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使之成为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打造实现从出口导向到自主创新竞争优势转换的微观基础。在微观引导政策中，应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和财政补贴，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利用税收制度，以贴息、补助、建设经济科技园区等形式，鼓励与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实现技术与资本的有机整合；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服务网络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和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同时，发展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落实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在税前扣除的政策。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企业自主创新解决后顾之忧。
在微观引导政策中，应当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和谐“度”。在初次分配环节不断增加劳动收入，相应地，完善劳动合同法、工资法，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逐步建立职工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等显得非常重要。从微观层面、初次分配领域不断增加劳动收入，是增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群体收入水平的基础，也是不断增强国民购买力水平、扩大国内消费的关键所在。同时还应该高度重视产品及服务质量监管政策的有效性。由于政府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具有强制力、征税权和禁止权，可以有效行使监管权，而有效的政府监管本身就是政府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可以设想，如果国民在用药时没有安全感，购买食物时没有安全感，心存忌惮必然在许多可能消费面前望而却步，这显然不利于扩大国民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富有人群的消费也会转向境外消费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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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