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时间：2020-11-19 10:33: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完成了文艺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文艺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实行了对于文艺工作的稳定、正确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局面。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一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文献。
在一年多以前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致祝词，再次全面阐述了党的文艺政策，在与会同志和全国文艺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应。
《祝词》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的巨大成就之后指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把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评判一切工作的标准。文艺是时代精神的表现，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理所当然地也就是文学战线的根本任务。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荣的使命。《祝词》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努力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和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用高水平的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创作中的失误和问题，一般只能经过文艺批评即评论、讨论和争论来解决。《祝词》指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因为没有这种抒发感情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就不能写出既富有审美的感染力、又具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作品。为此，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
《祝词》反映了我们党在文艺问题上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充满了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理解、热爱和期望，既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文艺政策相衔接，又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的基本精神，同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完全一致，即作家的创作自由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随后不久，即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党中央对创作自由的方针，并且作了深入的解释。在这以后，胡耀邦同志曾多次就党的文艺方针进行反复的说明，帮助了党内外同志首先是作家、艺术家进一步加深对党的文艺方针和创作自由的理解。正是在党的文艺方针鼓舞下，在全国进行四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推动下，文艺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多姿多彩的局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革命热情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一年来，创作上令人瞩目的现象，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得到可喜的发挥。题材选择的广泛，创作立意的新颖，风格技法的多样，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些作品能够关注现实，为我们的时代唱出奋进之歌；有些作品偏重于揭示迫切的社会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作品着重表现伦理道德、刻画社会心理的细微变化；有些作品在借鉴西方现代文艺观念和手法用来描绘今天一部份青年的某种心态，或在探求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创作实践和文艺现象的成败得失，是否都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固然有待于深入的探讨和历史的鉴定，但在大量作品中所显示出的许多特点（比如，在创作上日渐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趋势），则是在过去的创作中所很少看到的。理论批评工作的进展也是引人注目的。文艺批评不再限于对个别作品的解释和评价，而是开始对有代表性作家、艺术家做全面的分析，对文艺现象做综合的考察，开始表现出各抒己见或各引所见的探讨精神。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或文化理论（其中显然包含有西方现代颓废派的理论）上的一些观点、方法的介绍、提倡、应用以及因此而必然引起的争鸣，吸引了文艺界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初步揭示了探讨文艺规律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正确对待国外思潮影响的必要性。文艺新人的涌现和成长，同样带有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但数量多，地区分布广泛，而且常常是一经跃上文坛，就反映了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而形成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尽管有些作者的实践未必都使人满意，有些论者的主张未必都使人信服，但他们的艺术追求也确实给我们的文艺发展带来了某种激发作用。一年来创作、评论的活跃和人才的成长，证明着《祝词》所阐述的文艺方针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充满活力的，它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拓了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的宽广道路。同时也证明着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对《祝词》是拥护的，是能够自觉地用《祝词》中的精神来作为自己生活和创作实践的指针。
在回顾和全面估量文艺工作的形势，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足。我们必须承认，为了满足人民对社会主义文艺日益增长的需要，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决不是已经尽善尽美。在大量涌现的作品中，积极地反映当代多方面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帮助青年一代在精神上健康成长、思想和艺术结合得很好的优秀之作，还不是很多。一些同志对四化和改革的火热现实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冷淡和轻视，一些同志脱离社会主义的实践热衷于宣扬抽象的人性，宣扬嘲弄一切、怀疑一切社会进步的社会悲观主义，甚至抽掉社会内容孤立地渲染人的性本能，一些同志则容忍庸俗读物在一个时期内泛滥成灾，冲击严肃文艺的健康发展。在理论批评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文艺现象和国外文艺流派、文艺学或文化哲学流派（特别是在西方风行一时、也影响着国内一部份青年的，以作家艾略特、乔伊思、卡夫卡、福克纳、萨特、卡缪、贝克特等人和思想家尼采、柏格森、胡塞尔、弗洛依德施本格勒、海德格尔等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派思潮）的有力论著，也不是很多。还有一些作者、评论者、编辑者有意无意地把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分离开来，片面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甚至发表一种看法，似乎享受创作自由而可以不同时考虑对社会公众的利害和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这是属于支流方面的问题，但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正是为了保护主流的更加健康的发展。
一九八六年已经来临，第七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更加蓬勃兴旺。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的文艺工作理应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贡献。
我们要坚持创作自由，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祝词》透辟地论述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文艺创作这种精神劳动，只有在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具有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到见解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技巧的时候，才能产生独树一帜，令人深思的优秀作品。任何试图人为地干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自由都只能是对文艺活动的官僚主义的愚昧无知的表现。同时，任何时代任何作家、艺术家在自由地从事创作的时候，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准则。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由由，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当前，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和四化建设，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断然不能漠然视之。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提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文艺工作者决不能置若罔闻。我们的态度是，一切有利于四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我们必定热烈地肯定之，一切有害于四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我们必定痛切地否定之。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是战斗的。今天仍要继续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固然，文艺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一切直接地、间接地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品德、情操，一切有益于通常所谓世道人心的作品，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人民的利益，归根到底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一切创作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历史上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家在一定历史环境中自由创作的结果，而这种创作自由又是同作家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社会的责任感不可分离的。某些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也许主观上认为仅仅是为了一种自我满足，但是实际上，除了根本不希望发表或者演出的极端例外（即使这样的创作活动，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就不可能不考虑作品将在社会公众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读者、观众、听众，希望引起怎样的效应。整个艺术劳动的过程，都是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相互起作用的过程，虽然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创作者会有不同的社会责任观。在不承认或者回避社会责任感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实际上难以做到，对于有理想、有激情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因此，无论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提出作品的社会效果的论点，或是胡启立同志《祝词》提出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论点，或是去年九月全国党代表会议提出的一切思想文化活动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点，都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对于文艺固有特点的正确认识。
在创作中真正进入自由状态，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未必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为人民服务，遵循社会主义准则的意愿，还需要有对人民生活的深切把握和对艺术方法的真正掌握。生活和艺术，都是有其客观规律的。自由的实现，正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把这种认识成功地运用到实践中的过程。当时代的特点、人民的志趣、各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场景，尽收眼底，融会于心，而作家、艺术家又熟练地掌握了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段的时候，他才有条件摆脱盲目性，克服捉襟见肘的窘境。关于这一问题，张光年同志受作协主席团委托在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有如下一段很好的说明：“一个作家只有在他透彻地理解自己的时代，透切地理解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只有在他主观上燃烧着的创作激情是从广阔的时代潮流中汲取而又与历史行进的步伐合拍的时候，只有在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表现这个时代而又为群众所理解、所喜爱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由才能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发挥。”这就是说，作家或艺术家投身于人民群众现实斗争的火热生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艺术的敏感，去观察、认识、参预、领会和解释社会生活，把握到社会生活的底蕴，他才会获得创作的真正自由，并且把他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水乳交融地渗透于自己的完全自由的创作活动中，摈除任何外加的铺排剪贴，尽得艺术创造的风流。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实现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的基础。作家、艺术家的内心生活和身边日常见闻当然也是生活，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这是不容否认和不应否认的真实；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反映阳光的露珠无论怎样美丽，究竟不能等同于太阳本身也不能囊括阳光照耀下的世界万物。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作家、艺术家说过：我们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人民生活和民族精神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急遽变化；在这样一个大变动、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如果离群索居，闭目塞听，错过亲身感受和观察当代生活的时机，将会在主观上造成自己终身的遗憾，在客观上造成个人和社会的艺术历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这种心情是真诚的和很有见地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已经到城市改革和四化建设的第一线去了；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整装待发，准备到生活激流中去参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创造。我们相信，一个深入群众生活的热潮将会到来。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艰辛的精神劳动，及时地认清和深入地反映城乡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是任何作家、艺术家和任何艺术形式都能做到的，我们不能急求速成，强人所难，因而自限于收获一些漫画式的应景的作品。但是，新局面已经开创，振兴时期已经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找到，光辉灿烂的前景已经展现，该有多少为改革和四化建设献身的新人在群众中涌现，该有多少令人振奋的新事物在大地上生长啊！即使在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及其表现特点，准确地揭示社会矛盾，的确存在着某种难题，甚至遇到某些阻力和不应有的责难，但是这里不正需要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对生活真实的切实了解和义无反顾的勇气么？
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作家、艺术家说过：现在是建国以来进行文艺创作的最好时期。这是符合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要继续广开文路，鼓励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创新尝试，坚决反对任何人借口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或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人为地限制创作自由和对创作活动横加干涉。作家、艺术家在思想和艺术探索中所付出的艰苦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民的尊重和国家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在党和人民充分信任并高度期望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气氛中，积极地投身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洪流，熟悉和品味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提高识别生活现象的思想水平，在理论批评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是继续贯彻《祝词》精神的应有之举么？
今年的一月九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有正确的路线，有明确的蓝图，又有一系列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关紧要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激发我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题目不是叫做‘让愚公精神满神洲’吗？发扬愚公精神，我认为，就是要使八十年代的后五年，成为团结奋斗的五年，扎实奋斗的五年，坚韧奋斗的五年。”我们文艺工作者怎能不为此动心，竭尽全力，做出更坚实更出色的贡献呢？
（原载《文艺报》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