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领导下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和壮大

【摘 要】左翼电影运动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显示了中共夺取新文化阵地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中共与左翼人士及进步电影工作者密切合作，开展进步电影评论，组织进步电影创作，试图破除“明星制”，推动中国电影吹响时代号角，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前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左翼电影；电影艺术

左翼电影运动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显示了中共夺取新文化阵地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中共与左翼人士及进步电影工作者密切合作，开展进步电影评论，组织进步电影创作，试图破除“明星制”，推动中国电影吹响时代号角，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前进。

一

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军事“围剿”和对白区思想文化控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苏区军民展开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在白区开展左翼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阵地。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同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以下简称“剧联”）也在上海成立。

193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市场，外国影片和国产古装、武侠、神怪、言情等低俗影片甚为流行，这一乱象引起了共产党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关注。鲁迅撰文指出：“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① 瞿秋白则抨击《火烧红莲寺》之类的影戏“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②“左联”和“剧联”成立后，配合中共提出的“文艺为大众服务”主张，为开辟新的文化阵地，将电影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9月，“剧联”在《最近行动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方针、任务及策略，吹响了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向电影界进军的号角。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社会各界纷纷呼吁电影应担当起“猛醒救国”责任。制作出切合社会现实和富有进步思想的影片，成为各电影公司追求的目标，这为中共进驻电影界、加强与进步电影人士的合作提供了契机。1932年，由瞿秋白直接领导、夏衍等人主持的中共电影小组成立，并为进步电影制定了具体方案：“一、通过当时在报刊上已有的戏剧评论队伍，把重点逐渐转到电影批评”；“二、把当时在话剧界已经初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导演、演员，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进电影界去，培养新人，扩大阵地”；“三、翻译和介绍外国（主要是苏联）进步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学剧本，来提高我们的思想艺术水平”。③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首开风气，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参与电影创作，宣称“时代的轮轴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电影艺术界不能抓住时代，于新文化之发展有所贡献，必然为时代所抛弃。”①成立了由郑正秋、洪深、黄子布（夏衍）、张凤吾（阿英）、席耐芳（郑伯奇）五人组成编剧委员会，负责电影剧本创作与修改。五人中，郑正秋、洪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人士，其余三人则是中共派驻电影界的重要代表。

在国产影片公司中，上海联华公司素有“新派”之称，公司提出“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四国主义”口号，表面宣扬振兴国片，实则带有为官方提倡的“教育电影”服务的色彩。阳翰笙、聂耳等左翼人士加入联华公司后，与该公司的孙瑜、蔡楚生等进步电影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四国主义”制片方向，指出“四国主义”其实是“死国主义”和“锁国主义”。② 以聂耳为首的“联华同仁会”召开职工大会，抗议“四国主义”。公司不得不宣布取消“四国主义”口号，恢复“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四国主义”口号的提出和取消，实为联华内部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体现，最终以进步力量取胜。

天一公司一向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此时也顺应形势，意识到一二八的炮火“使得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之一员的中国电影，自从受了这次创深痛巨的教训，已获得了一条新路线”。③先后聘请左翼人士许幸之、沈西苓、司徒慧敏、田方等，摄制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影片。

在三大影片公司的带动下，其他影片公司继起响应。据夏衍回忆，从1932年起，不到一年的时间，电影界就拥有了一批相当可观的新生力量，“一方面是许多‘剧联’成员参加了电影工作，如郑君里、金焰、王人美等加入了‘联华’，沈西苓、司徒慧敏、柯灵（高季琳）、王莹、陈凝秋（塞克）等加入了‘明星’，同时，我们和程步高、李萍倩，田汉和史东山、卜万苍、孙瑜、蔡楚生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④ 可见，在中共领导下，左翼人士与影片公司合作，促使大多数电影企业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共的电影主张和创作思想，中国电影企业的制片方针由此发生巨大变化，以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反抗侵略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影片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

共产党人、左翼人士与电影界进步人士的密切合作，为推动左翼电影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33年2月9日，左翼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界进步人士在上海联合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号召电影工作者“亲切地组织起来”，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⑤ 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后，为落实“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和中共电影小组制定的推动进步电影的具体方案，将开展进步电影评论视为推动左翼电影发展的重要举措。电影评论与电影艺术相伴而生，电影评论一方面面对影片，要求成为“电影的良知”，电影艺术家能够借助影评，对电影自身产生自觉的评价意识；另一方面面对观众，要求影评能够提高观众的电影文化修养，丰富其艺术情感。

在中共领导下，围绕当时电影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上海各大报的电影副刊和电影刊物，发表了大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时报·电影时报》、《晨报·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电影新地》、《民报·电影与戏剧》、《申报·电影专刊》等电影副刊以及《明星月报》、《联华画报》等电影杂志。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文艺工作者，直接参加了编辑和撰稿工作。据夏衍回忆，当时“主要的影评工作者有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等，我和郑伯奇、陈鲤庭、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兢）、宋之的、聂耳也写了不少影评”。⑥ 王尘无提出了“电影大众化”的创作手法，必须“尽量的把电影大众化”，要以“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⑦ 席耐芳主张应“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这也是中国电影界的一条崭新的路”。①柯灵呼吁将“现实的真实的暴露”当作中国电影创作的趋向。②

针对社会追捧的“明星效应”，左翼电影工作者认为当时的电影评论在其中起了不良作用，明星们表面看来风头十足，但在电影制作商的意志强迫和影评人的肆意批评下则始终处于弱势，“在一两年之前，‘电影批评’只是一种宣传和广告的延长，直到现在为止，一部分剧作者和影评人还将影评当作一种私人感情的馈赠”。③ 左翼影评者在规劝女明星自爱的同时，对她们的形象予以维护。当时有一组名为“我假使是个女明星”的漫画，配以旁白对女明星极尽讽刺之能事，作者的恶意不言而喻。左翼影评者对此给予了回击，指出该漫画的作者足以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看法，“把女明星和从前的‘髦儿戏子’等量齐观，以为演戏演电影都是一种不甚高尚的职业，便对她们无形中带了若干的轻蔑”，这种成见致使“漫画特辑里面的作品，消极的讽刺，就远过于积极的鼓励”，呼吁影评工作者“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严格的批评和指摘是必要的；但一方面也不应该抹杀了她们中间的进步性，更重要的是，多注意一般化倾向，少吹求私人的生活。——这就是所谓‘大处着眼’！”④

左翼人士开展的进步电影评论，对于纠正电影评论中的偏颇现象，引领中国电影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电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重头戏。一批具有新题材、新思想、新内容的影片陆续涌现。1933年被喻为“中国电影年”，这一年拍摄的影片达66部。著名电影评论家洪深将这些影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第二类是“反对封建体制的作品”，第三类是“暴露（现实问题）的作品”。而在第三类作品中，他称颂“陈瑜编剧、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丁谦平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孙瑜编剧、导演的《天明》，和蔡楚生编剧、导演的《都会的早晨》”，是电影中的“几颗强烈的炸弹”。他还推崇1934年即将推出的“一群清新的影片”，如孙瑜的《体育皇后》、蔡楚生的《渔光曲》、陈瑜的《民族生存》、沈西苓的《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等。⑤ 这些影片大多贴近社会生活，关心民族命运，呼唤时代精神，进步影评工作者渴望的对“现实的真实的暴露”在电影作品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34年，中共电影小组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夏衍、田汉负责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并有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周伯勋、吴印咸、杨霁明等人参加主要工作。⑥ 同年12月，完成了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主题曲《毕业歌》传唱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35年初，拍摄了《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特别是描写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战场的《风云儿女》深入人心，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家喻户晓、广泛流行的革命歌曲。这四部影片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文艺阵地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华北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进入了创作“国防电影”的新阶段。⑦ 左翼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界进步人士一方面在报刊上就国防电影的根据、意义、内容、任务及拍摄等问题展开理论探讨，提出国防电影应“为神圣光荣的民族战争服务”，⑧ 担当起挽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任务”，⑨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创作。

1936年7月，在中共电影小组支持下，明星公司进行改组，恢复编剧委员会，由阳翰笙、阿英、郑伯奇、唐纳等为其提供剧本，决定“立即从事国防电影的摄制”，“在民族危机万分深切的中间，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尽一点救亡图存的微劳！”① 《生死同心》是明星公司改组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以大革命为背景，刻画了革命者的英勇形象。田汉评论：“看到《生死同心》这样以中国民众艰难困苦再接再厉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英勇壮烈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远，使人气壮的。”② 继《生死同心》后，明星公司又拍摄了堪称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前者“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三十年代的青年们的苦闷，和他们的最后觉醒，走向抗敌斗争的时代要求”，后者的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曲折地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他们要求抵抗日寇侵略的希望”。③ 《马路天使》公映后，在当时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④

联华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系列国防题材影片，其中以《狼山喋血记》享誉最盛。该片以狼群影射日本侵略者，用曲折隐晦的方式宣传抗日思想，暴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揭示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和爱国精神。正如当时评论所说，影片“限于目前的环境，只得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在深深明白‘恶畜究何指’的中国人中，这是再明白不过的”。⑤

综观左翼电影运动的电影创作，其在初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编剧方面，到国防电影创作时期，则造就了一支由编剧、导演、演员，乃至音乐、摄影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左翼电影队伍，左翼电影已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在电影界的影响迅速扩大。

四

电影明星出现后，制片人为了在观众中制造能谋取高额票房价值的偶像，专门起用和培植有号召力的明星占领银幕，并动员宣传机器制造偶像。一些编剧和导演也依附于明星偶像，为创造更高的票房而创作。这种现象在西方电影大国尤其是美国蔚然成风。1930年代中国电影界亦效法美国，好莱坞“明星制”传入国内，诸如“电影皇后”选举、“标准美人”加冠等活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⑥ “明星制”在其发展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批知名演员，但由于过分追逐商业利润，它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反应，不利于电影新人的培养和电影艺术的进一步提升。

左翼人士入驻电影界之后，很快意识到“明星制”的弊端，认为电影要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只能废除“明星制”，而选用新人即是有效的方法。他们开始从戏剧界选拔新人进入电影界。洪深在总结1933年电影得失时，提到“新人，新作”，尽管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未扩及整个电影界，但他对此种现象予以肯定，“在这个‘中国电影年’里面，能和澎湃的电影热相呼应，我们理想中应该有大群的新人的出现……在这一年之内出现的新人，有《女性的呐喊》中的王莹，《挣扎》中的刘炳华，《铁板红烛泪》中的陈凝秋等等”。⑦ 而洪深文中提到的新作均是左翼电影运动初期的代表影片。

前文提及电通公司摄制的四部影片，从编剧、导演到主要演员，几乎都是电影界的新手，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更加鼓舞了左翼电影工作者废除“明星制”的信心。他们对于电影公司单纯从商业利益着眼，反复起用知名演员的做法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一个所谓大导演大明星占据着的影坛，一切离开‘名’导演与大明星即不足以资号召似的。自从这个‘定例’第一次为一队新的战士所破坏，电通公司以全部新人摄制《桃李劫》而获得了广大的观众底赞誉之后，这使某一些短视的制片者对于自己平日的信仰不免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提携影界新人及创造艺术新生命之任务的电通底出现，正是使每个开心电影文化运动之前途的人们，万分兴奋的事。”⑧

对于影片中演员的排名问题，左翼电影工作者也作了破除“明星制”的尝试。“过去制作者对于一部新片排名的问题，不是视察演员的成绩如何或所任角色的轻重而判定，也不是以演员出场次数的多寡为排名的标准，只是在‘生意眼’下以演员中谁的名气大与谁的观众最多为排名的先后，‘明星制度’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而根深蒂固的奠定了它的基础的”。① 沈西苓导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和史东山导演的《人之初》，均是以演员姓氏笔画或出场的先后顺序对演员进行排名，田汉编导的《民族生存》，“影片中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每个演员都有充分的表演机会，这在过去的中国影片里，也是很少见的”。②

综上，左翼电影工作者对废除“明星制”作了种种尝试，应该说，他们的努力给电影界带来了新气象。但作为电影公司暂时的受雇者，电影企业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运用新人需要电影商冒投资风险，电影的投机性让制片商避重就轻，因而“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依然是当时电影界的主流。

结 语

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得力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左翼人士与进步电影工作者的交往合作，为电影界输送了新人，壮大了左翼电影的力量；通过开展进步的电影评论，提升了电影的理论层次；通过组织进步的电影创作，唤起了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并通过选拔新人进入电影界，试图革除“明星制”的弊端，使中国电影走上健康向上的发展道路。左翼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传统和创作观念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学者指出：“左翼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巨大，它改变了电影创作的趋向，使20年代受纯商业潮流左右的电影，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进步之路，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的认识被电影人所接受。中国电影自30年代开始和进步的社会主流相呼应，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③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