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与陈独秀关系试析

摘要：恽代英和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恽代英生前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交往十几年，恽代英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是有关他们交往的史料并不丰富，研究他们的关系，要从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当中一点一滴地挖掘，以求对研究中共党史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关键词：恽代英； 陈独秀； 关系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8）05－００41－０4

恽代英和陈独秀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中共早期共产党员，为中共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时期，恽代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1]陈独秀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2]恽代英虽然比陈独秀小16岁，但在中共党内时间，恽代英比陈独秀还要长一年多，陈独秀在党内不到10年，恽代英在党内却有10年多。他们都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恽代英是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又在陈独秀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他们之间的交往只有十几年，有关他们交往的史料并不丰富，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难度。这两个人最终结局不同：一个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一个却被中共开除，成了托派。70多年过去了，研究他们关系的文字很少，这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似乎还是一个空白。2006年8月是恽代英诞辰111周年，9月又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创刊91周年。在这个时候，探讨恽代英和陈独秀的关系，澄清—些历史细节，也是很有意义的。笔者接触的史料有限，对本文的错误、不当之处，请专家们指正。

一、 阅读《新青年》，仰慕陈独秀

恽代英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人家”，[3] “陈独秀出生于书香世家”，[4]恽代英陈独秀两家差不多。恽代英6岁入家塾，接受封建教育，陈独秀也是6岁起读四书五经，同样接受封建教育。这对他们来说，更深知封建文化对青少年的毒害，为他们后来反封建斗争，提倡新文化打下了—定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深厚的旧学的根底。陈独秀对文字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能作律诗，“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5]恽代英自幼儿起，母亲常教他读唐诗宋词，他—生作诗不多，从已发现的三首古诗来看，“他作诗的功力是相当深的”。[6]他懂英、德等文，一生留下几百万言著作。比恽代英大3岁的毛泽东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一套，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7]

青年时代的恽代英、陈独秀并不安于在书斋里读书，他们都思索着国家的前途命运，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启迪恽代英爱国思想的启蒙老师是梁启超”。[8]这与陈独秀相同，梁启超和陈独秀“从年龄看，两人相差只有六岁，无论怎样也说不上是两代人，但梁俨然是陈独秀的启蒙老师”。[9]但后来，他们又都从康梁的改良派前进到革命派。

1913年夏天，恽代英考入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1915年6月在预科班毕业，9月考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同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此时正是恽代英上大学的时候。《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恽代英就是接受《新青年》影响的众多青年学生之一。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10]后来恽代英也经常给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社写信，“表达自己敬仰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11]陈独秀和《新青年》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提到新民学会和恽代英为领袖的互助社，“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2]恽代英也曾说过：“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13]《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毛泽东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起来。他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4]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期间，学习是很勤奋的，除学功课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在1917年的日记中，就有关于和陈独秀及《新青年》通信、投稿等记载。任武雄先生等编写的《恽代英同志生平年表》写道：恽代英“9月，考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此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开始出版，他深受该刊影响，十分仰慕陈独秀，经常与陈独秀和《新青年》通信。” [15]但是，这里有个疑问，既然恽代英经常与陈独秀通信，为什么《独秀文存》、《陈独秀书信集》等书没有收录恽代英的一封信呢？

1917年3月14日：“刘子通先生闻余曾投稿陈独秀先生处，因索底本一阅，并云陈函颇赞美余。”[16]陈独秀也曾给恽代英写信问刘的学识。刘子通是和陈独秀有书信联系。恽代英在日记中有很多关于刘子通的记载，但对武汉地区早期党员刘伯垂从未提到过。如果刘子通、刘伯垂是两个人，这个问题也就好理解了。有人明确认为是两个人：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湖北党组织成立不久，就发展了赵子健、刘子通入党。[17]从和陈独秀早有联系，入党又早，似乎是一个人。

“1917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北洋军阀内针对是否随美国对德宣战一事，展开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勾心斗角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是日、德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领导权的一场角逐。”[18]“恽代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了《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三大任务》，对此表述了自己的主张。”[19]4月17日日记有记载：“总统、总理、外交总长处信已寄。……此后，尚拟寄王正廷、蔡孑民(托陈独秀先生转)……”[20]在年底“去燕录”明确记录：4月20日此件用快信寄给陈独秀。说明对陈独秀是十分信任的。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了恽代英的哲学论文《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这是恽代英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恽代英又把6月20日写的《论信仰》一文寄给《新青年》，很快在7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5号上发表了，并得稿费洋5元。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只发表这两篇文章。

他为什么以后没有继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呢？这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同年9月27日：“《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21]恽代英在这里是指《新青年》改良文学，提倡白话文。恽代英对此有这样的认识：“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22]几年以后，恽代英对五四前《新青年》是这样评价的：“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在武昌做学生……那时候全国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怜极了，只有《新青年》与其他一二刊物，稍鼓吹一点‘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一鼓吹，对于我便发生了影响；……所以我的思想便首先动摇了。然而那时候仍旧沉沦于旧习惯当中，他们第一便看不惯白话文的文章，第二便不赞成那些‘离先王之道太远了’的主张。” [23]

二、 1919年8月末9月初恽代英没有见到过陈独秀

1919年开始，尤其五四运动以后，恽代英更加紧阅读《新青年》，并订阅了全年的《新青年》，甚至阅读哪篇文章都做了记录：2月22日，阅《新青年》。3月20日，订《新青年》，全年贰元三角二分。4月24日，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7月4日，阅《新青年》。7月6日，吾阅《新青年》数篇。7月9日，阅《新青年》：《论戏剧改良》。12日，阅《新青年》：《旧思想与团体问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美国的妇人》。以后不再例举。

恽代英在1919年的日记里，多次提到致仲甫的信。“‘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24]2月10日，3次提到写寄仲甫的信，其中有“寄仲甫信，劝其温和”。[25]这似乎是写给陈独秀的，但“劝其温和”，又不像是对长者说的。所以笔者认为，日记里虽然明确写着“仲甫”，似乎不会错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十分可靠。《恽代英日记》“后记”说：“由于日记写作年代距今已久，原件字很小，有的模糊不清”。[26]在这种情况下误认的字，在所难免。把名字弄错也是可能的。例如把“仲清”误为“仲甫”，后者就成为“陈独秀”了。如果前边的例子说服力不强，我们再看7月21日的日记：“写至仲甫、白华……各一片。”陈独秀6月11日在北京被捕，这是轰动全国的大事，难道恽代英不知道吗？此时写一明信片，是寄往何处呢？9月17日恽代英又有致仲甫信。陈独秀是9月16日下午4时释放的。出狱后也并未获得人身的完全自由。[27]恽代英在陈独秀出狱第二天就给他写信，日记中又没有透露一句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不是写给陈独秀的，这需要进行考证，才能澄清事实。

如果以上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下面两天的日记：8月30日，星期六，“与聘三、仲甫、育群闲谈。”[28]9月3日“上鹤楼，遇香浦、聘三、卓然、仲甫，徘徊久之。” [29]先看30日的日记，这天是星期六，和三位人士“闲谈”也是正常的。但没记一句闲谈的内容。这显然对恽代英没有多大印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话却不是这样，毛泽东回忆十几年前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30]1919年8月30日陈独秀仍在北京监狱里，不可能到武汉和人“闲谈”，这个“仲甫”有可能是“仲清”之误。9月3日，恽在黄鹤楼又遇见了香浦、聘三、卓然、仲甫，并“徘徊久之”。前几天是“闲谈”，这次是“遇见”。从时间上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从陈独秀当时的威望看，他也不可能排在第四位。所以，这个“仲甫”也有可能仍是“仲清”之误。希望《恽代英日记》再版时，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以免以讹传讹。

三、 陈独秀对恽代英的信任、教育

恽代英写了一篇长文《未来之梦》，发表在1920年10月出版的《互助》第一期。在文中提出靠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31]从全文来看，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此文发表后，引起陈独秀和朋友们的重视。陈独秀在复张东荪的信中写道：“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代英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32]陈独秀的批评是很起作用的，因为“陈独秀是恽代英的师友，也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他对工读互助团认识的觉醒和对《未来之梦》的批评，使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受到极大的震动。”[33]第二年6月初，恽代英还收到了在北京学习的林育南诚恳批评《未来之梦》的信。[34]刘仁静也从北京给恽代英写信，批评了他空想的“社会主义天国”。在师友们的帮助下，恽代英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后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他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篇《未来之梦》，大发其狂热，……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象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35]1921年7月16至21日，恽代英主持成立了共存社，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他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共存社是在中共“一大”之前的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经过“五四”前后的战斗历程，恽代英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同年下半年，经陈独秀介绍，恽代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2月文华人学电请陈独秀作学术讲演。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陈独秀在武汉只有4天时间。这4天里陈独秀和恽代英是否见过面，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在汉期间曾多次会见恽代英”。[36]胡治熙和恽代英“有姻亲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对恽代英是很熟悉的。他在《缅怀恽师》一文中写道：“据李伯刚说，陈独秀曾请代英长谈过一次，却未谈妥什么。”[37]由于陈独秀和恽代英见过面，对恽代英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他懂德文、英文等，于是请他翻译考茨基早期著作《阶级争斗》。《缅怀恽师》写道：“陈独秀不久即离武昌赴沪，并交邮寄来考茨基早期著作《Class Struggle》的英文译本给代英。代英中、英文俱佳，译完以《阶级争斗》作为书名，交由尚志学会出版发行。”[38]此书作为新青年出版社“新青年丛书”于1921年1月初版，1926年10月再版。此书对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毛泽东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同样，《阶级争斗》对恽代英自己和利群书社的许多成员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陈独秀在武汉高校讲演，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国民新闻报》2月7日发表了《陈独秀来鄂后之学界》，作了详细报道。据当地报纸记载，陈独秀于5日下午3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6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讲。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陈独秀在文华大学还讲了《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恽代英“因事没有去听。后来当他听说陈独秀讲的是白话文的问题时，他说：‘我以为陈独秀要讲中国革命问题，原来是讲白话文！’”[39]前几次讲的那些内容是不会叫恽代英失望的。讲“社会改造”，实际也是革命问题。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方法改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的时候，“不过心里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40]

四、 恽代英赞扬陈独秀的革命业绩

早在1917年9月青年毛泽东说过：“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41]1919年五四运动时，毛泽东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陈独秀“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42]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3]毛泽东在讲这段话时，陈独秀在四川正处于贫病交困中，两个月后就去世了。毛泽东当时很明确地说，“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宣传呢？就是“将来”，其意是说中国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以后。到那时，编写中国历史，要宣传陈独秀，要讲他的功劳。在毛泽东讲这些话之前，实际就有人宣传陈独秀，在编写民族革命史就讲到陈独秀的功劳。这个人就是恽代英。1926年，恽代英在邓中夏任院长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所讲的是80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从反清复明运动到鸦片战争讲起，讲到太平天国运动及辛亥革命运动，又讲到五四运动。

恽代英讲道：“民国八年大战告终，遂促成了五四的大运动。这次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无关系，当时的领导者为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之二人。陈独秀在彼时，尚未组织共产党，不过他眼光锐敏，主张激烈。胡适之是美国留学生，受美国反日的影响不小。他两人在北京努力鼓吹，到五月四日，遂发生了北大学生二三千人巡行示威，殴打章宗祥，焚毁曹汝霖住宅的事。各省爱国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不久便成功了全国的普遍运动。……陈独秀、胡适之二人，又主张将文言改为白话，反对旧礼教旧风俗，把古书加以严格的批评，故五四运动，不独使民气日长，人民思想也日益发达起来，于是白话诗文，渐渐流行了，男女的社交也公开了，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大的变动，一班老学究，虽然拚命反对，然而各地青年，都热烈的拥护陈胡二氏的主张。”[44]恽代英肯定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和毛泽东后来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一致的。恽代英赞扬了陈独秀“眼光锐敏，主张激烈”。称赞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人们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各地青年都热烈的拥护陈胡二氏的主张。”

恽代英接着讲道：“五四运动以后……到了民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45]恽代英充分肯定陈独秀在宣传十月革命、组织共产党方面的作用。建立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陈独秀的功绩是应彪炳千古的。恽代英还进一步分析了陈独秀所以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的原因：“陈独秀先生，所以能够这样，不但是因为他的聪明勇敢，亦因为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各种失败，叫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有必须新辟—个途径之必要。” [46]恽代英充分肯定陈独秀在搞农民运动、统一战线方面所起的作用：“自从‘二七’失败之后，陈独秀先生等，觉得单做工人运动，实在还是不够，必须兼做农民运动，并联合各阶级，努力于国民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他们希望国民党改良，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工作，常在《向导》周报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47]

大革命失败前4个月，即1927年3月15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由国光书店出版，进一步扩大这本书的影响。

五、 恽代英陈独秀共同参加中共五大

大革命失败前召开的中共五大，恽代英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唯一的一次。陈独秀作为上届中央总书记，也必然参加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出席了4次，这和毛泽东相同。1928年召开中共六大时，代表多数是中央指定的，陈独秀作为特邀代表，但他拒绝参加。恽代英、毛泽东等不是代表，未能出席中共六大。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中央委员。他们除了在大会上见面外，还有一次见面。许德珩在回忆时说：“我到武汉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一天下午代英等老友约我到汉口普海春饭馆吃饭，由陈昌浩同志用马车来接我。我那一天见到了许多熟人。陈独秀看见我，指着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这次聚会共有四桌人，我与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张国焘等坐在—桌。蔡和森同志问我准备在什么地方工作，代英马上接着说：‘已经安排好了，在我这里(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陈独秀与蔡和森同时说：‘好！好！’席间，故友相聚，畅谈甚欢。”[48]这次见面，有可能是恽代英和陈独秀最后一面。大革命失败前夕，陈独秀提出了辞职。陈独秀躲藏起来，几乎与世隔绝。恽代英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到江西九江准备南昌暴动。起义爆发时，陈独秀并不知道。

1929年陈独秀被中央开除出党，1930年5月恽代英不幸被捕，1931年4月英勇就义。一年后，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

这两位革命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这两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不变，为共产主义事业，一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在中国人的心中树起了丰碑，人民永远怀念他们，永远纪念他们。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进入了初级阶段，并正逐步进入小康社会。在恽代英诞辰111周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创刊91周年之际，我们纪念这两位革命家，缅怀他们的革命精神，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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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