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

中国已经进入成长关键期，这个关键可以从“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的重大判断中感知。

所谓机遇前所未有。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发展正在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让我们看到圆中国梦的曙光，尤其是这个经济地位较历史上出现过的若干盛世更有意义，因为人类只有进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世界才拥有了统一的价值坐标和考量标准。依照共同标准衡量，500年来的中国一直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尽管许多人一再渲染康乾盛世，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的确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但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产生的自然经济，谈不上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和贡献，换言之，这时既没有产生引领人类文明的文化和科技创造成果，也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民族前行，只是虚胖，这便有了鸦片战争中8000英军横扫40万满清军队，有了装备优于日本海军，结果仍然惨败的战争结局。今天情况较前大为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我们仍然存在大量发展中的问题，毕竟世界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美共治”等命题。

所谓挑战前所未有。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并且正在进入集中爆发期，处理不好会前功尽弃，甚至结果更严重。也就是说，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矛盾中许多带有根本性，克服起来难度很大，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又没有太多。这就是挑战前所未有的原因之所在。那么，哪些因素在羁绊着我们呢？这里选出几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超越，其基础根本支撑在确立新政治观

任何主义或信仰，要赢得追随者，必须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以真理的力量说服人。这方面事例很多。且不说中国革命成功，仅以罗马天主教的发展来说明。为什么其把奥古斯丁尊为教父，源于其理论贡献。在罗马天主教出现信仰危机之时，奥古斯丁以理论突破化解了危机。人们因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怀疑上帝并非全知全善全能，奥古斯丁以“人类滥用了选择权”为上帝开脱，以“重回伊甸园”来消除原罪、强化信仰。又有人提出上帝如果设计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类，就可以避免人类因原罪而来的无尽痛苦，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奥古斯丁以“流溢说”来回答，并且强调上帝有能力创造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不能设计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上帝，那样就没有了上帝，没有上帝后的人类注定因失去灵魂归宿而进入痛苦的轮回，等等。

正是一批神学大师不断推进神学理论的发展，再加上宗教改革，从而保证其拥有持久的魅力、吸引力。中国作为以政治信仰引领社会的国家和民族，对政治理论的依赖性远大于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属于封闭的精神世界，并且疑者不入，入者不疑，政治信仰则不同，这是一个开放的精神世界，允许置疑，并且是在置疑过程中推进真理，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强大的理论勇气，以理論创新保证党的影响力，任何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对党的影响力、领导能力的削弱。那么，当前理论创新的重点或突破口在哪里？在于确立与执政相适应的现代政治观，惟此才能有效解决信仰危机的问题，才能找到一个民族和政党的终极追求与精神归宿，同时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拥有科学指导。

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冷战结束，由此带给我们的最大冲击是精神系统，既然原有的被打破，就必须建设新的，倘若不能有效建立，结果必是信仰缺失和民族凝聚力下降。这个问题如果具体到精神力的激发更为清楚，以往我们的精神力量主要产生于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途径和方法是仇恨教育，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改变，又由于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推进，“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仇恨教育已经失去了基础和支撑条件，坚持传统做法，必存在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不合时宜，亦与世界潮流，与党的现实理念相左。如果认定“阶级斗争熄灭”，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已是无阶级差别的伙伴关系，成为利益悠关方，找到一致的价值追求，那么现实的政治观和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不吻合的，更无法给予有效支持。

所以，实现政治观上的突破，保证理论照应现实越来越重要。一定意义上，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已经成为最现实、最重大的理论命题，这个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超越自我，最直接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从现实看，我们的所有体制改革都受理论的制约，大量社会矛盾追溯下去都达至理论。美国人作出过这样的分析：“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使不少人得益，整体国民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时，原有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都认为政府对自己的照顾不够，不满越来越多。这不光是草根的弱势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们也对现有的社会契约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和群体的上访、抗议。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信心的一个方式是用脚投票‘跑路’”（《纽约时报》中文网载文《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多个问卷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亿万富豪多数已经和准备移民，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归结起来，我们要克服制度性问题，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现代政治观的指导，否则将无法推进，强行突破很可能带来党的执政危机与社会危机。

二、世界由政治制度博弈进入以核心价值观博弈为支点的时代，必须找到新的精神力的增长点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终结、文明的冲突、核心价值观博弈等思潮渐成主流，这些思潮的本质或焦点，在于当今世界国家博弈已经由以政治制度为核心向以核心价值观和文明程度为核心方向迁移。这必然给我们提出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的精神力量还是源自政治斗争或阶级对抗理论，尽管话语系统已经不再是这样，但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并没有真正改变。问题是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态已经不再支持原有的精神力的激发途径和方式，也就是说，虽然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消除，但在国家范围内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问题在于我们又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借助宗教信仰来获得精神力量，这就决定了必须寻找新的精神力的增长点。既然世界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那么新的精神力的增长点很重要的反映于建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

从功用性上分析问题结果同样如此。中国要有效应对国家博弈，就必须建立清晰的核心价值观，以便别人认识和把握，进而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途径。同时，不能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优于别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仅仅借助经济力量影响世界是靠不住的，经济虽然是基础，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重视的还是思想文化或者说文明创造。诚然，核心价值观并不直接作用于人的日常行为规范，但没有核心价值观奠基，价值坐标就无法确立，没有价值坐标的社会就没有是非标准，有许多社会现象或事例可以佐证。一位较有名气的艺人就通过媒体高调宣称：“给全世界赞赏，不代表你成功；给全世界唾骂，也不代表你失败。”正是由于持有这样的没有标准，没有底线的紊乱的价值观，所以面对绯闻炒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单个人价值观颠倒与紊乱并不可怕，怕的是整个社会出现倒错和紊乱，到这时我们这个社会注定要走向疯狂。因为人类社会没有了标准，也便没有了正误对错，到这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魔鬼希特勒也便不算是失败，那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不算成功。所以说，核心价值观不能有效确立，整个国家和民族就难言步入发展的健康轨道。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挑战不仅来自执政行为，同时还来自民众对党的执政行为的评价，如果不能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此支撑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今后面临的挑战会更多、更严峻。从目前情况看，我们面对的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评价系统，这种系统原本与党的理念和行為是对立的，如果更多人接受了西方的评价系统，或者说西方价值系统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么党的所有行为哪怕是过去很长时间是正确的，也会受到批评，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党和政府承受的压力不仅没有减弱，相反却是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再进一步讲，过去我们的评价系统有社会主义阵营作参照系，尽管那时同样有西方价值观的存在，但人民群众主要还是依托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评价系统来衡量一切，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群众全盘接受了西方的评价系统，如此便导致行为与评价体系的错位。以目前席卷全国的拆迁为例，公允地讲这是后发国家的必然和必须，总体上是对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激烈冲突？从一再出现跳楼和自焚的情况分析，这甚至远超我们曾经批判的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其中有拆迁自身的问题，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表面看我们政府的“逼农民上楼”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相似，但圈地运动时代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权利意识与政府行为是对应的，我们政府今天采取的做法即使与人完全一样，由于评价标准变了，并且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这就存在着差异或错位，就会出现较人更剧烈的冲突。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出路在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这就需要确立核心价值观，以提供基础和支撑作用。

三、在国家力量越来越突出于文化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破解创造力不足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社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大会上突出强调了国家软实力，这些都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已经看到国家发展的瓶颈所在，且努力追求突破。问题是确立目标和努力方向的同时，一定要弄清其成因，进而找到突破口，否则只能停留于号召上。创造力不足特别是原创能力弱，已经成为困扰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瓶颈。

中国人聪明，其模仿能力超出很多民族，但原创性不足却是毋庸置疑的，有这样一种评价，当今世界分三个层次：原创性国家是美国，次原创性国家包括欧洲和日本等国，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属于模仿性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今天，尤其是在追求民族崛起的情况下，不解决创造力的问题，宏伟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正如温家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天津与中德企业家座谈时所讲过的一句话，“一个民族只有靠创新智慧才有希望，靠模仿抄袭是没有前途的。”

那么，要实现创造力的突破，有什么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认识并克服呢？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矛盾和问题是前提和关键，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建立新中国后不仅没有创造新的文化繁荣，却出现了“文革”的灾难，为什么在执政已达60多年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上的飞跃，却没有出现思想和文化大师，同时缺少文化巨作？究其原因，有历史和文化成因，更有现实的问题。

讲历史和文化基因，突出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理念，使思想失去生长的土壤，八股文、文字狱极大地伤害了文人的创造热情和创造勇气。而今僵化的教育模式，思想领域过多的限制，价值系统错误的导引，都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变得单一，精神空间变得狭窄，且限定于感官和功利，结果自难获得创造成果。因为这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人并非从事自己乐意做和最能做好的事，创造需要热爱，越是热爱，越是投入，越是能够发现，反之则亦反。其实，功利心越重，人越保守，越不会为真理而敢于牺牲。110年前的悲剧皇帝光绪对此已有认识，他在发布的一道圣旨中这样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当然，文化切断影响着积累，观念僵化制约着思想突破，这些同样都是重要原因。比如近现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打破的过程，辛亥革命打破皇权，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主客观的原因形成了发达的政治文化，其他方面却大大滞后，再加上“文革”带来的文化灾难，结果经济有了飞速发展，文化和科技创造却远远落后。特别不能回避的是，思想文化领域设置了太多禁区，这看似是强化执政，其实不然，因为最终产生的必然是削弱执政能力，瓦解执政基础的结果。不发展，无以强身健体，只能变得外表强大而内在虚弱，导致经不起任何风浪。所以，要提升民族的创新能力，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早就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带来思想和文化的繁荣，这不管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还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与文化的繁荣，证明的都是这一点。

四、在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的今天，必须克服弱国心态，保证步入大国境界

由于文化的原因，中国一直没有实现人性的觉醒，因而也便没有真正跳出封建礼教的重压，直到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不能实现人性的觉醒，也便无法弄清人生和人性的本质，结果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中国人可以做老爷，也可以做奴才，就是不会做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思维，没有独立思维也便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民族不可能走出很远。

独立人格缺失与长期的精神重压有关，这种压迫导致的是弱国心态与民族主义，如此与大国不一致的心态和价值观不改造，就无法步入大国境界，塑造大国形象，甚至产生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道理很简单，关着门时，弱国心态反映为阿Q精神，打开国门，容易与人冲突。不能与人平等对话，结果就是要么臣服于人，要么臣服于我，这显然与现代文明，与世界潮流相悖。

如何才算是形成了大国境界和大国胸怀？表现于方方面面。比如包容度，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要想当世界大国，就要学美国脸皮厚。这是一种调侃式的含蓄，其话中含义主要在于大国要有包容度，表扬的话听得进，批评的话也要听得进，不能听到好话洋洋自得，听到难听的话火冒三丈。古人早就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多大包容度就能走出多远。再比如规则意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美国欢迎中国与美国共治，但中国必须讲规则，此话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但也确需要我们思考，由于文化的原因，我们更愿意走潜规则，凡事想通融，这种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已经与现代文明发生了冲突，尤其在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进行交往过程中，不讲规则很难为人所接受。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

很显然，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决非一日之功，更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必须扎扎实实从基础做起。看一下欧洲的人文发展，很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打出了人文主义的旗号，因为张扬人性而打破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作为一个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民族，要想与现代文明接轨，尤其是要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必须从人性等诸多本源问题上实现突破。也就是说造就平等、理性、遵守规则的世界公民，我们先在人性上下功夫，让每一个习惯跪着的人们都站起来，这未必不是让世界接受乃至尊重的基本条件。

五、在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大力提升国民的精神品质以求更大担当能力

价值追求过窄，过重于物质利益，必定制约着民族担当能力和担当精神。仍如《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一文中所言：“令人不满意甚至‘跑路’的还有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环境。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同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一切向钱看的‘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里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破坏、质量低下为代价的。富于物质，贫于精神生活，缺乏道德观、价值观。”这样的评价和判断并没有超出我们自己所诟病，但外人也能切中弊端，就说明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因为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形成了吃苦耐劳的文化品格，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比肩者，又由于功利主义文化的教化，现实金钱拜物教的强化，我们确实存在着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的脱节的问题，至少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这样。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问题，一个中国小学生和美国小学生交流，中国的孩子向美国孩子讲自己家有几套房子，几辆车子；美国孩子回答，有几套房子和几辆车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仰。这就看出两种不同的文化源流和价值观的差异，受儒家功利主义教化出来的中国孩子是以财富来衡量人生的意义，而受宗教熏陶且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与享有良好物质条件的西方社会的孩子，已经产生了更丰富的价值观念。

当然，故事和表象中还有值得关注的更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正如人们所分析，中国人价值观念中的富贵是住别墅、开高级车、打高尔夫，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是将服务人员呼来唤去，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眼里富与贵是一码事。而在西方人眼里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只有二者真正结合起来，才会造就贵族。由于认识上的差异，观念行为上的冲突就成为难免的。早年有先富阶层送孩子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通过贵族教育也变得有贵族气质，及至到了英国的贵族学校才发现，实际情况远不是自己所想像的，比如在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得也很普通，还要接受严格训练，其艰苦程度要高于普通学校。这在我们观念中很不正常的事情，在西方人眼里很正常，因为其价值观中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不是悠闲奢华生活，而是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担当精神。也就是说，真正的贵族是富于自制力，拥有强大精神力量者。

过于看重物质利益，必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造成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也就是说导致若干无法调和的不和谐，包括灵与肉、内在与外在的不和谐，因为物质欲望强烈，精神追求就弱，长期失衡便无法感知生活之意义和价值；人与人之间不和谐，既然都重利益，那么因利益之争形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就成为必然；政府与民众不和谐，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能满足人无度的欲望，落差和错位久了也便无法达到良性互动，导致不和谐。总体而言，人人都为一己利益而奋斗，担当意识必然弱，只有利益意识没有担当精神，冲突必然产生，因为利益相对贪欲永远是有限的，为什么中国在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矛盾到了如此尖锐的程度？一定与此有关。过于看重物质利益会导致精神痛苦也是必然的。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过去很多神圣的东西已经被打破，如果没有神性，那么我们看现实必定“神马都是浮云”，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活动大多就是规则下的游戏，很难找到真和善。

另一方面就是与世界的平衡，作为经济大国，尤其走向世界，影响着世界，不能实现价值追求的提升，平衡物质与精神需求，與人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也是难免的。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利益，但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一个获取与担当的问题。如果我们过度突出利益，是国家行为，那么世界就会把你视作掠夺者，因而不受欢迎；是个体行为，那么世界就认为这个国家的民众是不受欢迎的人。环顾世界，我们发现与人的冲突越来越多，比如法国巴黎政府出台法规要求中国人办的商店每周至少有一天关门歇业，包括非洲国家的人民开始游行要求驱逐中国人，理由是打破了他们的平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问题的出现其实从犹太人那里可以获得答案，为什么一个智慧的民族屡遭迫害？至少一个原因是太精明，太会赚钱。

此外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和矫正，可以说，只有把那些封建的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东西都解决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品质才敢言得到提升，才敢言拥有了走向世界的更加良好的姿态。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