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之间
时间：2021-01-27 09:30: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秩序对于人类政治社会生活实践来说，具有永恒意义。但是，秩序的生成不是源于强力，而是源于社会成员的互信。政治信任的议题由此产生。总体上看，国内研究者既从理论上对政治信任的基本内涵等议题作出了学理建构，又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信任话题。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探寻政治信任，构成了国内研究者的主要学术指向。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于比较分析的视野中对政治信任的基本涵义进行学理阐释；从历史主义的分析进路客观审视政治信任的历史型态；客观务实地探讨政治信任的现实应用议题；农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显学议题。但是，已有研究有其阙如，亟待后续研究的辨识和拓展。
【关键词】政治信任；秩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2—0000—07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开宗明义地说：“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而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城邦是若干家族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我们说，这就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1]90这就是最早的有关人类生活的畅想。
尽管对于何以达致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和思路，但是在纷繁复杂的争论中，仍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只有在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够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这是因为秩序对于人类政治社会生活的实践来说，具有永恒意义，而不是权宜之计。以至于人们甚为赞同“只有在秩序的基础上，社会才可能存续”[2]12的说辞。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情感，如果我们尊重实际，而不是沉湎于想象。我们就应承认，对于社会公共生活而言，秩序与其他社会价值相比具有优先性。”[3]
但是，秩序的生成不是源于强力，而是产生于社会成员的互信。尤其是对于一个政体来说，“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对于一切城邦或政体都相同的一条普遍原则，即城邦的各个部分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必须强于废止这一政体的愿望。”[1]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揭示的就是政治信任的重要价值。随后，承继亚里士多德的信任传统，人们一直坚信政治体系的巩固、社会管理活动的开展、社会秩序的营造，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和托付。有些迷信者甚至认为，信任之于政治社会生活，犹如空气之于人的呼吸和生命。
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西方研究者对政治信任的研究热潮，极大地促动了国内研究者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兴趣。总体上看，国内研究者既从理论上对政治信任的基本内涵等议题作出了学理建构，又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信任话题。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探寻政治信任问题，已经构成国内研究者的主要学术指向。因此，在积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国内研究者围绕这一论题开展的研究作一简述。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于比较分析的视野中对政治信任的基本涵义进行学理阐释
涵义的界定对于认识一个新生事物具有较强的基础性意义。因而，国内研究者对政治信任的分析也是从其基本涵义入手。从文献资料收集来看，国内最早界定政治信任的是闵琦。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指出，政治信任“是人们对其他政治活动者的一整套认识、信念、感情和判断。”“测量政治信任有许多指标，比如：公民政治态度的开放程度、公民的政治宽容态度、公民的政治合作精神等等。”[4]110-111显然这个界定具有明显的政治文化意蕴，但是其开创性意义是无可否认的。
新世纪以来，新的社会发展环境给政治信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所以这一时期政治信任研究进入高潮时期。2009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与上海政治学会联合主办了“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专题研讨会，30多位专家研究者深入研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信任问题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多位研究者对政治信任的涵义进行了阐述。如陈尧认为，“一般地，政治信任即公众对于政治权威当局及政治机构是否依据公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是对政府活动的理性预期或心理期待，是对政府人员及其活动的信任心理。政治信任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和政府的成功。政治信任或者不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表达满意、支持或者不满意、反对的心理基础。”[5]刘昀献则认为，“政治信任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统一。它包括对政治体系及政治生活方式的信心，对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的信任，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和公众之间的信任。”[6]史天健则从结果的角度来认知政治信任。他认为，政治信任实际上是一种信念，是政治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这种良好的情感有助于形成较高的政治产品和绩效，比如政治稳定的环境。
当然，对于同样一个议题，不同的人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解读。因此，无需过多地纠缠于概念的分殊和比较。实际上，对于一个概念的界定，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客观主义视角能够使人务实地看待一个概念所依存的时代背景，进而不致于背离现实环境，结构主义视角则能使人不忽视且能全面理解这个概念与其相关议题之间的正确关系。基于此，可以这样来界定政治信任，它是政治生活中的行动主体，包括公众、社会组织、群体，对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大要素之间关系的合理期待，以及政治体系对这种期待予以回应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互动关系。
为较为深入地阐述政治信任的内涵，一些研究者还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对相近而又容易混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解释，以此进一步明晰政治信任的内涵。由于政治信仰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内在关联，以致于有人常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甚至产生了混淆。所以，有人首先对政治信任与政治信仰进行了区分。如沈远新认为，“政治信任是信仰在政治生活领域的集中反映，是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和社会现象所体现出的政治价值的认知、判断、评价和追求。”[7]实际上，从内涵看，二者确实在关系形态和外在特征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政治信任也不同于政治认同。政治认同主要是在回答“政治生活中我是谁”的问题。因身份归属感而来的认同，自然会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政治行为，而一旦行为得以改变，其发生逻辑也会改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政治认同更多是特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长期熏陶与教化的结果，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8]55“在政治学词汇里，很少有比‘合法性’因明确的原因引起更大麻烦的术语。”[9]124确实如此，政治合法性事关政权的巩固和长久，因此深受关注。但政治信任也不同于政治合法性。最为明显的差异是，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公众对政治系统的相信、支持和托付，它的起点是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态度，而政治合法性则主要是关注公共权力来源及其维系基础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说明二者在起点上就存在先天的迥异之处。此外，“从经验主义看，政治合法性一定内含着政治信任，但从价值主义看，信任的政治并不一定是合法的政治。而且，公众对政治体系信任的缺失并不一定挑战政治合法性，这主要由政治信任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