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民意表达
时间：2021-01-28 07:58: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民意表达的两大困境
“7·5”新疆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与往常一样,继续在报道中国时抱有巨大的偏见,这再次让不少中国老百姓非常恼火。就此,笔者曾问一位西方大报的驻华记者朋友,其实你们是了解中国的,但是,你们这样只能惹怒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客观地报道中国呢?
起初,这位西方记者还给了一些外交辞令式的答案,比如,我们按照自己所考虑的方式去报道、我们不属于你们的宣传系统,等等。几次争论后,他终于说出了对中国问题偏见报道的本质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中国读者的情感。”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民意表达对于外国媒体来说是失效的。
但是,另一方面,外国民意却对中国起作用。最近我写一篇社论,严厉批评某个国家在我边境增派军队,结果该国驻华大使到我报社抗议,振振有辞地阐述,中国媒体这样做正在刺激他们的民意。而他们的民意将会作用于他们的政府,并对其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压,以至于有可能会恶化到两国关系。尽管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得到了圆满的协调,但是,从中却看出外国政府在外交过程打民意牌的技巧性。
在外交事务中,中国外交家也偶尔会使用类似这种民意牌,但是,正如一位中国外交官朋友在私下所透露的,当我们说中国民间压力时,外国的谈判对手往往是不信,反而会质疑我们民意的真实性,以及中国外交官是否是在假借、操纵民意。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民意表达的两大困境:第一,相对西方的民意表达,中国民意的表达方式,在对外影响上力量微弱,甚至根本起不了作用。在2008年,由于西方媒体对“3·14”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国民间曾掀起一阵“反CNN”网络运动,“做人不要太CNN”成为中国民间的一句流行的口头禅。这股运动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民意宣示作用,但是,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这背后是政府因素以及长期以来政府所怂恿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
第二,相对于西方民意的表达,中国民意表达的真实性、代表性和合法性常受到很大质疑。不少中国民意的正常表达,常常被西方甚至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批判为“民族主义”。这样,中国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即使要打民意牌,有时候也会显得底气不足。
要克服当前中国民意表达的这些困境,就需要从思考困境根源开始,重新打造民意表达的有效性、多元性和准确性。
民意表达困境的原因
民意,顾名思义,就是“民众的意愿”。中国传统中有许多关于民意的论述,比如,《庄子·说剑》中就说“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汉书·杜周传》也言:“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也说:“在后方,必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无论古今经典如何阐述民意,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真正的对民意表达的路径、意义和方式进行系统论述的经典著作。究其原因,大体有三点:
第一,中国历史的实践层面,大体是重“天意”,而轻“民意”。民意常被提及,但是,在关键时候,总是以“天意”为名搪塞。从商周开始,“天命”观就已普及,正如华人学者成中英所说:“被人们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的‘天’,具有降临人世的‘吉凶祸福’、‘得失成败’的权威,能够给予地上统治者以统治百姓的权力及命令。”尽管在许多时候,民意总是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比如,“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但是,更多时候,中国执政者都是将自己的意志当作民意,居高临下,调动强大的宣传机器,灌输“忠君”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民意表达常常会成为一个空洞的说教。
第二,民意表达缺乏真正有代表性的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胜军认为:“网络信息时代,民间力量从后台走向前台似乎是一种必然。……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中国民间力量的展示手段,往往有违常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中国的民意表达有违常规、难以捉摸,主要源于:一是中国缺乏有显著阶层、群体代表特色的媒体和代言人。尽管中国学术界有长时期的“左右”之争,中国舆论界也出现了一些“左”、“右”特色泾渭分明的报纸,但是,整体上看,中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思想表达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利益代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个人敢真正宣称并履行仅“为某个利益群体服务”的话语或行动。二是中国民意表述没有透明的事实依据,有时候使民意受引导、被忽视或者被扭曲。在这方面,当前社会上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听证会、信访等等,都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形式的有效性依然在发展和变化中。三是政府、政党、部委、媒体的意志与民意常常处于混淆之中。这使很多人难以分清到底什么是官方意志,什么是媒体意志,什么是民意。
第三,民意表达缺乏确切的统计方式。目前,对于民意表达的统计,学术界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但是,真正对民意表达的探讨还远未结束。比如,网络被公认为是收集民情、反映民意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两年,网民进行“舆论监督”,往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是,另一方面,网络真的是现实问题求解中主流、真实的民意表达吗?由于网络提供信息不够权威,缺少如传统媒体的过滤程序,虚假消息泛滥,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可能会陷入技术操控的危险,而“真实的民意”则再次隐身于网络技术下。网络民意因自身代表性、真实性、客观性等问题,对政府管理者的科学决策或责任约束有时候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甚至一些谣言在网络上泛滥,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个时候,如何在网络民意中去伪存真,就是一个长期争议、建构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因此,要解决中国民意表达中的困境,就需要从观念上确立民意的重要性,并通过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机构、个人,运用一些科学方式统计和表达民意,这样,民意表达才能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
对外民意表达的革新
大国崛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项结合民众意志、聚集民众力量和实现民众目标的过程。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让民众成为崛起的利益分享者,那么,这种崛起只能是暂时的、短暂的和易碎的。由此看,如何体现民众意志,进而能够更有效地聚集民众力量,完成民众的心愿,是大国崛起打下憨实基础的第一步。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政治制度采取了许多极富中国特色的民意调查方式,比如,挂职锻炼、官员公示、政策听证、基层上访,等等。这些民意表达的方式在推动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让中国执政者了解民意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加强,当前中国面临的难题不仅是一个民众意志表达与政府之间的沟通问题,还要克服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问题,正如有人曾说,“当前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的过程,却还没有解决挨骂问题。”这个时候,中国民意表达不仅要成为一种需要让本国政府知晓的沟通方式,进而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中国与世界频繁沟通的手段。
针对当前中国民意对外表达太弱的困境,笔者认为,民意表达要真正作用于中国崛起,成为令世界知道、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就至少需要以下几点革新。
第一,要对民意表达进行观念革新。在对外交往上,过去我们常常以“外交无小事”为由,全权由政府代办外交事宜。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国际形式的复杂化,政府的功能越来越无法囊括和满足民众对外沟通中的需要。此时,我们必须进行民意的观念革新,认识到民意能够在许多领域弥补官方外交的功效。民意不仅有对外沟通、联系、信息传达等防御性作用,更有对外宣示、威慑、利益索取等作用。更重要的是,民意表达将为官方外交拓展谈判的弹性。在外交博弈时,民意表达中的利益诉求的尺度远远要比外交谈判来得宽。
在民意表达上的观念革新,就是在各种条件都允许的条件下开放民意。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也将形成民意与国家崛起的良性互动。在许多时候,中国应该让世界认识到,民意表达与中国政策之间的距离感和差异性。任何民意表达仅仅是中国多元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官方意志,但有可能会作用于官方政策。
这样观念革新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在对外表达上,不必为任何中国民间的声音负责。中国应该很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政府的政策、宣示和意志是综合中国民间声音的产物,倾听民间的任何一种声音,却不会仅代表一种声音。民意的任何声音,哪怕是对外极端言论,中国都允许其表达,但任何声音与政策都会有一定的距离,有些声音甚至与政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民意表达的丰富性将决定中国开放度,也将决定世界是否将以更多元、更社会化、更立体化来观察和认识中国。
第二,要进行民意表达的制度革新。充分认识到对外民意表达的重要功效,就要求制度上进行更多有利于民意表达的创新。其中,创建民意表达的多元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前,中国民意表达最充分、最多元和最复杂的路径就是网络。但是,诚如上文所述,网络的弱点在于集中性弱、权威性小、观点分散、真实性差,要弥补这些弱点,真正令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还需要有各种制度上的创造。
这可以参照西方民意表达的方式,打造一个聚合个人、社会团体、研究机构、政府官员在内的多元民意表达方式。尤其在个人层面,三类民意表达的代表非常重要:一是学者。中国应该鼓励更多的学者说话,让更多的学者有勇气、有能力和有实力表达民间观点。中国应该让世界知道,任何学者的言论都仅仅是民意的一部分,应该被解释成为研究成果、个人感悟或者政治偏好,与政策无关。在这方面,2007年两名中国学者阐述“中国要抛售美元”的观点,引起世界轩然大波,并令美国政府正视对华货币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二是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政治体系中核心制度之一。但是,在对外民意表达中,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基本上是“沉默的关键人物”。要对外表达民意,也要鼓励、允许甚至开放人民代表的话语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大代表制度的实质作用。在这一点,美国国会议员的话语开放,是值得借鉴的,尽管他们的话语有时候显得非常极端和偏激。
三是各级官员。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官员的发言与具体政策也有一定的距离。在西方大多数国家,根据情景不同,一个官员的发言有时是政策表达,有时是口误,有时却只是为了表达民意。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官员甚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会口出狂言,冒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差异很大,不一定全部参照,但是,鼓励一些官员敢说话,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民意表达。几年前,一位军方少将宣称“遏制‘台独’,中国宁愿牺牲西安以东的经济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威慑力,让世界了解到中国统一的决心。
第三,要进行民意表达的技术革新。在民意表达上,观念革新和制度革新是根本,技术革新却是关键。如何让世界听到中国民意的表达,需要找到可行性强的技术方式。比如,对西方媒体对华的偏见性报道,新加坡教授林作新提出:“要像新加坡那样,以西方的方式对付他们,到媒体的所在地,进行法律诉讼,政府有的是钱,聘请最好的律师,穷追猛打,进行纠缠,咬住不放。媒体输了,认错不行,道歉不行,要赔款,因为新加坡知道,西方媒体属于个人的,属于企业家的,一赔几百万美元,赔个三两次,老板受不了,就会命令记者闭嘴,几年下来,西方媒体对新加坡的新闻的处理就小心翼翼了,他们被教乖了。我想,中国不妨也采取这种方式。”浙江大学河清教授提出,要到巴黎街头去做西藏的真实广告,也是一种可行之策。
对民意表达进行技术革新,就是要找到一种看得见的、可行的、有操作性的表达方式。当前中国越来越流行网络上的民意调查,这种方式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并使这种方式运用到外交、对外社会交往层面,久而久之,西方就不可能再忽视中国的声音,更不可能无视中国人的情感。
总之,民意表达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崛起更多地运用了政府力量,在国家意志表达上,也多听到政府的声音。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民主化和开放化,民意表达在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上的分量都会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如何塑造和构造理性有效的民意表达方式,将极大程度地决定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塑造民意表达,也将是后三十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王文,编辑,现居北京。已发表评论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