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功能分析
时间：2021-01-31 07:56: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大众传媒通常被称为是为美国的“第四种权力”,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作为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其对外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影响。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众舆论 舆论精英
中图分类号:D7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166-02
大众传媒主要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与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两大类)。它们既是工具和技术手段层面的,也是社会组织层面的,这些“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家都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不过有人说,美国政府还有第四个部门,作为美国的“第四种权力”,它就是新闻媒体。尽管它不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是“第四种权力”的称呼说明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新闻媒体使美国总统将其外交政策公诸于众,也给予政府的对立面发表意见的机会。尽管媒体对国际局势的报道在全面性、系统性和分析性方面不尽人意,它们至少能反映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以及社会公众对一些相关政策的意见,对公众舆论产生导向作用,能够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有关国家安全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上来,把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大众传媒的报道覆盖全球,是信息世界的神经中枢。
大众传媒有着十分重要社会功能,著名的传播学者施拉姆把它总结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主要有监视,协调和社会化。现代社会极为复杂,人的认知能力又有局限,需要媒体监视环境,收集、概括和报道信息,因此媒体通过协调及评论和解释功能来澄清、解说信息,制定、传播和执行政策;媒体还能传递社会价值和文化概念,使人们如同一个整体接受政治系统的话语和行为,保证政治系统有效运行,媒体的社会化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内容如下:“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新闻记者的很大的权利,他们经常性的分析和批评各种政治人物。大众媒体之所以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影响深刻,是因为媒体经常性的批评政治人物,对政府政策加以导向性的阐述,深深的影响了广大公众对各项政治行为和政策行动的的看法。
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也同样可运用于一国的外交,因为外交本身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外交政策是指“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实施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外交战略而具体制定的行动准则”。影响外交政策的制约因素有很多,如决策模式、决策人物、社会舆论等;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众媒体构成了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传递国际政治和外交信息,构建有利于本国的外交环境。大众传媒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信息来源。通讯社、网络、电视、广播以及报刊等传媒成为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的依据。通过报纸、新闻节目以及和记者交流等形式来进行政策调研,是外交人员获取信息的重要要方式。原因在于,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公众,在复杂变幻的政治环境中,都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全面系统地了解全面的外部形势。因此,专业、权威的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复制和传播的大众传媒为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是传送外交信息的关键。甚至在危机和突发事件的中,新闻媒体传递外交信息的功能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危机发生初期,外交渠道的信息不是很灵敏,新闻媒体就成为政府惟一的信息来源。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的外交事务顾问丹尼斯·罗斯曾表示: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获取的要多得多。
第二,反映本国的价值和立场,代言本国的政治主张。大众传媒通过向公众传递全球信息,诠释外交政策,传达本国外交立场,编制新闻程序,从而影响外交政策日程的确定。
大众传媒和政治家共同创造了分离的现实,这是建立在战略性传播、控制和破坏对手形象基础上的,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外交方面,媒体新闻是政府运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达成政治目标,政府需要媒体的配合,许多报道的消息来源多为政府官员及新闻发布会,其原因就在于借助媒体传达本国的外交立场与观点,对他国制定相应举措施加影响,努力通过媒体推进与强化他国的政策前景与选择。国家也依赖媒体协调重大外交行动,先期试探他国和国际舆论的反应。
在阐释对外政策时,一些美国记者往往怀有某种偏见,他们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出发点,坚信“美国必将胜利,她安全繁荣,享有威望,并对世界进步做出贡献”,美国大众传媒更倾向于保守,竭力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对许多外交事件以程式化的思维报道,无须政府操纵与引导就会论证政府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比如关于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对美国霸主地位或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所采取的对抗性的政策,媒体是热衷于支持性报道的。美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在国际报道上媒体忽视了他们的质疑政府的作用,而是让那些鼓吹政府和军方立场的知识分子唱主角,频繁地出现在报纸版面和电视访谈节目中。
第三,形成以及引导国内和国际舆论,通过舆论导向影响相关政治事件的合法性,从而引导外界对相关事件的反应。大众传媒加速了舆论的形成与传播,同时也反映、引导理论,通过有选择地突出或淡化信息,赋予某些意见以地位,引导公众确立与大众媒体及主流观念相同的价值观,并间接控制舆论。外交政策通常致力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公众意见的范围和集中程度,因为个人的意见得以集中的时候就获得了政治上的意义。如果没有大众传媒塑造舆论,那就没有任何国会法令、外交冒险和巨大的社会改革会获得成功。大众传媒可以分析与解释对外政策,确立政策的合法性,获得公众的支持,这使决策者不必过分担心对外行动对其国内统治地位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能积累国内政治资本。“无论哪个主要决定或偶尔的相对次要的决定,在白宫、议院或五角大楼做出这一决定都是要考虑媒体的。将政策告知民众的方式是首先由传媒理解,然后接受,最后向美国人民传达某种观念。在国际上,大众传媒试图形成和引导国际舆论,以多种说服方式陈述本国外交政策的正义与合法,减少反对呼声,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推动外交政策的执行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大众传媒经常以独立的姿态介入外交政策过程,这就是所说的媒体外交。在媒体外交中,记者直接参与政治过程,各国政治领袖使用大众传媒实现政治目标。媒体外交会促进某些层面的外交关系,并会提出许多有益的政策创意,即使在正常外交关系存在的情况下,记者也经常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依赖公众外交渠道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其外交政策的看法,“它寻求使他国民众建立或改变对本国行为的看法,或者影响公众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或人民生活方式所持的见解。”持续性的报道常常影响着公众的判断与倾向以及政府的决策。例如,正是在媒体对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真实报道后,美国反战运动勃兴。1968年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后,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指出:这是一场无用战争。在经过声势浩大的民众反战运动之后,约翰逊总统据此认为公众不再支持越战。这也深深的影响了后来的越战进程。
第四,舆论精英通过大众传媒这个中介向政治决策者提出各种政策建议。舆论精英人数较少,处于社会结构的高层,他们信息灵通并具有国际问题的专业知识,外交事务跟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类人包括国际问题和外交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新闻记者、资深企业分析家、政府官员、知名社会组织者、政治活动家、企业管理人士等。人们熟悉的基辛格博士、著名的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以及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玛·里普曼等人就可以被看作是“舆论领袖”。美国的外交决策对这些“精英型舆论”很重视。首先因为这些舆论的提出者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 ,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分析和批评都是有专业水平的,能提供很多决策层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其次,这一批精英很有代表性,他们或许就是某个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或个行业的代言人,所以高层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以平衡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各国的外交决策者对“精英舆论”都十分重视,会在不同程度上吸纳其“有效”成分,并根据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修正决策或行动措施。
第五,大众传媒是美国对外政治和文化扩张的政治工具。在美国,传媒一方面高喊“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充当政府的“第四部门”。尼克松当年就把大众传媒看成“第四战场”,主张在这方面不要节省,强调“美国不能赤手空拳地进入这一思想战场”,“美国从事最有效的对外政策计划之一,就是支持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为了实现让社会主义国家“西化”的战略图谋,美国利用其世界一流的大众传播体系,大肆传输美国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企图贬低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政治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之音、美联社、CNN、《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就是美国的象征,在过去的东欧剧变和目前的中亚“民主化”浪潮中,这些媒体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众传媒在外交政策中的功用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如通过舆论监督,对外交政策进行及时地评判或批评,督促政府改进措施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连续性报道,将外交决策置于公开透明的舆论环境之中,使民众都享有知情权,这很好的避免了决策的独断性,有利于决策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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