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本属性释义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当前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丰富的理论内涵与科学的实践内容赋予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多维属性：丰富的人民属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视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体现了人民群众才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力量源泉所在。鲜明的价值属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方略的自觉优化，凸显了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奋斗目标。规范的制度属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论生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衍生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制度保障，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深刻的实践属性。从衍生背景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问题取向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从价值意义来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着中国发展之于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充分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些基本属性，对于现时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发挥“四个全面”战略引领民族复兴作用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民属性；价值属性；制度属性；实践属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3-0041-10

属性是对事物固有本质的确证和内在规律的反映。科学把握事物的属性尤其是基本属性是人类社会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现时期，从属性视角描述与阐释某一理论，逐渐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所运用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理论魅力和无穷的实践活力，不断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着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既然如此，当前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真正发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领作用，怎样有效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就需要我们对其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和演进规律进行深入剖析。即是说，唯有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属性进行前提性把握，才能不断提升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因而，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以人民属性、价值属性、制度属性和实践属性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属性。这既是我们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前提，也是我们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要条件。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着丰富的人民属性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视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民群众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当代呈现。正如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可见，所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人民属性，是指其奉行人本向度的实践标准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并将关注人民利益、实现人民幸福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宗旨的牢固树立、对“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自觉秉承和对“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执政诉求的不懈坚持。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新的目标要求落实党对人民的承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小康社会中有更多获得感；全面深化改革剑指“难啃的硬骨头”和“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使改革成果真正由全体人民群众共享；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依靠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法治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旨在应对“四大考验”和化解“四种风险”，通过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增进人民福祉来夯实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最大限度地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运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也就是坚持和落实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过程。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无论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如若不能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終将会被人民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有以人民利益为先，方能民智集聚；唯有以人民利益为重，方可民心凝聚；唯有以人民利益为要，方使民力汇聚。因而，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无论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都要高度重视“行动着的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历史重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指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践行，在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不断引领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基于此，习近平非常重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路线的运用与发展。他曾在党内外重要场合多次指出，“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这就表明，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人民属性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具体运用的一种理论阐述与实践运用。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人民属性还体现在人民群众才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力量源泉所在

作为一项艰巨而繁重的系统工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人们牢牢把握其内在的人民属性，真正做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有效推进每一个“全面”。这是因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人民是力量的源泉”。诚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对其人民属性的一种充分彰显和有力证明。即是说，无论是定位战略目标，还是落实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全面”的推进都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靠人民群众自身来进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加快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庄严承诺，全面深化改革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全新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对“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详细规划，全面从严治党对“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所提出的严格要求，也都是从某一具体层面或某个专门视角流露着对人民群众生存权利的现实关注和发展权益的终极关怀。所以，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紧紧围绕这些新承诺、新部署、新规划和新要求，认真倾听群众心声，广泛听取人民诉求，最大程度凝聚民众智慧，以使小康惠民、改革利民、法治安民、治党为民，进而在推进每一个“全面”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知道，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维护和发展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唯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才能使每一个“全面”的推进都能够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着鲜明的价值属性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从哲学层面上的认识论角度而言，价值体现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效用及其程度关系。对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体系而言，这种效用及其程度关系主要表现为对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指导和积极引领。然而，任何一种理论的时代价值，既不是理论自身所能自发呈现出来的，也不是现实生活所能够直接赋予的，而是在理论与现实的交互碰撞中催生出来的。这就是说，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标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价值正是在不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交互碰撞中而激活和进发出来的。对此，习近平一再明确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動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显而易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凭借其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要、顺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和解决现实问题矛盾所特有理论品性和实践活力，日益彰显出自身与生俱来的价值属性。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价值层面所明确的目标指向而言，可以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优化治国理政方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出发，对其价值属性进行概括性解读。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我们党对治国理政方略的自觉优化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理论方面的创新。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所得出的又一重大成果。这是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划定了重点领域，指明了主攻方向。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立足于建党一百周年时的阶段性目标，又着眼于建国一百周年时的长远性目标，为人们绘制了实现中国梦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即使是作为三大战略举措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所要持久坚持的战略方针。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来看，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全面依法治国既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战略谋划，也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始终铭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永恒主题”，使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彻底赢得“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场持久战。显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往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更是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指导与规范，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凸显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奋斗目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寄托着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愿景、承载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因而承载着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使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就是一个目标体系，每一个“全面”都有其具体的设定目标。正是基于自身鲜明的目标指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完成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命和历史任务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这一目标是由两个相互连接着的阶段性目标构成：第一个阶段性目标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完全一致，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关键一步”；第二个阶段性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续目标，就是到2050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国梦。作为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然也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回应与理论观照。不难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建党100周年时所要完成的战略目标，自然也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目标的重要节点；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它们在服务这一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分别围绕着各自的预设目标，不但为解决我国改革、法治和党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提供了详尽方案，而且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着动力支撑、法治保障和组织保证。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与形成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关切，其鲜明的目标指向表征着它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规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进程。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奋斗目标。“只要人民在心目中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正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标指向的引领下，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信心和能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而接续奋斗。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呈现着规范的制度属性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坚实的制度基础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根据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一再强调，“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这就意味着，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现时期，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够如期实现，既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建立健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方面的具体体制机制，进而不断为其提供制度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建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还是改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革新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都必须在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和设计。

（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论生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衍生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制度保障

我们需要完备的制度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保障，以制度方面的强化与完善来确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效推进，进而发挥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很明显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生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制度属性也就在根本上和总体上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制度属性，它正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框架的不断完善，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来巩固我国社会长期稳定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不过，本文在这里并非有意去探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需要的外在制度保障，而是通过分析和论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身内在的制度属性，进而阐明制度属性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所起到的根本保障作用。概而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制度属性主要表现在：它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结构框架的不断完善，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着手，一方面为不断推进每个“全面”发展提供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为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奠定了最基本、最坚实的制度基础。显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制度属性既有其整体的一面，也有其部分的一面。整体层面的制度属性是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根本上受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从宏观的制度视角进行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象演绎的一种理论成果；部分层面的制度属性则是指每一个“全面”都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且每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又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基于部分层面的制度属性是整体层面制度属性的有机构成，本文中所要着重强调和指出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部分层面的制度属性，并通过对其的科学认知，准确把握其整体层面的制度属性。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每一个“全面”所提出的制度要求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以期从一般意义上来阐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部分层面所涵盖的制度属性。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制度体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并在制度层面对此进行详细解说。如果单就社会制度建设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不过，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强化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支撑作用的同时，也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相应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也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一制度性要求從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寻求到了新的结合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如何完善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及党内法规等方面规划了详细方案，这就为我们从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视角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进程。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明确将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关键环节，要求把党的制度建设贯彻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并借助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强化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进而依靠制度建党来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可以说，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言，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不难发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科学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前提，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制度保障。现时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和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才能够在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过程中，以小康建制铸兴国之魂，以改革立制走强国之路，以法治强制守治国之道，以治党用制护立国之本。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深刻的实践属性

（一）从衍生背景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了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根据社会实践发展需要创造并检验所提出的理论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鉴于此，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一种生成于且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的科学理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发展实际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焦点，并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为依据，其形成、提出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因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客观实践，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放眼全球格局；既要凸显民族特色，又要突出世界情怀。就其生成的时代条件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与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唯有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来认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空场域，才能真正明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运而生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二）从问题取向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有学者指出，“‘四个全面’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我们思考和解决新时期面对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改善、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化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无不向世人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改革开放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与风险也随之增多。仅就当前国内发展趋势，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复杂世情，“三个没有变”的现实国情和“四大考验”、“四大风险”的严峻党情。如何有效回应世情、改善国情、优化党情、解答民情，不断破解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难题，已经成为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必须予以作出合理解释和回答。尤其是面对现时期我国小康社会建设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状况依然未变、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不期而至、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的矛盾问题凸出和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的事件频发等现象，我们更为迫切地需要在坚持问题导向和树立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我们党所创造的新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时代体现。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消除贫困的庄严宣战，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对寻找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不懈努力；无论是全面依法治国对建设法治中国的持续探索，还是全面从严治党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贯坚持，都为现时期解决好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正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革新和完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不断发展“新的伟大事业”，有效开展“新的伟大革命”，积极推进“新的伟大工程”，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从价值意义来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着中国发展之于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

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渴望和平、谋求发展、促进改革的内在热情没有变，但全球范围内民族分裂程度的加深、宗教冲突烈度的增强、国家矛盾深度的拓展，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其中，最为博人眼球和牵入神经的仍然是中东、北非地区的战乱与不安。这些地区动荡局势所造成的数以万计的难民潮，无疑是人类社会书写自身文明发展史的一处“败笔”。然而，难民潮背后让世人省思的是，为什么个别西方发达国家所尊崇和推广的自由民主之花在这些地区结下的却是战乱不安的恶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随着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世界各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状况持续低迷的态势自始至终未得到根本好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对这次危机也显得有些“黔驴技穷”。时至今日，在美、英、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证交所”、“占领欧洲央行”、“占领东京”等抗议全球金融危机的活动仍在轮番上演。另外，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失调，一度威胁着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世界各国人民理应在解决生态危机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达成共识。然而，现实却是某些以人类救世主自居的西方国家却三番五次拒签《京都议定书》。面对上述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形势和严峻失控的生态危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时刻彰显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而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就此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创新的自觉表现。这是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完善”，而且还表现出对当前世界发展局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反省。所以说，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一方面要促进小康建设、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同步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全球视野，始终秉承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更加有力的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协同世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和谐世界，这也正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世界意义所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四大属性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丰富的人民属性揭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体力量；鲜明的价值属性明确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指向；规范的制度属性诠释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障；深刻的實践属性展现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空场域。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时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新的纲领”，必然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面旗帜，也必然能够激发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定位和无穷的实践魅力，从人民属性、价值属性、制度属性和实践属性等人手，不断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固有本质和内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理论工作者所应承担的一项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当然，这也正是本文得以撰写的主要缘由。

（责任编辑 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