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印章“意与古会”与“我书意造本无法”解析
时间：2021-02-05 07:59: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邓石如曾刻有两枚印章：“意与古会”与“我书意造本无法”，这是对其书刻的回顾与总结，其一生的书法实践活动在这两枚印章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本文从邓石如篆书的取法与变法角度阐释了“意与古会”和“我书意造本无法”两枚印章的内涵。入古出新，熔铸情意，纳自然物象，创为新格，不失为一条可资借鉴的书学之路。
清代被包世臣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书家邓石如曾刻有两枚印章：“意与古会”与“我书意造本无法”。细细品味这两枚印章的意蕴，不难发现，它们正是其书法入古出新、融古求变的完美写照，而他一生于书刻的身体力行又似乎都在诠释这两枚印章的内涵。邓石如于篆隶用功最深，篆隶书入神品。现就其对篆书的追摹与改造，对篆书的临古与创新，试作解析。
意与古会
众所周知，篆书是书体的发端，是隶、楷、行、草的“母体”，“不习篆隶，纵然写到最妙处，也只是俗格”(傅山语）。然而，两千多年来，以篆书名家者，可谓凤毛麟角。李阳冰有一句名言流传一千多年：“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李肇《国史补》）自“秦丞相斯变仓颉籀文为玉箸篆，体尚太古，谓古若无人……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历两汉、三国至隋代，更八姓，无有出其右者”，随着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勃兴、碑派审美思想的出现以及一批杰出书家的身体力行，才在清代耸起一座篆书高峰。尤其是邓石如，他以羊毫作篆，以天悟从李斯、李阳冰的石刻字迹中得笔法，上承秦汉，下开百祎，树一代新风，立一家风范。其在篆书上的追摹最合“意与古会”。
1.师承家学。金天羽《邓石如传》中说：“祖士沅……精书史……所作书浑朴如其为人。……父一枝……多才艺，工四体书，尤长篆籀，善摹印。……石如少孤贫，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自给。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又摹其父篆刻及隶书甚工。”这些说明邓石如在书法篆刻上首先得之于祖父和父亲的传授。其家学究竟如何，我们无可考证，也无需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邓氏的书法启蒙得益于家学的渊源，书法兴趣得益于家学的熏陶。“邓石如十七岁那年为‘潇洒老人’所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就博得许多人的好评”。
2.宗法“二李”。邓石如的篆书和当时的洪亮吉、孙星衍、钱坫一样，都是学李阳冰的，学习李阳冰的《谦卦传》，以瘦劲为宗。但邓石如并没停留在《谦卦传》上，而是更进一步地研究了秦汉之际的“残碑断碣”，上追李斯，更得史籀及周秦以来“金石铭识”的神髓。“石如善篆书，余不能，然亦不可以晋以后书格成法鉴也”[见乾隆五十年（1785年）梁山献 赠邓石如字册跋尾，安徽省博物馆藏]。包世臣也曾说过：“山人（邓石如号完白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包世臣《笑倦游阁文集》）从穆笑天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看，邓石如早期的篆书作品酷似李阳冰的铁线篆，如他在39岁（1781年）前后所作的《谦卦篆书轴》、《周易说卦篆书轴》、《赠古堂篆书联》、《上栋下宇篆书联》等；而在其39岁以后（即1781年至 1791年间）篆书作品日益显现出李斯《峄山碑》、《泰山碑》、《琅玡刻石》等玉箸篆的风貌。如：《赠曹俪笙四体书屏》中的篆书屏，《梅国记篆书屏》、《诗经南陔篆书屏》等。
3.博约秦汉。邓石如篆书以“二李”为宗，又能不为“二李”所囿，跳出“二李”，博约而化。在他30岁前后，经梁山献推荐成为金陵梅家的座上客，得以见到梅家的“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的历代许多金石善本，于是“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庙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等等。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其自述学篆经历也云：“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所以，其篆书表现出“茂密浑劲，苍古奇伟、雅健妙丽”的特色。正如康有为所说：“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能成效。”
4.道法自然。自然是书法的大本原，是书法的根本所在，因为书法是人根据自然之理创造的。蔡邕谓“书肇于自然”，张怀瓘说，书法形象“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威神，飞动增势；岩谷相倾于峻险，山水各务于高深，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崔长史云：“其为书也……山川草木反复于寸纸之间，日月星辰回环于尺牍之上。”所以，书法家十分重视“师造化”。李阳冰自论书说:“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鬓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者矣。”邓石如一生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此理。他的书法取舍，不仅来源于师友传授和前人的书刻成果，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外师”造化，能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和力量。《镜翁杂志》（抄本）作者说过：“皖江邓石如善书，本朝推第一写家……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掌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
我书意造本无法
“我书意造本无法”语出宋代大书法家、文学家苏轼的诗句“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对前人的理论和书迹进行了广泛研究学习之后，体会到一旦为“法”所缚而不能自拔，就会丧失自我。所以，他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推崇“鲁公变法出新意”，推崇柳公权“本出于颜而自出新意”，且不无自负地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很明显，这里的“无法”，是对“古法”的高度提炼与融合，是化“众古”为“一我”。苏轼的书学主张对后世的影响至深，时隔700年左右的邓石如，既能继承优良传统，又能不为成法所囿，自由地抒发情感、气度以至个性。这正暗合了“我书意造本无法”。
1.时代风尚熔铸笔端。清中期，随着社会发展，西方文化观念强烈冲击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重视个体感性，强调自我意识，肯定个体价值，思想解放和文化碰撞使封建传统观念下的社会结构方式走向解体。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带有浓厚儒学伦理秩序色彩的“阁体”书法和帖学中的唯美书风终因束缚人的个性自由、缺乏生气，而受到严重挑战并致崩溃。清代初期王时敏、郑簠的隶书直接师承《夏承》、《曹全》，成为书法取法变革的开端。同时，古代碑志、竹木简牍书法的大量出土，为书法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取法对象，为书法变革准备了条件。清初金石考据学的升温，使人们发现了汉碑、钟鼎款识的艺术美，使得退出使用领域的大篆、小篆等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域，并能从中领略到其风格韵味，这为篆书的复兴扫清了一切可能障碍。就是在这种时代风尚下，邓石如毅然冲出“馆阁体”的重重包围，一反“柔媚甜熟”，走着自己选定的特殊道路，推倒历史沿袭下来的作篆方法，以一种凝练舒畅之笔写之，刚健婀娜，雄奇郁勃，蔚然自成一家。是“破古法”，是“适逢其会”，还是“我书意造本无法”？我们一目了然。
2.布衣情结，庶民个性融入笔底。邓石如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他的布衣情结、庶民性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臣本布衣”，他才没必要理会干禄书和“馆阁体”，才没必要考虑当时书坛上众人一面的“柔媚甜熟”和“乌、光、方”三字诀；因为是一介“布衣藤杖”的寒士、穷写字匠，他就不用在乎“内阁学士”翁方纲等人的攻击和排挤，就不用在乎“不合六书之旨”和“破古法”的指责和诽谤；因为“其人拓落”，他就敢于打破“二李”创下的篆书范式，按照自己选定的道路，以“藤杖芒鞋”的姿态，毅然决然地走着“入古出新”的改革之路；因为是“在野”的一介“村夫壮汉”，他才可以放下身价，甚至是以野果充饥，而丝毫不放松对石刻的考察研究，丝毫不在意“世人皆笑吾行事”；正是因为这种庶民性格，他才没去理会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一直奉为圭臬的“二李”、“二王”的书法审美模式，而能从各种残碑断碣的金石文字中汲取营养，是大俗反雅，是返璞归真，是得之冥悟而实与古合。
3.羊毫作篆，物为我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讲究圆润含蓄，不可露才扬己”等书法审美观的流行，柔腴的羊毫被普遍使用。在邓石如之前，清代以篆书名家的王澍、洪亮吉、孙星衍、钱坫为达到酷似李斯和李阳冰，不惜剪去笔头，束绫代笔，用笔圆转瘦硬，结字方正均匀，风格清秀，但技法单调，体貌板滞，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几乎没有个人才情的发挥。而邓石如则敢于突破，首开长锋羊毫作篆之风，所用长锋羊毫，不加剪截，“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 长锋羊毫笔正好适合了篆书笔画较长、行笔要求稳定、墨色求均匀的特点。工具一变，功力悬殊，必然导致书写上的新革命。
4.隶笔作篆，篆隶互参。邓石如以隶笔作篆，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表现出微方的特色。邓石如篆书以“二李”为宗，遍临秦汉石刻碑额，得史籀及周秦以来“金石铭识”的神髓。而其隶书汲取了各种汉碑之长，从汉入手，熔铸汉、晋、唐于一炉，并出之己意，做到“篆从隶入，隶从篆出”，篆隶互参，从而使自己的篆隶之作被列为“神品”，达到“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之境。
“意与古会”、“我书意造本无法”是邓石如所刻的两枚印章。如前所述，为了达到入古人法度，邓石如遍临了秦汉石刻碑碣，并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做到“意与古会”。在此基础上，他能集古人之长，熔铸新意，“用我法”，以舒我胸中之气，从而进一步达到“我书意造本无法”。山人所刻并非空穴来风的应酬之作，而是对自己书学的总结，是启迪后人的有“感”而发。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需要雄厚的入古基础的。假如他不能入古出新，用自己的饱满情绪和雄奇笔墨，开创一代新风，假如他不能很好地学习传统，集古之长，超越前人，敢与“斯、冰”比美，假如其紧紧傍依古人，亦步亦趋，不是“用我法”，而是“用他法”，于书坛就会少一位碑学大师，于后人，就会少一条可资借鉴的学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