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书学课程设置与教材使用状况

摘要：有文献明确记载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状况的书学是唐宋两代的书学，这两个朝代的书学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都重视字学和经学的教育，但唐代的书学对于书法的技能课程和学习范本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宋代的书学不仅规定学生要学习篆、隶（楷）、草三体，而且还对这三种书体的具体学习内容也有明确规定。本文旨在对唐宋两代书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状况作一认真探讨，以便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唐宋两代的书学教育。

关键词:书学；课程设置；教材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

对于书学中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的开设情况，有关隋代书学的这些内容没有史料给予记载，而唐宋两代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以及教材使用情况，还有文献可查。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具体记载：

“书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注：参见欧阳修撰《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此外，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二十一》载：

“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代本仓颉作书，《周礼》：‘保氏教以六艺，其五曰六书。’郑司农云：‘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谐声也。’古谓之小学。《汉书·食货志》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晋卫恒《字势》曰：‘昔黄帝有泪诵，仓颉始作书契，盖睹鸟迹以兴思也。’秦汉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苻，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莾时，甄丰校文字，复有六书，一曰古文，二曰竒字，三曰篆书，四曰佐书，五曰缪篆，六曰鸟书。自汉已来不见其职。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習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注：参见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二十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十二》。]” 

文献还记载，国子监所有学校，《论语》、《孝经》是必修课程。为直观起见，特将唐代书学课程设置的具体情况列表，见下表。

唐代书学课程设置简表：

而根据（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巻一百五十七《选举志·第一百十·选举三》的记载：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注：参见［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巻一百五十七《选举志·第一百十·选举三》。]”

为直观起见，根据元代托克托等人修纂的《宋史》巻一百五十七《选举志·第一百十·选举三》中的记载，将宋代书学的课程也列表如下，但由于宋代书学中对于这些课程的开设年限，没有文献记载，所以，我们在制定宋代书学的课程表时，难以具体标明这些课程的学习年限，只能粗略列表如下。

宋代书学课程设置简表：

很有意思的是，从上面两份表格可以看出，唐代和宋代的书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的采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说文》、《尔雅》等有关文字学的课程是唐宋两代书学中都开设的，而且都有《论语》课程。唐代的书学对于书法技能究竟学习什么字帖，没有明确规定，只规定每天必须写字一篇，在专业课程中只列了《石经三体书》。但宋代的书学对于书法技能的学习内容则有了明确的规定，就字体而言，必须学会篆、隶（指楷书）和草三种字体，而且这些字体的取法都是前代的一些书法名家的作品，尤其规定了必须二王、欧、虞、颜、柳等书家为楷书的取法对象。为进一步弄清唐宋两代书学的教材采用情况，我们有必要对文献中所记载的书学课程与教材情况作一个认真的探讨。

一、经书类

1.《论语》

《论语》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对于这部著作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历来争议不休，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予探讨。我们认为，《论语》是孔子门人以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它经过了张禹、郑玄、何晏等人的多次修改。汉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到了汉灵帝时期，《论云》被当作经书刻碑于太学门前。后来的北魏正始年间、唐代开成年间、五代后蜀的孟昶、北宋的宋太宗、宋高宗一直到清代的清高宗都将《论语》刻成石经。南宋时期的朱熹，又对《论语》集注，以后的科举考试，《论语》是必考的内容。我国古代之所以这样重视这部著作，主要原因应归咎于《论语》集中体现了我国儒家的思想，其中阐释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统治，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学子们积极入仕的热情。我国唐代和宋代的书学中开设《论语》这门课程，主要目的应该是让书学生们掌握《论语》中的要义，用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武装书学生们，与统治者的思想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为当时朝廷服务。

2.《孟子》

《孟子》也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对于《孟子》一书的著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为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姑且采用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一人在生前写就。不管《孟子》的作者究竟是谁，我国历史上对于《孟子》一书很重视。这部著作在汉文帝时地位得以提高，专门设置了博士，在那时的太学中，有专门的“《孟子》博士”来讲授这门课程，也是那时官学中的重要课程。到了五代后蜀时期，后蜀主孟昶命令毋昭裔用楷书将《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榖梁》、《左传》、《论语》、《孟子》等十一经刻石。北宋时期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这时《孟子》可能就被列入经书了，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就更加提高了，明清的科举考试，规定八股文的内容只能取自“四书”，这样，当时的读书人就不得不将《孟子》读得烂熟了。从文献可知，唐代的书学没有开设《孟子》，而宋代的书法才开始将《孟子》列入书学课程，这可能与北宋时期宋太宗翻刻《孟子》有关，或许这时的北宋，将《孟子》作为一部经书来看待，而且《孟子》中有不少治国思想，有利于统治者向书学生灌输其中的思想。至于南宋以后，《孟子》地位如此之高，恐怕是当时北宋书学中开设《孟子》课程没有想到的。

3.《孝经》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伦理学著作，它在我国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从西汉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之后，几乎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孝经》成为了人们修养的必读书目之一。对于《孝经》一书的作者，历来争议很大，说法不一，本文暂且将其定为孔子为曾子陈述孝道而作。之所以将此书命名为《孝经》，（汉）班固撰《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这要解释：“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注：参见［汉］班固撰《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按照这个说法，《孝经》之“经”，原本不是指经典之“经”，而是源自《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之“经”，意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根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来治理好国家，臣民能够用孝来立身处世治家。在中国伦理思想中，《孝经》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同时，《孝经》还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法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正因为《孝经》一书在统治者看来，是一部维护社会伦理的重要典籍，因此，《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在唐代的书学中将《孝经》作为必修课程，统治者对于书学生的培养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希望这些精通字学和书法技能的书学生首先要明白儒家的伦理思想，懂得事君的道理。

二、字学和训诂学类

1.《说文》

《说文》是《说文解字》一书的简称，它是我国东汉时期许慎编著而成的一部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按部首编著的一部汉语字典。该书严格遵循表意汉字所特有的形义相统一的原理，以分析小篆个体字符的字源结构为基础，归纳出小篆字系的构形系统，从而探索出汉字的构形原理与规律，揭示出汉字构形所具有的系统性。全书共15卷，其中正文14卷。书中所收录的汉字以小篆为主，把小篆列为正篆，而把古文、籀文等异体列为重文。共收正篆9353个，重文1163个。采用部首编排的方法，将9353个正篆汉字按字源结构归入540个部首之中。正文中对个体字符的说解，一般采用先释义，后解形的方式和顺序。其实，就汉字而言，释义与解形几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该书通过说解的方式，跟据汉字构形的本义和能够体现本义字形的字源结构来显示形义之间的统一关系。《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奠基之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两代的书学中都将其列为重要课程，其目的应该是让书学生们通过学习《说文解字》，了解汉字的构字原理和汉字的字源问题，同时掌握小篆的篆法，并对同一汉字的小篆、古文和籀文有一个比较的认识，进而掌握汉字不同字体的演变和书写方式。

2.《字林》

《字林》是我国按照汉字形体分部编排而成的一部字书。《字林》的著作者根据《隋书》记载是吕忱所撰。《隋书·经籍志》题：“《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注：参见［唐］長孫無忌等撰《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经籍一经》。]”《魏书·江式传》中载：

“宣武帝延昌三年 (514)江式上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注：参见［齐］魏收撰《魏书》卷九十一《列传·术艺第七十九·江式》。]”

又唐代封演所撰的《封氏闻见记》中载：

“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注：参见［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卷二《文字》。]”

由此可知《字林》是模仿《说文解字》而作，只是所收录的汉字比《说文》多3000多字，兼有异体，不过仍分为540部，全书7卷。而《文献通考》等文献记载《字林》为五卷，可能是《字林》在流传过程中抄录有失。《字林》是《说文》与《玉篇》之间的一部字书,在字书发展史上很重要,可惜宋末以后就亡佚不存了，而且宋代的书学中也没有将《字林》设置为教材。

3.《石经三体书》

对于《石经三体书》究竟是指蔡邕等人书刻的《熹平石经》还是北魏正始年间所刻的《三体石经》，历来说法不一，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本文认为，唐代书学中开设的《石经三体书》是指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504-508）所刻的《三体石经》。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载：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増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注：参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

文献不仅明确指出《三字石经》刻成于北魏正始年间，而且对古文、篆书和隶书三体分别作了考证。此外，唐初所修《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子卫恒》中也记载：“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注：参见《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六·卫瓘》。]”（宋）赵明诚在《金石録》卷十六《跋尾六·汉石经遗字》中记载更为详细，明确指出《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的差异。文献中云：

“右汉石经遗字者，藏洛阳及长安人家，盖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则蔡邕小字，八分书也。其后屡经迁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数千字，皆土壤埋没之余磨灭而仅存者尔。按《后汉书·儒林传·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盖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也。[注：参见［宋］赵明诚撰《金石録》卷十六《跋尾六·汉石经遗字》。]”

顾蔼吉在《隶辨》卷七《碑考上》同样持这样的观点：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树之堂西，虽不言汉碑为一字，而于魏曰三字，则汉为一字可知矣。唐宋以来，所得《石经》残碑，悉是隶书，虽缺蔡邕名，而堂溪典、马日磾等与邕共正定诸经者，俨然尚存，则可与之相证。其云《三字石经》，魏正始中立，与《卫恒传》合，又云：‘树之堂西’，与《江式传》合，汉为一字，魏为三字，当以《水经注》为据。[注：参见顾蔼吉撰《隶辨》卷七《碑考上》。]”

可见，唐代书学中所开设的《石经三体书》应该是指北魏正始年间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所刻成的石经。将《三体石经》作为书学的课程，目的应该主要是让学生明白并学习汉字古文、篆书、隶书等三种字体的写法，同时也可以掌握经书中内容。

4.《三苍》

《三苍》也称为《三仓》。《汉隶分韵》卷一《天下碑录·急就章》中对“自三苍、滂喜亡”注释云：

“李斯作《苍颉篇》，扬雄作《训纂篇》，贾鲂作《滂喜篇》，名曰《三苍》。鲂者，汉和帝时郎中，以隶字写《三苍》，隶法始广。[注：参见《汉隶分韵》卷一《天下碑录·急就章》，见《四库全书·经部十》。]”

从这则文献可以得知，《三苍》是指将李斯的《苍颉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合称为《三苍》。而且贾鲂曾用隶书书写过《三苍》。《三苍》其实都是字书，其中收录了不少罕见的字。南宋陆游在《读书》诗中云：“《三苍》奇字已杀青，九译旁行方著録。”清代顾炎武在《吕氏千字文序》中也主要记载：“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於世。”清代王恪的《石鼓》诗中有句云：“奇文人嗜《三苍》并，盈数天亏九鼎同。”至于唐代书学中所开设的《三苍》所采用的教材是否为贾鲂用隶书书写的那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开设《三苍》与唐代书学中重视字学有很大关系，目的仍然是想让书学生们具备扎实的字学根底。

5.《尔雅》

《尔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有关词义解释的书，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的“词典”。对于《尔雅》书名的理解，学界认为，其中的“尔”是近正的意思；而“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按照这种理解，“尔雅”的目的就是让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关于《尔雅》一书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尔雅》三卷二十篇。唐朝以后将它列入“经部”，成为十三经之一，于是《尔雅》就成为了儒家经典之一。现存《尔雅》为十九篇，与班固所说的二十篇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分篇的方法不同，但内容没有变化，而清朝的宋翔凤则认为原来还有一篇“序”，后来失落，所以就成为了十九篇。因为《尔雅》对古代的词义做了解释，所以该书又成为了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现存十九篇包括释诂（对古代词汇的解释）、释言（对一些动词和形容词的解释）、释训（解释连绵词和词组，以及形容词和副词）、释亲（解释亲属的称呼）、释宫（对宫室建筑的解释）、释器（对日常用具、饮食、衣服的解释）、释乐（对乐器的解释）、释天（对天文历法的解释）、释地（对于行政区划的解释）、释丘（对丘陵、高地的解释）、释山（对山脉的解释）、释水（对河流的解释）、释草（对草本类植物的解释）、释木（对木本类植物的解释）、释虫（对动物中昆虫类的解释）、释鱼（对动物中鱼类的解释）、释鸟（对动物中鸟类的解释）、释兽（对动物中野兽类的解释）、释畜（对动物中家畜类的解释）等。从该书的内容可以推断，《尔雅》不仅是字学类的书籍，也是训诂学的一部重要典籍，唐宋两代的书学中都开设这门课程，可以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词义。

6.《字说》

《字说》一书为北宋王安石所撰，全书共二十卷（一说二十四卷）。《宋史·王安石传》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拜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注：参见［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巻三百二十七《列传·王安石》。]”对于文字的理解，王安石有这样的观点，他在《熙宁字说·序》中说：“文者，竒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二而生，生至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注： 参见［宋］王安石撰《临川文集》巻八十四《熙宁字说·序》。]” 由此可见，在王安石看来，汉字以音、形包含着万事万物之理。正因为出于对汉字这样的理解，他在撰写《字说》一书时，总是采用拆字的方法去诠释汉字的字义，而没有根据六书的构字原理，客观分析汉字的原委，所以《字说》一书都有许多穿凿附会之处。其实，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构字规则，不能仅用会意的方法去曲解汉字。正如宋人叶梦得所言：“凡字不为无义，但古之制字，不专主义，或声或形，其类不一。先王略别之，以为六书，而谓之小学者，自是专门一家之学。其微处，遽未易尽通，又更篆隶，损益变易，必多乖失。[注：参见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经籍考十七·经小学》。]”按理说，王安石《字说》一书由于穿凿之处甚多，本不应该成为官学中的教学教材，但由于王安石在推行新政之时，位重权高，当时的学子不敢不学。所以，《字说》一书也被宋代的书学选用为教材，供书学生们学习。但新政之后，王安石失利，多穿凿附会的《字说》也相应被学子们所冷淡，后世因此也没有完整地流传此书。北宋时期的书学，之所以将《字说》作为教材，除王安石当时的地位影响外，与当时书学重视字学不无关联，其主要目的应该是想让书学的学子们更好的掌握字义。

7.《博雅》

《博雅》是《广雅》的另一种称谓，此书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所撰。张揖曾在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担任博士，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精通文字训诂的学者。因为隋代的曹宪曾对《广雅》作《音释》，为了避隋炀帝杨广的讳而将《广雅》改名为《博雅》。所以，后世也称《广雅》为《博雅》。根据张揖撰写此书的目的，“广雅”中的“广”字，是推广、补充的意思，而其中的“雅”是指《尔雅》，“广雅”的本意就是对《尔雅》的推广和补充。凡是《尔雅》中漏收和不收的词汇、词义，《广雅》都给予收录，后世也因此将此书被看成是《尔雅》的续篇。所以，《广雅》是仿照《尔雅》体裁编纂的一部训诂汇编，也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词典。篇目和《尔雅》一样，分为19类，各篇的名称、顺序，说解的方式，以致全书的体例，都和《尔雅》相同，甚至有些条目的顺序也与《尔雅》相同。《广雅》原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收录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个字，解释词语多达二千三百四十三条。《广雅》中所增收的字词，有些出现于先秦典籍而《尔雅》中没有收录的，有的是从战国末年到曹魏时代四百来年中新兴的词语。这些曹魏时期新兴的词语，在汉语词汇史上很值得研究和重视。此外，《广雅》的收词范围，除经书训诂外，还大量吸收史书、子书、集部书中的词语。清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评论《广雅》说：“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借以闚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 可见，作为一个精通文字训诂的学者，张揖所编纂的这部典籍，为我国字词学和训诂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书的性质可以推知，北宋书学将《博雅》作为教材，其目的应该是让学子们在字学和训诂学方面的都有收益。

8.《方言》

《方言》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的简称，是我国西汉时期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撰。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意思是对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做出释义，说得通俗点，就是对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期各地方言的意思。从这个题目本身也可以看出，该书不仅仅是讲“方言”的，它应该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当然，“绝代语”和“别国方言”可能在扬雄那个时期能够比较准确的区分开来，但现在很难完全区分。《方言》一书经东晋时期的郭璞注释之后一直流传至今。今天所见的《方言》一书包括十三卷，所收的词条共有675条，而且在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这样书中的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675条。全书的大体轮廓有点效仿《尔雅》的体例，但卷内条目没有《尔雅》那样严格而有条理。整体而言，《方言》的一、二、三卷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部分名词；第四卷是对衣服类释义；第五卷是对器皿、家具、农具等类释义；第六、七又是语词；第八卷主要对动物名称释义；第九卷是对车、船、兵器等类释义；第十卷也是语词；第十一卷是对昆虫类释义；第十二、十三卷与《尔雅》的“释言”有点相似，采用以词释词的方式，没有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两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还没来得及把这两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扬雄就因病去世以致《方言》一书成为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由《方言》一书的性质同样可以推断，北宋的书学中将其列为教材，其目的应该主要让学子们掌握古代词义和语义，明白同一事物在各地的不同称谓，增强语言训诂方面的知识。

三、技能类

1.篆书

按照《宋史》的记载，北宋书学中对篆书的技能有明确的要求，主要是学习古文、大篆和小篆。那这里所将古文、大小篆分别指什么呢？跟据北魏时期郦道元的理解：

“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注：参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

如果将古文理解为六国时期的文字，而将大篆理解为籀文，小篆理解为秦代小篆，那北宋时期的篆书课程与唐代书学开设《石经三体书》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对古文、篆书的要去有相似之处。而秦代的小篆到了北宋时期，主要应该是秦代的几处刻石了。所以，北宋时期的书学，在篆书方面的要求应该主要是让学生们学习古文、籀文和秦刻石的一些篆法。

2.隶书（楷书）

按照《宋史》中记载，在隶书的后面所附加的“二王、欧、虞、颜、柳”等书家，不难推断，这里所讲的隶书，应该是楷书，二王父子小楷精绝，而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也是唐代最具代表的楷书大家，虽然欧阳询也善于隶书，但与楷书相比，声名为楷书所掩，造诣也不及其楷书。所以，这里的隶书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隶书，而应该指楷书。从列举的这些书家不难看出，北宋书学对于楷书的要求主要取法于这些大家，那么二王父子的小楷，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墓志》等，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麻姑山仙坛记》、《颜家庙碑》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等楷书作品应该都是北宋书学生们的取法对象，只是由于史料记载不详，我们很难对这些作品在书学中的具体要求做出更加深入的探究。

3.草书

《宋史》记载，北宋书学对于草书的要求，主张学习章草和张芝九体。唐代韦续在《墨籔》中记载：“章草书者，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好焉。韦诞谓之草圣。[注：参见韦续《墨籔·五十六种书第一》，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10页。]”并将杜度的章草列为九品书中的上上品。而张怀瓘在《书断上·章草》中案：“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注：参见［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七《张怀瓘〈书断·上〉》，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2页。]”可见，张怀瓘认为章草是史游首创。无论何人首创章草，在我国北宋以前的书家中，善于章草书的书家不少，张怀瓘在《书断·中》中将张芝、杜度、崔瑗、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皇象等八位书家的章草列为神品[注：参见［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瓘〈书断·中》》，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5页。]。至于北宋书学中开设章草，究竟以谁家的章草作为学习的范本，无从查考。值得一提的是，张芝九体究竟指什么呢？指张芝流传下来的九件草书作品，还是张芝草书的九种写法？关于张芝九体，文献很少记载，梁代时期的庾元威在《论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所谓缣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狎书、楫书、稿书、半草书、全草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删舍之外，所存犹一百二十体，张芝始作一笔飞白书，此于井册等字为妙，所以唯云一笔飞白书，则无所不通矣。[注：参见［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二《梁庾元威〈论书〉》载，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43页；［宋］朱长文编《墨池编》卷五中也收录此文，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240页。]”

虽然这里提的的是“九法”，但这是最接近“张芝九体”的说法。如果九法是指缣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狎书、楫书、稿书、半草书、全草书等，而将张芝与这九法放在一起，这就说明张芝与这“九法”有很大关联。

关于张芝的缣素书，梁朝虞龢的《论书表》中有记载：

“大凡秘藏所录，锺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稀世之宝。[注：参见［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二《梁中书侍郎虞龢〈论书表〉》，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38页。]”

从这则文献推断，这里的“缣素书”应该是指张芝书写在缣素之上的书法作品。而根据字面理解，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等应该是根据其功用而划分的，行狎书、稿书、半草书、全草书才是指书体。根据一般的理解，行狎书就是指行书，稿书往往是指稿草书，从书体来说，属于草书。半草书是指行草书，全草书是指今草，至于楫书是指什么，无从查考。而张怀瓘认为今草为张芝所创，他在《书断·上》中提出：

“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注：参见［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七《张怀瓘〈书断·上·草书〉》。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4页。]”

他在《书断·中》中称：“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隶书入妙。[注：参见［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瓘〈书断·中·张芝〉》，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8页。]”由此可见，张芝应该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书法家。而根据对九法的分析，这九法中真正指书体的其实就包括章草、草书、行书等，而这些书体，张芝都很擅长。而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等应该是指不同的文体格式，缣素书是张芝书写时采用的材料。因此，北宋书学中所讲的“张芝九体”，可能既包括张芝所擅长的各种书体，同时也包括书写时不同文体的书写形式，就是指庾元威《论书》中所提及的“九法”。而且将“张芝九体”列入草书学习的课程之中，应该主要是学习张芝的今草，或者张芝所创的“一笔书”。

四、其它类

1.《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学著作，该书涵盖的历史时期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记录了春秋时期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包括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在内的历史状况，是我国研究先秦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至于国语一书的作者是谁，学界历来多有争论，目前还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说法，因此被认为是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代表，后来的班固、刘知几等人也认为《国语》为左丘明所著，甚至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晋朝以后，有学者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现在的学界也有不少人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同样是证据不足而难以断定。一般认为，《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而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国语》全书分为共二十一卷，其中《周语》有三卷，《鲁语》有二卷，《齐语》一卷，《晋语》所占数量最多，有九卷，还包括《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 一卷，《越语》二卷。《国语》在体例上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当时历史人物的言论。此外，《国语》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倾向，书中非常突出忠于君王的思想，倡导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同时，《国语》又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和人才，具有较浓的民本主义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政治思想比较进步的史书。从《国语》一书的性质和内容不难推断，唐代的书学中将该书设为教材，其目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历史课程和思想教育课程，要书学生们在掌握一定历史知识的同时，形成忠于君王的思想，重视“德”和“礼”，从思想上武装学生。

2.《时务策》

“时务策”是指论时务的对策。《新唐书》卷四十四记载：

“书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注：参见欧阳修撰《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可见，唐代的书学明确规定将“时务策”作为课程设置。而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的科举考试，凡明经，先试贴文，然后口试经义，答时务策三道。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者为甲第。至于明书科的考试内容中没有时务策考试的要求。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以及《册府元龟》卷六四〇《贡举部·条制二》载：

“书者试《说文》、《字林》凡十帖，（《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试无常限，皆通者为第。[注：参见《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以及《册府元龟》卷六四〇《贡举部·条制二》均载此条。]”

可以推断，书学虽然开设“时务策”的课程，但如果书学生想通过科举中的“明书科”应试，就没有“时务策”的考试内容。那是不是“时务策”对于书学生们就仅仅作为课程开设而以后不再有任何要求呢？当然不是。书学生要想进入仕途，一般是参加明书科的科考，然后经吏部铨选，给予一定的品秩和官衔。（唐）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二中记载了吏部关于择流外职的考核条件：

“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每经三考，听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注：参见［唐］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二。]”

由此可以推断，书学生要想在以后的仕途中有所发展，时务策其实也是一个被考核的项目之一。而唐代书学将“时务策”作为课程设置，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让书学生关心时务，了解经国治世的大道理，明白将来作为一个国家的文职官员，不仅仅是履行一个抄书手的简单职责。

五、结语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唐宋两代的书学都比较侧重书学生们的思想教育、字学教育、训诂学教育，这两个朝代书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唐代的书学更加关注书学生从政能力的教育，所以《国语》、《时务策》都作为课程来设置，希望书学生以后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而宋代的书学在书法的技能方面比较看重，所以在专业课程中明确规定学习篆、隶（楷）、草三体，并对其学习内容都有相应的规定。唐代的书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书学生们的书法技能课程，但唐代官吏大多擅长楷书，主要原因是唐代的书法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书学，在国子监的其它学校中，对书法教育都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多以学习楷书为主，并且在唐代的官员铨选中对“书”也有“楷法遒美”的要求，这可能是唐代官员楷书普遍较好的主要原因。而宋代除了书学中对书法技能有明确要求外，其它的学校教育中，对书法教育就没有那样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也没有相应的书法（或书写）考核，这可能也是宋代在书学中为什么这样加强书法技能专业教育的原因，因为宋代的书学是书法教育的主要场所。（责任编辑：陈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