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书法史的两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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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刘正成
时 间:2012年6月22日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
上午我讲了中国书法史的开头,主要是书法美学、书法形式的演变问题,它的发展背景是史前和商周秦汉魏晋上古书法史(上午的课题《用笔与结字:中国书法成熟的三大历史阶段》),涉及了当代书法与古代书法关系的问题。下午我讲书法史的结尾,即近古书法史的两个转折点和当代书法创作的趋势。
一、17世纪书法转折点不是清初与傅山
近古书法史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在哪里?是谁?它与我们当代书法史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不久前我访问英国拜会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柯律格教授时引出来的。
柯律格教授在中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他的博士生到北京访问时送给我的。我回赠了一本《书法艺术概论》,然后相约今年6月份在牛津会见。会见时,他又送了我一本书(这之前他寄了英文版给我),是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4月份刚翻译出版的,正好他的样书到了,就签名送了我。这两本书都是关于明代艺术史研究的,他运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很新颖、很精辟的看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我们会见时就谈到了明代书法研究的重要性和明代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意义。
后来,我把与柯律格教授见面的事跟苏立文教授聊了一下,他说:“他(柯律格)是研究图的,我是研究画的。”所谓“图”,就是在社会上使用的各种视觉的图像;所谓“画”就是艺术绘画。叶秀山先生曾提出艺术美学研究不外乎两种方法论:一种是艺术心理学,一种是艺术社会学。以此归纳,苏立文研究“画”大约属于艺术心理学范畴,柯律格研究“图”应该属于艺术社会学范畴。柯律格的研究也把“图”和“画”分开,谈到明代的图像,显然具有艺术社会学方法论的特征。
柯律格关于文徵明讲了什么问题呢?他讲的是关于文徵明书画作品的流通问题,书名叫《雅债》,“债”就是一种商业性活动。书中他进行大量的文献考证,详细区分了文徵明的作品中哪些是送人的,哪些是卖钱的,哪些是巴结官员的,哪些是盐商们买去用于贿赂解决各种生存问题包括孩子读书升学等书画作品的流通问题。于是我们就这个话题聊天,开始聊起中国的明代问题。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背景,因为最近两三年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本书,我看现在大专院校学生写论文和投稿参加书学讨论会的人,有事没事都爱引用。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正式提出:这本书有很重要的艺术社会学价值,写得非常好,但是它为中国17世纪书法艺术史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中国17世纪书法史的嬗变不是在清初和傅山,傅山只是中晚明书风的一个收尾,并不是一个开始。这本书讲傅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开创者,但傅山只写过颜真卿的楷书,是唐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非常明确地对唐碑严厉批判,因为唐碑确立了主流书风中非常严格的形式法则。康有为所谓“尊魏”与“卑唐”之题,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唐楷法则,宣扬北魏碑刻的非唐新法则。所以,他把傅山临写颜真卿的唐楷作为碑学书风的行为示范,显然是与清代碑学书风形成、发展的历史相悖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本书写得很新,就在于它使用的艺术社会学方法论,因而更容易以较为详尽的“史实”误导对中国书法发展史的研究。
傅山一生虽然有一多半生活在清初,但他实际上是中晚明书法的殿军。而中晚明书法即17世纪书法史的关键人物,是徐渭和“晚明六家”的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和傅山。徐渭生活于16世纪后期,但他是17世纪前期晚明书风的引导者,而王铎是集大成者,傅山则是追随者。这个问题我在《中晚明书风的承袭与流变—以徐渭为例》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如果要对徐渭与傅山作一个比较文艺学研究的话,傅山在中国近古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更是远远不及徐渭。徐渭是阳明心学的直系传人,他“本色文学”的诗歌直斥“前、后七子”,其剧作《四声猿》及其戏曲研究的影响也非傅山可比,再则傅山之画在徐渭面前只能算客串水平。所以论中国17世纪的文艺发展史,徐渭远比傅山重要得多!若将傅山和王铎作书法比较研究,王铎也比傅山更重要,傅山只是王铎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傅山在17世纪书法发展史上没有作者所说的这么重要,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对艺术发展史的焦点视界变得模糊起来,最终使我们对当代问题的视点也变得模糊起来。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傅山在近古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及徐渭和王铎的一半,所以他不是中国书法史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傅山的意义,更多在遗民文学、遗民文化艺术方面,他代表了在中国古代极为复杂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文人、学者、艺术家的文心与风骨的生存选择及其经典价值。
王铎与傅山均死于清初,但书风的更替并非与朝代兴替同步。是在傅山之后100年,即清代的乾隆、嘉庆时代,才兴起了碑学书风,而这个碑学书风的理论发起者是阮元和包世臣,创作上开宗立派的是邓石如,集其大成者是康有为。邓石如是取法北魏与秦汉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用羊毫写篆书、隶书和魏碑,开辟了一代新书风,被康有为评为“国朝第一书家”就在于这个贡献。所以说,《傅山的世界》说傅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开拓者这个结论是一种误导。治艺术史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把每个艺术家恰当安置定位在艺术史的框架里。就像把文徵明怎么定位一样,并不是他卖字画以后就贬低了他的艺术史位置,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又恰恰映证了那个社会与文化潮流的变化。从他作品的流通形式,让我们找到了观察、研究他艺术的视窗。
二、中晚明书法社会生态的两大变化
一个转折点是中晚明,也就是从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前期。那么这个转折点是怎么开始的呢?我和柯律格教授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我的这一看法。首先,书法家卖字,然后有画商存在经营流通,有一批职业书法家的存在,这个是明代中晚期在苏州地区出现的。这个时代,是画商出现的时代,在明代以前的唐宋时代是没有的。我举例说,苏东坡《赤壁赋卷》的落款写得很明白:“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之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不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