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默生与“流沙河事件”

时间：2021-02-19 07:52:5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张默生（1895—1979）是“先秦诸子”研究专家、传记文学家，50年代曾出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般叙事中，这位中国传统经典的研究者，因为为《星星》创刊号中流沙河的诗歌《草木篇》辩护，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此说的确言之凿凿。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而张默生正是站在这个“反党集团”背后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当事人流沙河后来也曾追忆：张默生以“诗无达诂”为《草木篇》辩护，被打成大右派。a但是，如果触摸“流沙河事件”的历史细节，或深入到张默生所处的文艺界、所在单位的现实处境，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张默生与‘流沙河事件’”这个问题上，诸多研究可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省略和简化。比如在本就不多的涉及张默生反右处境的研究中，或集中叙述北京高层决策异动，不能呈现中央决策的地方执行和个人身受细节;或事后回忆当年经历，不能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或始终围绕为流沙河辩护的“诗无达诂”作文章，张默生形象由此千人一面。

本文以1957年4月27日到7月中旬的四川大学校报《人民川大》为窗口，梳理张默生从积极的“鸣放”者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命运突变细节，呈现从整风到反右的中央决策推广到四川省、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序列执行情况，并着重证明：除了为流沙河《草木篇》辩护外，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张默生在校内外批评四川大学响应中央鸣放政策不积极、党政关系失衡、教育改革照搬苏联、大学文艺批评“自上而下”不自由……，也构成了他被打成右派的周边原因。

一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b为了号召和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4日，毛泽东还起草了《关于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高度肯定了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并要求“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c

但直到5月上旬，真正实行开门整风的主要还在中央，如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就颇为引人注目，然而绝大多数单位和地方都处于学习、理解和观望的状态，行动缓慢。比如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北京市第一书记彭真关系密切，可他直到5月9日才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时，且不知什么阳谋。d离政治中心相对较远的四川省和四川大学的情况更是如此。5月12日四川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上，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共同反映“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甚至引用了川大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反映：“现在是‘春风未度玉门关’。”也就在这次会上，《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负责人纪希晨向四川省第一书记李井泉汇报了11日晚上十点左右《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李井泉听了记者站汇报后，决定立即开展鸣放。e

的确，在整风指示发表之前，四川大学党政主要任务虽然是加强学习八大会议精神、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即使到了5月2日，整风指示已经发表后，四川大学召开扩大会议的重点也没有往整风运动上推进，而是继续“领会毛主席讲话精神，了解在当前形势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明确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区别，以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原则”f。原因正如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后来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所说：“过去的老经验（1942）是关门整风，今天是在党外群众帮助下整风，因而思想认识上一时转不过弯来。”g

尽管整风的号召尚未发布，张默生已经在一些会议场合提出了不少激烈的意见。4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李伯钊到川大视察工作，进一步鼓励大家鸣放，并说：“争论是为了求得真理，批评能推动学术文化的进步，大家不应当有什么顾虑。”在会上，张默生从三个方面提出不满和建议，首先，他认为四川大学领导对双百方针贯彻不够;其二，从教学改革方面建议中文系分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加强学生语言方面的训练;其三，呼吁尽快解决“兼任系主任、教研组主任和其他社会工作的教师，开会很多，时间无法保证”、“目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本来就不多，分到成都来的更少，许多书买不到”等问题。h

与此同时，四川大学校报《人民川大》就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采访了部分教师，还发表了张默生谈“百家争鸣”的专文。他认为四川大学贯彻双百方针不力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我们这里不是放的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没有放。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在于领导”;二是“成都市文艺界开展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中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他一方面肯定争鸣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同时也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要有团结的愿望和虚心求实的精神。如果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不准别人批评或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就曲解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是把‘百家争鸣’当作了拒绝批评的挡箭牌。”i

张默生的主动鸣放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迹可循。他虽然是庄子研究专家，但身为中文系主任，对中央号召从来就响应积极。1954、1955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胡风反党集团，张默生每一次都积极率领中文系师生学习文件，布置批判，并亲自撰写批判文章。如撰文《我迫切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强调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撰文《坚决打退胡风的进攻》，高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深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这些行为不能仅仅视为政治运动中的被迫之举，实际上蕴含着行为人的政治理想和真诚反思，同时也不无功利考量和内心恐慌。如其所言：

相关热词搜索：生与事件 流沙河

张默生与“流沙河事件”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