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光明的历史拐点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湖南境内的临湘、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常德、安乡等10余县市也相继获得解放。省会长沙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三湘大地能否避免战争，和平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场严峻的较量在黎明到来之前激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给程潜、陈明仁吃下“定心丸”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程潜曾专门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也回访了他。

程潜是湖南醴陵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国民党的元老。他当时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和他是20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认识的。

毛泽东在回访程潜时，谈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中互相作了一些让步，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还谈到将来国民政府的竞选问题，希望程潜能够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

毛泽东着眼于长远的人民民主事业对程潜说：“你是老资格，国民党下届政府改选，你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搞成了，好主持和谈。”

程潜说：“我没有钱。竞选搞人家不赢。”

毛泽东说：“那你可以跟你的老部下商量，找他们想办法嘛!如果选不上，你就只要一个湖南，争取回湖南搞和平自救。有一个地盘，掌握实权，就好活动。没有实力，官做得再大也没有用。”

毛泽东和程潜的上述谈话，为后来湖南的和平解放埋下了伏笔。

三大战役后，国内战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

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阻挠，胜利横渡长江天险。1949年6月中下旬，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中三路向湖南挺进。东路大军由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的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八军和两广纵队，会同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于19日解放浏阳，25日解放醴陵，迂回至长沙东南；西路大军由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七军发起鄂西战役，胜利后入湘于22日解放安乡，29日解放常德，迂回至长沙西北；中路大军由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四十、四十五、四十六军沿着粤汉铁路线推进，16日解放临湘、18日解放平江、20日解放岳阳，正面向省会长沙进攻。三路大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对长沙形成了钳形合围之势。白崇禧桂系国民党军队妄图阻挡人民解放军于湘赣边山区及汨罗江一线的计划遭受到沉重打击，彻底破产，仓皇逃窜到株洲以南至衡阳一带。

三湘大地开始显露出黎明的曙光。

毛泽东十分关注自己的家乡湖南的解放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西柏坡会见上海各界人民和平使者成员、湘籍民主人士章士钊时，就曾经表示期望程潜走和平道路，并说：“对于程潜过去一度参与内战既往不咎，只要投向人民，必当礼遇。”5月，毛泽东和离湘来北平的李达教授谈话，听及程潜、陈明仁有和平起义的愿望时，十分高兴，并引起了高度重视，在向中共湖南省工委传达的指示中，要求做好他们的工作，促成此事。他在发给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信中，明确作出了“极力争取程潜、陈明仁，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决策，并及时制定实施了争取程潜、陈明仁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保证湖南和平解放的胜利实现。

1948年7月24日上午9时，晴空万里。长沙市火车东站月台上，人来人往冠盖云集，热闹非凡。湖南党政军的头面人物、社会名流、各界代表纷纷在此恭迎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他就是在竞选国民政府副总统失败，回湘任职国民党长沙靖绥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

程潜在湖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被当时的报刊文章称之为“湖南的家长”。

中共湖南省工委抓住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毛泽东关于“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决定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在省工委书记周里直接领导下，由小组负责人、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专门做以程潜为主的上层人士统战工作。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认识一些上层人士，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

余志宏接受任务以后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一是以省政府顾问方叔章为突破口，深入接触程潜的关系圈，一步一步影响程潜身边军政人员，使他们逐步向人民靠拢；二是请来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的程潜族弟程星龄未长沙做程潜的工作；三是通过关系让思想进步的程潜长子程博洪回长沙劝说父亲下定决心同国民党决裂。

1948年11月19日，经过湖南省工委安排，方叔章在桃子湖的家里设宴请客。应邀赴宴的主要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中国民主同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等人。宴会上，李达直率地说：“程颂公(程潜字颂云)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有出路。”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宴会中大家的谈话内容告诉了程潜。程潜也有同感地点头说：“也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了。”

方叔章是长沙人，他和程潜同年出生，当时都是67岁，早年两人又都留学日本。1938年，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方叔章任行营秘书处秘书长，与程潜关系很深。程潜请他担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他可以随便出入省政府和程潜公馆，与程潜无话不谈。

冬至这天，程潜办公室里炭火正旺，他和方叔章正面对棋盘杀得难解难分。

程潜有感而发地说：“看来这是一盘和棋，不和就只有把棋子拼光了。”

方叔章说：“颂公高见，看出这一盘棋非和不可。若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

双方认和后，方叔章说：“颂公，我提个问题，如果共军未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是打，是和，还是一跑了之?”

程潜反问：“你认为走哪条路好?”

方叔章说：“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30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你一家20多口人，你又只有那么多钱，到美国去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了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又搞不来。怎么办呢?”

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

方叔章说：“你说不能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和共产党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此后，方叔章还多次与程潜谈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8年12月31日，程潜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正式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表示了走和平道路的意向。1949年元旦过后，余志宏陪同周里首次访问程星龄。程星龄转达了程潜的意思，当即得到周里的鼓

励和欢迎，并说：“希望看到程潜的实际行动。”

由于程潜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兵权，难以控制湖南的局势。为此，湖南省工委给程潜出主意，提出想办法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调来长沙，让陈明仁协助程潜掌握军队。

陈明仁也是醴陵人，与程潜是老乡，并且还是程潜早年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和程潜关系较深。他过去曾经反共，但在东北四平和人民解放军打了一场硬仗以后，却被借故撤了职，所以对蒋介石心怀不满。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想利用他能打仗的本事，起用他担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武汉警备司令，然而由于他与桂系并无什么渊源，并没有获得重用。因此，陈明仁感到苦闷彷徨，前途渺茫。

程星龄取得程潜同意后，通过与白崇禧关系较深的前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去面见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白崇禧果然批准了陈明仁的调动。

1949年2月，陈明仁率第一兵团5万余人移驻湖南，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陈明仁到长沙以后，立即以晚辈身份见了程潜，表示愿意在程潜领导下走和平道路。

6月下旬，程潜慎重地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书写在一幅白绫上，明确表示：为“避免战祸”，“减少人民痛苦”，“保持本省元气”，“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强调“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他请湖南省工委迅速把《备忘录》密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周里请做篾匠的地下党员赵连生特制了一担夹层篾篓，将密写的省工委向华中局的报告和程潜备忘录一起藏在篾篓夹层中，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扮成商人，将之送往汉口华中局。

几经周折后，黄人凌和张友初终于在汉口将密件亲手交给了华中局组织部长钱瑛。6月底，毛泽东接到程潜和平起义备忘录之后，指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中共华中局加紧对湖南的和平解放工作，同时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湖南、江西，加快解放湖南的进程，并于7月4日给程潜复电：“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并提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程潜的充分信任。

湖南问题和平解决的形势日趋明朗，但实现和平的道路并非易事，仍然艰难曲折。特别是此时此刻的陈明仁，虽然愿意高举义旗，走和平道路，但自忖1947年6月坚守东北四平之战，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对人民欠下了一笔血债，因此心里顾虑重重，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为打消他的顾虑，毛泽东特别委托章士钊传话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毛泽东的这番话让陈明仁也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十分感动，深受鼓舞。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陈明仁的思想工作，周恩来还亲自安排在华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陈明仁的恩师李明灏，参加湖南和平解放的筹划工作。李明灏果然不负重托，作为人民解放军五人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只身深入长沙，多次会见陈明仁谈和平问题，陈述大义，转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对他的殷切期望，打消他对共产党的疑虑。

7月初，陈明仁主动约见湖南省工委的余志宏，明确表示了和平起义的决心。

7月29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驻长沙县春华山，这给程潜、陈明仁最终下定和平起义的决心，断然与国民党集团决裂，毅然投向人民的怀抱提供了关键性的保障和强有力的支持。

湖南地下党组织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促成声势浩大的第二条战线

按照毛泽东“不能单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还要发动湖南人民群众，争取地方势力，这样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才有希望”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工委积极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着力于争取程潜、陈明仁周围的一切进步分子，争取社会各方面、各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并将这些力量集合到拥护和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总目标上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广大民众争取和平的潮流。

湖南省工委派出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以省会人民团体的名义，到东安县邀请国民党元老唐生智到长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计。

唐生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早年曾任湖南省主席，是国民党上将中唯一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的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不愿参加内战，辞官回老家东安县办耀祥中学。

1949年4月29日，唐生智一行抵达长沙。5月2日下午，湖南省参议会召开扩大的自救座谈会，唐生智被请上主席台发表讲话。唐生智激动地说：“在座各位先生都是湖南人。湖南人今日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翻开革命历史，如辛亥、讨袁、北伐、抗战诸役，湖南人无役不从，对得起国家民族。现在湖南到了自己掌握命运的时候了。只有团结自救，没有第二个办法……”唐生智的简短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接着，唐伯球宣读了自救提案的内容：第一、组织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公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陈渠珍、仇鳌为副主任委员。第二、委员会之组织及委员人选，授权正副主任委员决定。第三、为消弭本省一切动乱，维持境内安定，特于委员会内设立自救执行总部，负责编组各县地方武装。参加会议的人员就自救提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湖南人民自救会实质上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代表着湖南各界进步团体、进步人士的群众组织。

湖南的各民主党派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积极地投身于湖南和平解放的事业中。

民革、民联、民盟还组织起草、签名《长沙各界为拥护当局主张避免战祸呼吁和平宣言》。

湖南省工委还注重做好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1949年春，国民党少将陈采夫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寿祺、涂西畴的帮助下，组建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该组织秘密召集支持湖南和平起义的进步军官，促使他们追随程潜、陈明仁起义。另外，在长沙的黄埔系军人和其他在乡军官组织了在乡军官自救会，推举陈明仁兼主任委员，团结长沙在乡军官争取湖南和平解放。黄雍还为中共中央在长沙设立秘密电台，为建立与程潜的直接通信联系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此外，程潜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张严佛，是原国民党中统局中将秘书，曾经向湖南省工委提供了国民党保密局和白崇禧桂系的特务活动情报以及准备逮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黑名单，使这些人得以安全转移。

与此同时，湖南省工委始终坚持把发动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作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反动

派派军警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惨案后，4月7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长沙市各大、中学校1万多师生齐集公共体育场，沉痛追悼南京死难同学。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南京政府残杀学生”、“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拥护中共和谈八项条件”等口号，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长沙学生运动很快就影响到外市县。13日，岳阳县城800多名师生举行反战游行。14日，湘乡县学生示威游行。15日，南岳大中小学校1000多师生举行罢课和游行。21日，“长沙市人民争取真和平联合会”正式成立。它标志着各界和平力量的进一步汇合，第二战线在湖南形成。

湖南省工委还注意把立足点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1949年4月下旬至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召开了武装工作会议，并发出“五四”指示，号召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农村中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各地游击武装统一建制、统一领导。游击队迅速发展到20余县，并建立了根据地。其中活动在宁乡、湘潭、益阳一带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三支队”、“湘中纠察总队”，活动在安化、溆浦、常德、澧县一带的“湘西纵队’、“突击总队”，以及活动在郴州各县的“湘南游击司令部”、“湘南支队’等，都拥有上千人甚至数千人的队伍。

在湖南省工委卓有成效的、多方面的努力下，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统一战线大军。

至此，湖南和平解放已经是水到渠成，三湘大地终于迎来了走向和平与光明的历史拐点。

程潜、陈明仁深明大义，光美好的新湖南诞生

1949年8月3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领导在长沙县春华山会见了陈明仁派来的代表，就和平接管长沙的具体事宜进行了洽谈，对程潜、陈明仁愿意和平起义表示欢迎，同时又希望程潜、陈明仁尽快发出起义的通电，公开表明政治态度，并商谈确定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时间和驻防地点。

8月4日下午，由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程潜与陈明仁领衔、37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联署通电，宣布起义。

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唐伯球、邓介秋、席楚霖、陈云章等104人发表通电，热烈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参加人民解放事业。

毛泽东、朱德收到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后，于8月16日复电程潜、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程潜、陈明仁起义后，中共中央即批准程潜、陈明仁分任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和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兼兵团司令官，两人均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8月5日，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四十六军一三八师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于当晚10时许，兵分三路，列队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开进长沙市区。全城居民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湖南人民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彻底解放，人群狂欢一直到凌晨3时。新华社报道说：“当长沙市民带着一天一夜的疲劳走进自己的家门时，眼望着东方的晨曦，他们不禁兴奋地说：天真正亮了。”

一个光明美好的新湖南诞生了!

(压题照片为：1949年8月5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这是长沙市民在欢迎入城的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