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再生产”与中国当代诗歌知识体系的建构
时间：2021-02-23 07:58: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代新诗知识体系的构成，不是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信息或材料的聚集，也并非全是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知识”a，某种程度上是建构、生产乃至制造的结果，每一文学事件的出现都有可能撬动既有秩序，促使文学史家一再地做出修改或给出非翔实性的描述从而制造出更多的争议，“旧作再生产”便是如此。“旧作”，原本是属于作者个人文学生涯的一部分，历来都不乏因悔少作而修改、重编或毁灭旧作的作家，到现代时期也不乏此举，胡适即是例子。但在当代诗歌中，旧作时常迈出其作为纯粹文本的界限，在被利用、一再利用的策划中，既能生产出符合作者需要的权益，也能参与到某时某地的话语秩序中成为建构“新的文学知识”的必要部分，得到再传播、再评价和再生产。此现象，在进入新时期后特别明显，并延续到20世纪末，诗人、出版方、评论家、文史学家等曾多次合力促成复杂的“旧作问题”，他们利用特定的意识形态，重新发表、出版、改写或重写旧作，将“缺场”之物再现出来，制造出符合自身意图的事件，其增殖是拓扑学的：让旧作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精神隐喻，让文学史家乐意去修正“谬误”、改变标准、重新分配序位，进而成为一套深具意义的“知识”得以传递。故而，旧作在新时期具备巨大的再生产能力，考察当代诗歌进程中的旧作再生产，既是为了分析当代诗人使用旧作时复杂的心理动向，更是要思考当代新诗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及教育问题。
一、“旧作”与“旧作再生产”
新中国成立前后，当代作家处理旧作时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改写”和“评价”的问题。一些作家并非真的不满意自己的旧作，但主动地透过“自己的手把旧作修改得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特别是郭沫若，他像变戏法一样，多次重订、增删、修改自己的诗集和诗作，“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读者只看见他一次现身的面目”。然而“当读者追踪他一系列的变戏法式的重编、改写，将他多次的假面演出串联起来，就能够看见，他的真实面目，看见他的媚俗，看见他的投机，也看见他的恐惧”。b有些作家则是公开进行自我反省，诗歌界有冯至，戏剧界有曹禺，小说界有沈从文，理论界有朱光潜，都主动地对自己早期作品的价值表示过怀疑和批评。
进入新时期后，旧作仍是诗人们急切想要安置的内容，但意图却又大不同。此时的旧作可分为两种：其一是“真旧作”，即数年前曾经发表或出版过的作品，拿来再次发表或出版;其二是“新旧作”，即从未发表过的、诗人自己声称是写于数年前的作品，拿来发表或出版的。
安置旧作的手段也開始复杂化，“真旧作”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一是采用群体的方式，从数十年前的旧作中选出一部分以诗合集的形式再出版，比如“九叶”诗派;二是知名诗人对旧作进行修改后重新出版，比如冯至对《十四行诗集》的再处理。c
“新旧作”的安置方式则有：一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曾卓、绿原、牛汉等诗人一复出便有写于1970年代的作品发表，并随即收入到诗合集或个人诗集中;第二种是先在民办刊物上发表，然后进入正规出版物，1978-1980年《今天》上发表的作品是既有新作，亦有“新旧作”——将他们下乡插队期间写下的、互相传抄的、背诵的诗作整理发表，芒克、食指（郭路生）d即是。三是自费印制诗集，“贵州诗人群”的代表诗人哑默将写于“文革”期间的“旧作”印制为多种诗集。
此外，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做法，“新旧作”发表时有改写、重写或创作时间造假的情况。例一，昌耀复出后迅速地发表的很多“新旧作”，绝大多数是对早期日记中的“片段”进行重写的结果;例二，食指在《今天》上发表的标明写作时间是“文革”时期的《疯狗》实际上写于1978年，“1974年”字样是北岛给加上的;e例三，多多在进入新时期后并无作品发表，1982年后零星有诗作和小说发表，1985年有二十余首“新旧作”集中出现于《新诗潮诗集》，该书中标明为1976年创作的部分诗作，在后来的诗集中标注为1980年代，另外，多多有将前一时期写的散文加工为诗的做法。f
基于旧作再生产的多种意图，本文择其中的四类进行分析：第一类是“真旧作再出版”，主要以《九叶集》 《白色花》为例，表面上看是在争取复出的权利，制造一张进入新诗潮的通行证，实质上是要参与到对新诗潮的推进，进而参与到“新的文学知识”建构中;第二类是“新旧作重写”，以昌耀为例，1980年代他以重写的新旧作再塑造了自己的早期风格，从而撬动了当代诗歌史对“十七年文学”已有的评价;第三类是“旧作语境再建构”，以食指为例，1990年代至上个世纪末“白洋淀诗群”的追名及围绕食指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并非仅是将“被埋葬的诗人”挖掘出来那么简单，他们借助回忆这种独特的情节编织方式虚构出了一段“特殊的生命史”，并让这“特殊的生命史”成为一种精神飞地，最终是重构当代文学史;第四类是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参与，对“旧作事件”及时又积极的回应，使再生产的旧作成为一种文学知识得以传播，进而得以再评价和再生产。
二、再生产方式之一：旧作再出版，新诗潮的通行证，新的文学知识在生成
1979年，为了配合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将1957年反右期间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编选出版，共选了17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以“重放的鲜花”为名，首印10万册。先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此刻以“鲜花”的身份被展示出来以供评价，编者的意图既要为作家和作品平反、正名、恢复名誉，也要宣告文学的出版、评价、文艺观念与写作导向正在发生变动。果如其愿，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大报刊纷纷参与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参与讨论，该书也被列入《六十年（1919-1979）文艺大事记》中。历史的教训自然需要记取，当下的启发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随即便有两个群体开始策划类似的行动。
1980年袁可嘉着手将辛笛、陈敬容、穆旦等9位诗人写于1945-1949年期间的“旧作”合辑为《九叶集》，为何要在“时隔三四十年”后重新刊印这些旧作呢？序言中说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首先这些作品是对“四十年代中国的部分忠实记录”，但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没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现在想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献给读者，以助新诗的向前发展。其二，表明这一群体在1940年代后期“走出了三十年代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象牙之塔，走向了抗日战争的前方和大后方”，这些作品“表明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人民的苦和乐……”。应该承认，他们作出了诚挚的认真的努力，开出了一条新路。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这几位老诗人又在开始发表诗作了”，故而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版“能鼓励他们勇猛前进，取得新的成就”。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