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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客家文学由沉沦到复兴

    时间:2021-02-25 07:58: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 历史与文化的传统, 每每有一种时下人们常说的“穿越”能力, 尽管两岸意识形态, 甚至长期处在敌对状态, 可在根本的方面, 却又无形中趋于一种出奇的一致。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 台湾同样也开始了民主进程, 海峡两岸的客家人, 就曾经从半个世纪的沉沦、 失落、 自卑中奋起, 走向了文化的自信, 两岸的“大河小说”, 体现客家文学与客家精神的贯通, 尤其是颇受青睐的纪实文学, 对两岸分离演绎出的历史悲剧, 更有着深沉的文化思考。

    关键词: 海峡两岸; 客家文化; 沉沦; 复兴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3-0096-06

    二三十年前, 在中国, 也就是海峡两岸的客家人, 就曾经从半个世纪的沉沦、 失落、 自卑中奋起, 走向了文化的自信, 来了个“文起八代之衰”, 建树起了一个族群的尊严。回顾这一段历史, 对今日不无借鉴意义。我们不妨从两岸的文学, 包括大河小说, 尤其是纪实文学说起。当年, 两岸在无法沟通之际, 却几乎同时发生了客家族群共同奋起的历史事件。

    时间——历史、 空间——地域的大跨度的变迁, 无疑会让一种文化发生巨大的裂变, 从而释放出可观的能量。正是在这一格局下, 我们期盼客家文学的辉煌。

    而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 不仅曾有过共同的裂变, 即从原乡到沿海, 千年迁徙, 万里长旋, 同时又经历了因海峡相隔, 历史惨剧的再一次的裂变。客家文化几近半个世纪, 两岸同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地。

    但是, 历史与文化的传统, 每每有一种时下人们常说的“穿越”能力, 尽管两岸意识形态, 甚至长期处在敌对状态, 可在根本的方面, 却又无形中趋于一种出奇的一致。大陆经历了“反右”、 “文革”的“红色恐怖”, 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结束, 而台湾的“戒严”之“白色恐怖”, 也是一直到1986年宣布终止。两个政治强人, 蒋介石死于1975, 毛泽东仅后一年。而在他们之后, 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 台湾同样也开始了民主进程, 虽说仍有不少差异, 但大趋势则几乎一致。而这, 不能不说是共同拥有的五千年华夏文明, 尤其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潜意识”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

    对于客家文化而言, 竟是惊人一致的同步。

    大陆80年代, 陆续出现了若干把注意力集中在客属地的作品, 纵然客家意识还不怎么明显, 甚至文学观念仍有待解放, 如老作家白危的《沙河坝风情》, 以及隐含国共和解的《抓来的老师》。而台湾“解严”后第二年, 《客家风云》杂志创刊, 客家杂志进一步提倡“心怀客家, 认同本土, 放眼天下”, 及至1988年, 发动起客家的“还我母语”大游行。

    一如前国台办负责人张铭清认为:

    “从一定程度上讲, 客家文学架起学者研究与民众情趣共通的桥梁, 实现雅俗共赏, 推动客家文化的传播, 提升客家文化自觉。1997年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问世为标志, 体现客家文学与客家精神的贯通, 甚至改编自该书的12集电视连续剧《客家女》也向海内外热播。台湾方面有林清玄不仅有广受两岸读者欢迎的“菩提”系列散文集, 也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和文化关注的作品。正是有郭沫若、 李乔(高雄人)等客籍文学巨匠将客家文化精神融入了文学作品, 客家文化的渗透力日益增强, 以至于台湾的黄子尧编出了《客家台湾文学论》、 《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等作品, 大陆方面也有《客家文化审美导论》等具有概括性的理论作品问世。可见,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丰富的客家文化生态, 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 蓄积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大陆关于客家渊源的大大小小研讨会, 终于在罗香林的理论上有所突破, 有所推进。而1990年, 台湾更成立了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委员会, 并发起了“新个客家人”运动。在香港、 台湾发起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也终于进入了内地, 在被誉为世界客都的梅州举行。

    而后, 双方都紧锣密鼓地把客家大旗挥扬了起来。

    1992年, 客语刊物《客家台湾》创刊。

    这也是“九二共识”的一年。

    1994年, 大陆长篇小说《客家魂》第一部由最大的一个客家省的出版社发行。

    1996年, 宝岛客家电视台成立, 首届客家文化节举行。

    同年, 大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客家女》开拍, 不久即在中央4台、 8台连播。

    1997年, 《客家魂》三部曲全本,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很快发行到台湾, 引起了“轰动”台湾著名学者罗肇锦称之为“客家诗史”。[2]6-7

    同年, 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成立。

    ……

    直到2003年, 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 开幕式在广州, 闭幕式则在台北, 由华工客研所与台北客家公共事务委员会合办。

    2004年, 广东岭南客家文化节举行, 同时召开了“坚守客家文化的尊严”的研讨会并出版了同名论文集。

    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互动, 并非有组织或有计划的, 完全是出自一种自发与自觉进行的。

    对于大陆而言, 对于过去思想箝制, 反“地方主义”等, 来了个拨乱反正, 思想进一步解放, 这才有了客家文化的自觉, 客家文学的勃兴, 与台湾一样, 客家文化节的强化, 正是对戒严时代的极权主义与专制意识的有力反弹。但是, 二者决不是狭隘、 孤立的族群意识的反映, 而是两岸共同的几乎是同步的多元文化的兴起——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所推动的, 当然, 这与多元文化下的身份认同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 多元文化的兴起, 对于全世界而言, 也是一次相应的解放运动, 笔者当年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及欧洲, 有着切身的感受。

    毫无疑问, 客家文学并不孤立地存在, 它同样需要文化的认同, 在海峡两岸均是如此, 它不可能自外于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这点, 客家学者张堂錡说过:

    新一代的客家文学创作者, 已经走出了客家庄, 跨越了族群界线, 开始融入这块大家——不论哪个族群——共同拥有的土地, 昔日挥之不去的悲情意识也促渐远去, 取而代之的已是以‘新个客家人’自勉的觉醒。

    而大陆这边, 学者刘正刚在《论客家文学的自觉》也认为:

    也只有到了今天, 我們才有可能討論客家文學的自覺。這也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題中之義, 是社會變遷中的一個環節。它也脫離不開這麼一個載體, 即特定的某個知識分子群體、 一批作家與理論家。而這在過去, 哪怕是十多年前, 這個論題的提出, 至少還是不夠成熟的, 且缺少必要的文學材料作為充足的論據。但今天顯然已經不同了, 我們不僅有了大量的明確標識以“客家”的文學、 影視、 戲劇等作品, 而且也有了不少專題研究客家文學的專著與眾多的學術論文。一般而言, “文學的自覺”是從文學理論的方面提出來的,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及認識的深化, 這一特定語顯然已經涵蓋了整個的文學, 包括創作與理論。因此, 客家文學的自覺, 無疑囊括了創作與理論這兩個方面。 [4]

    在两岸同时经历政治上的非常时期后, 两岸客家文学携手半进, 面对着世界历史大变动, 坚守着民族文化的尊严, 不断地超越自我, 推出愈加精彩, 浑厚的作品, 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竭尽全力。也只有在进一步开放中, 他们的理想才能更为闪光, 他们的才华方可得以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了。

    文学, 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象、 文学的讨论, 也更多表现了精神领域空间的限制或开放。当文学不再是应制诗, 不再“画地为牢”, 交流方可畅所欲言, 随着华工“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首创, 使两岸有了这么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 在当年被视为“破冰之旅”亦不为过。当然, 文学亦可以在重重压迫之下曲折地生长, 国家不幸诗家幸, 但是, 有了“诗家幸”, 一种文化的传统方可以维系、 滋育, 从而改变“国家不幸”。

    长篇小说也是如此。

    世界上的文化大国, 都把长篇小说视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标志、 文化标志及至最高的艺术指标, 长篇创作对史诗品格的追求, 可以说是不二法门。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他不同品格追求的作品。客家人, 其千年的苦旅, 当有相称的“长河小说”以表现。因此, 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家们, 几乎大都把主要精力, 放在了长河小说的创作上, 呕心沥血。台湾著名小说家庄华堂专门写了篇《写出族群印记——谈客家大河小说中的几个特征》长文, 更把两面主要的大河小说作家进行了对比。

    在台湾, 大河小说一般是指篇幅长的, 或多卷的长篇, 不过, 大都在百万言之内, 或三五十万字。如李乔的《寒夜三部曲》、 钟肇政的《台湾三部曲》与《浊流三部曲》等, 而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一下子达近150万字, 则令他们“瞠目结舌”, 认为台湾不曾出现过如此气魄雄阔的大作, 其在台湾产生的轰动, 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庄华堂从几个方面概括这些大河小说的特征。

    特征之一, 是抗争精神, 庄华堂只讲了台湾这方面的抗争, 如《台湾人三部曲》中, 从1895年对日本侵略军的反抗, 为保乡卫土揭竿而起, 一直写到日占时期的一连串的农民抗争运动。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则集中写保卫农民土地的抗争。但他未能写到《客家魂》的抗争, 那是从晚清反抗帝王统治(可惜, 作者未能把主人公作为共进会领导率众打下南韶连的历史加以展开, 如这样, 革命成功后, 他放弃权位重执教鞭当更为深刻), 民国反对日军入侵、 官方干预学校, 解放后对“大跃进”的讽喻并死节于“文革”。

    特征二, 是移垦社会, 认为钟肇政、 李乔都是正面描写客家人勤劳、 朴实和不怕磨难的“硬颈精神”, 而对《客家魂》则说:这部比《台湾人》与《寒夜》还要长的大河小说, 作者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却不是客家人迁徙的历史或族群特性──谭元亨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历史怀抱, 他更关注于社会剧变过程中, 受尽磨难的客家人如何以坚忍不拔的信念与毅力, 为了读书教育的千秋大业而努力以赴。 ②庄华堂《写出族群印记》, 《2010年第三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即将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以《海峡两岸客家文学论(续)》为书名出版。

    特征三, 是客家妇女。他认为钟、 李大河小说, “关于客家妇女的描写篇幅占很多, 既感人又迷人”, 女主角“勇敢、 热情”。李乔笔下, 则是“地母”型的。

    他则着重提到《客家魂》中媳妇远睛与女儿启慧“感人肺腑”的遭遇。

    奇怪的是, 谭元亨并没有像锺理和、 李乔、 锺肇政一样, 描写客家女人劳动的身体和大地之母的形象──《客家女》中不少篇幅, 描写教育世家锺家的第二代两个女人──媳妇远晴与女儿启慧大半生的教育事业。前者在乡下的小学里当老师, 又要在丈夫流放亡命他乡的时候力持家务; 后者是师专的教导主任, 虽然校长是他公公、 教育局长是她的老情人, 但这些社会背景被没有带给她任何好处, 文革其间, 她被下放到武夷山下的偏远山区, 在物质与经济艰困的情况下, 创办流萤小学, 竖立了另一种客家女人的典型。②无疑的, 在《客家女》中最为动人的人物应是启慧这个女性。她在父亲所创办的师专, 是个负责尽职的教师, 跟县里的教育主管杨双渔谈恋爱, 并为他怀孕生子, 在她大腹便便将生之际, 意外的被流放到岭南的偏远山区, 在山路里生产, 后来儿童不知去向, 她把全部心力放在流萤小学的校务上, 还尽心尽力的照顾穷困山区里的学童, 并且为了救助学童而溺死于洪流中, 读来感人肺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上述钟肇政、 李乔等名家的作品, 便已在大陆著名的出版社重版, 而谭元亨的《客家魂》, 则即时发行到了台湾, 在大陆还出现不少盗版, 继这部三部曲之后又一长篇《老圃》, 亦得到颇高的评价。

    近年来, 大陆出版的客家长篇小说呈现“井喷”之势, 在《客家魂》之后, 便有项小米的《英雄无语》, 以及温燕霞的《围屋里走出的女人》, 均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长篇还有吴尔芬的《雕版》、 《九号房》, 以及《血脉滚滚》、 《战地黄花》等。

    无疑, 两岸客家大河小说的出现, 已不独是一种文学现象, 更成了一个文化事件, 当有更大的关注与更深入的研究。

    客籍作家大佬钟肇政, 在评价台湾小说时说过: “客家的孤独性, 易言之就是一种无为的、 绝望的、 虚无的心情, 一种暧昧不清的感觉, 那也是贯穿在七等生(作者名)心中(文学)的现代感觉, 它振撼着他的心灵”。 [5]32这一评价, 同样切中当代台湾客家文学中现代主义孤绝主题的意味。其实, 无论在《客家魂》, 还是在《英雄无语》中, 现代主义的意味同样处处可感。《客家魂》的两个时空民国——文革”的交互, 《英雄无语》中无处不契入的现代评价, 尤其是这两部作品中人性、 人道主义的大声疾呼, 都深深渗透了现代主义的孤独幻灭之感, 深藏于心底的叛逆意识。虽然两岸大河小说展示的地域场景有千差万别, 但彼此间源自于同一族族在迁徙, 变动中的那中迷茫、 孤独但仍顽强地反叛、 抗拒的情感, 却是再明白不过的现代主义主题。

    其实, “客家式”的主题, 与现代主义主题的相通, 正是大河小说充分体现出来的, 早在《客家圣典》中, 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客家命题”: 宿命与使命, 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 守成与开拓、 返朴归真与异化换气、 换气与沉沦、 归化与孤独, 还有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在时空两大方面均无法守常之际, 势必产生戏剧化的冲突”[6]147——而这, 正是催生、 激活大河小说诉历史与心理的动因。

    因此, 当我们的大河小说在推动“武夷山——淡水河对话”之际, 我们当有更多的层面, 展开大河小说的讨论, 不独是传统文化, 也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主题, 而是有更多的视角, 更多的理论依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庄华堂的文章开了一个好头。也许会有人觉得作家写论文, 似乎学术意味不足, 可作家的文学感觉, 却是要比学者强得多, 从而更有力地导向深入的、学术化的讨论, 而这正是大家所企望的。

    时下谈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 似乎已经有点隔膜了。前边讲到的两岸客家的大河小说, 除开讲到其族群特征外, 更多地谈到的却已是现代主义了。小说在其演进过程中, 尤其是史诗化的大河小说, 自然与当代诗歌的现代主义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也是一种必然, 不仅仅是体裁与形式上必然, 也是历史与现实之必然。

    但有一种体裁, 却是无论如何与现实主义切割不开的。这便是纪实文学, 大陆有时也叫作报告文学、 历史报告等等。这一体裁, 无论如何, 是不可以脱离现实, 甚至要与现实纤毫不爽, 不包含有魔幻、 超越之类现代主义手法。

    在大陆改革开放之际, 正是报告文学, 在以其铁血一般的事实真相的揭露, 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 把“文革”以及“反右”等等惨痛的历史, 逐渐披露了出来, 从而引发深刻的历史反思, 推动了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可以说, 这一题材是应运而生的, 其产生的效应, 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后来有着这样那样的曲折, 大陆报告文学在思想解放上功不可没。客家文化也是如此。

    同样, 在同一个年代台湾的“解严”, 与大陆一样, 也催生了一批鞭辟入里、 发人深思的报告文学, 对当年的“二.二八”事件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 予以深入的调查、 无情的鞭挞, 这些报告文学, 对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 根除独裁统治, 发挥了不可抹煞的重大作用。

    在回忆这“解冻”时刻, 两岸各自有两位客籍作家, 不约而同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他们便是闽籍永定的, 现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老总、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胜友, 而对岸, 则是来自台湾客家县苗粟、 祖籍广东镇平的著名作家蓝博洲。镇平与永定, 山水相连, 是近邻。

    张胜友尚在中学之间, 便遭遇了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不得不缀学回乡, 修理工球“十载”, “文革”结束, 方得以进入大学深造, 期已是而立之年了。他以报告文学闻名于世, 写的最多也是报告文学, 有《世界大串连》、 《历史的抉择》等等。这里仅以他的《历史沉思录》为重心, 看他锋芒所向的是什么。这篇报告文学的副标题为“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文中写到数20万红卫兵因当年的迷狂, 聚集到了仅能容几千人的茨坪, 粮食告馨, 且严寒已至, 甚至脑膜炎在传染……病死的、 冻死的、 摔死的, 已很难统计。而当日活下来的, 旋即又失去了一切, 几千万学生被驱赶下乡, 成了一个历史名词“知识青年”, 而在“斗天斗地”中, 又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寂灭了?!终于, “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了, 他们觉醒了, 可立刻便被镇压了下去。文中特地写到一位黎莲的红卫兵司令, 因为产生了怀疑,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被判了死刑, 临刑前, 竟被生生地割掉了肾……

    这是一代人的命运, 而张胜友是亲历者、 亲见者、 亲闻者。

    这种惨烈, 在对岸蓝博洲的笔下, 丝毫不减。在他的《幌马车之歌》中, 参加过抗日、 反抗国民党腐败政权的钟浩东被张榜处决后, 他的老母亲因不识字, 不曾从报上读到儿子被杀的消息, 当小儿子将哥哥的骨灰盒捧回家时, 母亲问是什么, 小儿子只能说“是佛祖的骨灰”, 老母亲竟频频点头: “这样子好!这样子好。”一直到死, 母亲都不知儿子已经离开人间。这一报告文学后被改编为报告剧与电影, 评为《联合文学》1991年十大好书第一名, 蓝博洲在1987年发表的《从安琪那到普罗》一文中说到, “我清楚地看到, 老一代的台湾民主斗士, 具有目前新生代所缺乏的开放的胸襟, 和对理想的执着; 在统独的路上, 一生血泪抗争所凝聚的智慧, 更使他们不会因为客观情势一时的消长而迷失。”

    以上, 仅谈到两岸各自一位报告文学作家, 其实, 如大家所知, 还有更多, 包括不少作家, 也同样写有震聋发聩的报告文学, 如谭元亨的《雷区1988》、 《毁誉》等。都对两岸分离, 便仍同样演绎的一部历史悲剧, 有看更为深沉的思考。

    在两岸的历史变迁中, 报告文学文学是发挥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作用, 为时代也为历史, 留下了清晰的, 翔实的, 同样也是殊为珍贵的文字记录, 我们相信, 若干年后, 它们当堪比《史记》, 以其信史的资格, 存留在我们民族的史册中。

    半个世纪, 乃至一个世纪——如果我们追溯到更远的过去, 无论是张胜友, 还是蓝博洲, 他们记录下的历史迷狂, 时代悲剧以及一批又一批为理想, 为民主与科学, 为国家的统一, 同样, 也为客家这一族群的正名与崛起牺牲的仁人志士, 都将是不可泯灭的, 并且为淬炼未来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如著名思想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说: “在阶级斗争中, 优美的精神的东西不是以战利品必然归于胜利都那样的方式而出现的。在这场斗争中, 它们表现为勇气、 幽默、 诡黠和坚韧等品质。它们追溯既往, 不断对统治者的每一个胜利——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加以质疑。”[7]

    可以说, 两岸客家报告文学, 正是对曾有的或现行的一切所加以的一个大大的质疑, 它指向的不独独是理想主义, 而是人类包括每一个族群的生存状况, 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的现实主义传统, 或者批判现实主义, 不仅仅是一种批评的名称与符号, 而是渗透在我们血脉中的勇气、 眼光与正义!

    无情历史, 有情文学, 只有文学, 方可以在冷酷的历史之外添加几分温情, 几分暖色, 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 在分离中始终拥抱的是同一个愿景, 在冰裂里永远在企盼着生命的暖流。大河小说如此, 纪实文学如此, 其他如诗歌、 散文, 当然, 还有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次研讨会中, 台湾学者对台湾的客家情歌、 童谣、 诗文, 都不乏精辟的分析,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从引入到文学批评的理论上, 更有文学人类学、 跨文化传播等理论, 丰富了我们的学识, 也打开更广阔的思路。几十年来, 两岸社会语境中, 由于个人功能的丧失, 从而令文学成为了“应制诗”之类的传声筒式的“为政治服务”的齿轮与螺丝钉, 只有群体或集体的情感而不允许个人或“自我”在作品中表现, 直到两岸几乎同时的开放与“解严”, 这才重新恢复了文学的人学主题, 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 重建人的尊严, 虽然各自在这些上面至今仍有程序上的不同乃至认识上的差距, 但大趋势总是不可逆转的。人们不难记起, 上世纪80年代初, 有多少作品为修复与弥补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尤其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召唤人的价值复归而疾呼。《读书》中当年的头条《人的太阳的升起》仍历历在目。虽说有过对周扬关于人道主义理论的批判, 但不久已不复再有谁提起, 因为太不得人心了。

    通过两岸客家文学的交流、 比较, 我们更加深信, 两岸人民, 包括两岸客家人、 客籍作家, 毕竟是同根同源同音, 也同一命运。在以华夏文化为主导, 以汉语(客家话被台湾学者视为“最后期的古汉语”)为载体的强力传播场域中, 纵然被隔断、 被疏离、 被压抑、 被边缘化, 也不能完全割裂掉其文脉、 血脉, 最终会重新走到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大陆的新时期, 台湾的“解严”后, 双方各自渐渐强化的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 当更进一步促进客家文化及文学更为广泛, 更为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最终使客家文学两岸的互动、 共生, 形成良性的生态。这正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是宿命, 也是使命——无可回避的又一个客家命题。

    参考文献:

    [1]张铭清, 谢清果. 闽台关系中的客家文化核心竞争力初探[EB/OL]. ( 2012-08-03)[2013-02-20] http: //www. fjql. org/xsyj/456. htm.

    [2](台湾)罗肇锦. 长诗一般的岁月[J]. (台湾) 客家, 1998(2): 6-7.

    [3]张堂錡. 客家文学V. S客家社会——台湾客家文化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 [M]//黄恒秋. 客家书写. 台北: 爱华出版社, 2001: 218-293.

    [4]刘正刚. 论客家文学的自觉[M]//谭元亨. 海峡两岸客家文学论. 香港: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6: 3-13.

    [5]钟肇政. 文学使徒七等生[M]//七等生. 白马. 台北: 远行出版社, 1977: 5-33.

    [6]谭元亨. 客家圣典[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7.

    [7]本雅明. 历史哲学论纲[M]//本雅明. 本雅明文选. 张耀平,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9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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