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解放初期工人思想的转变

时间：2021-02-25 08:01:50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解放初期的工人虽然迎来了崭新的生活，但他们思想上一时还不能适应，对共产党针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不够了解或不够信任。路翎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描写了解放初期的工人思想转变的艰难过程：工人要对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产生认同感，女性工人还需要冲破旧的家庭观念对自己思想的束缚；即使是党员干部、军事代表，也需要在与工人的交往中完成自身的“再成长”，与工人一起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

关键词：解放初期；工人思想的转变；路翎；《朱桂花的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2-0098-06

1948年12月15日—1949年3月15日，寓居南京的作家路翎写下了一系列《危楼日记》，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不安：“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有极沉重的东西，大家称之为‘时局’的，重压着人们。”[1]此时的南京正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政府将要覆灭，所以才会谣言四起、一片混乱，普通民众也因此为未知的前景而感到惶恐。路翎《危楼日记》中，就写到了剃头师傅、皮匠、警察等底层“小人物”在南京解放前夕的充满苦痛的日常生活，以及惴惴不安的心态。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预示着全国内战在不久将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在“毒雾”中挣扎已久的底层民众也将要迎来充满光明的生活，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如1949年4月26日胡风在信中对路翎所说：“这时代，这祖国的人民，是到处烧着圣洁的烈火的。”[2]145

但路翎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光明”表现得过于乐观，他在回复胡风的信中说到：“南京解放，新天地于数日炮火后突然出现，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瞎子突然睁了眼，大约就是如此罢。”[2]146这段话道出了路翎与普通民众共同的心声：“光明”的到来固然让人欣喜，但在“黑暗”中生活已久的人们，如何使自己从行为和心态上去适应这突然出现的“光明”，则是一个需要转变的过程。被压迫已久的普通工人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思维和心态往往还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他们有的出身农村，为了生活进入工厂做工，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到欺凌，因此解放后表现得过于小心谨慎，对自己“翻身做主人”的遭遇既欣喜又焦虑。这种心态在女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是旧时代所造成的弱者，有些没有受过教育，虽然感受到了新时代所带来的光明，但由于家庭的阻力、自身思想的局限而一时不敢追求“进步”。有些女工虽然出身于较富裕的家庭，但因为旧时代习气的影响，也不能适应“工人阶级”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被上级派到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干部，由于对工人的这些问题不够了解，在工作中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倾向，因此不仅是普通工人，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有待转变。

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①中所收录的作品，就反映了上述工人思想转变中存在的问题。路翎对工人形象（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工人）的重视，从他创作初期就开始了，在《黑色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祖父的职业》等描写煤矿生活的小说中，路翎就对矿工的生活与心理有着详细的刻画。在《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小说中，路翎又揭示了底层女性在旧时代的悲惨生活。而在1949—1951年，路翎又深入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先后去了南京被服厂、浦口机车修理厂、上海申新九厂等），创作了《朱桂花的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路翎在这部小说集中对工人语言、行为、心理的刻画，延续了他早期的写作风格，同时又注意到解放前后工人中出现的新问题，反映了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

① 这个党章是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所確认下来的，此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党章也得到修改与补充，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始终没有变化。

一、“工人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

在对路翎小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刘挺生注意到了路翎小说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等级序列：“地道的农民，农民出身、残存较多农民气质的工人，少有或几乎毫无农民气质的工人。这三类人物都因其阶级性质的区别，而存在反抗和探索精神自觉程度的差异：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略具清醒的自我意识，具备清醒的自我意识。……路翎同情恋土守家的农民，但似乎更偏爱浪迹四方的工人。”[3]125典型的例子有《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与魏海清，《王炳全底道路》中的王炳全与吴仁贵，《卸煤台下》中的孙其银、唐述云与许小东，《黑色子孙之一》中的金承德等。这些工人虽然从身体上离开了乡土社会，但由于过去生活经历的持久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多还是“农民式的”，他们也时常怀念自己在乡村时期的生活。因此农民和工人在路翎的早期小说中并不具有截然对立的身份属性，两大人物序列之间存在着粘连，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土地”这个具有“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键词。[4]67

但从路翎《朱桂花的故事》这个小说集中所收录作品来看，1949—1951年，他笔下“农民—工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产生了变化，工人脑海中所残余的“农民意识”被称为“落后、封建”，他们必须明确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才能以“进步”“积极”的姿态赶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解放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据党章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①

，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它在新时代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地位。再者，农民阶级从其历史上来看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小农意识”就有怯懦、犹豫、缺少自信、勤奋劳动只是为了活命生存等弱点，其产生的根源则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土地制度——农民被“拴”在土地上，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而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自然经济受到威胁，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有的为了生存成为工人，但“小农意识”仍然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的态度，正如赵园所说：“似乎是，一旦生而为农民，即注定了永远是农民似的。农民的灵魂会抓住你，像老树的根须抓牢了土地。”[5]“小农意识”的影响，加之国民党统治时期工厂中的剥削、压迫现象，使得这部分有着农民经历的工人更加胆怯与懦弱，以至于在解放初期对共产党的政策存在犹疑，对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不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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