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文化与满洲女作家群落

[摘要]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女作家，满洲女作家群代表了殖民地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群落。考察这一文化群体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在漫长的自然历史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基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对东北新文学的影响，现代女学的兴起是东北女性接受现代新思想的外在条件等。这一文学现象，呈现出女性文学和近代东北区域文化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近代东北文化；满洲女作家；女性文学；地域文化

[中图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4－0067－06

晚清、民国时期，东北文坛上即出现了女作家。到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下的伪满洲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作家，形成了异态时空下特有的女性文化景观。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和时代的特殊因素。追踪溯源，东北妇女的解放伴随着近代东北的历史风云。

一、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文化基因

1934年，一支从东北流亡至关内最后崛起于上海文坛的东北作家群，以气冲云天的悲壮描述了那片被战火烧焦了的黑土地而受到世人的瞩目。此后，在那片神奇的黑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东北作家创作主题及其作品都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域文化的群体表象。中国幅员辽阔，人杰辈出，几千年来中原的儒家文化传统深厚，成为难以超越的中心文化。近年不少学者提出超越本土主义价值观的理论要求，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来研究地域性的文化特质。德里达就曾以解构主义的立场提出对“异”的价值转换。东北现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不仅仅是指1931～1945年那段异族侵略下的歌哭呐喊或浅吟低唱，更有自远古而来那片黑土地上孕育的多元化的文化基因。

“文化产生于自然景观。”东北地处北纬寒温带，是东北亚的核心地带。清1858年前，东北包括辽河、黑龙江、绥芬河、图们江等领域，远至库页岛，土地面积达百万余平方公里。地理多平原、高山、森林、湖泊，冬长夏短，气候严寒。古时有100多个民族在白山黑水间繁衍生息。土著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中原从事农耕的汉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以渔猎、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原始的生产方式完全依赖于自然。当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种族部落就必须迁徙。随着种族人口的增长，种族之间为争夺自然资源连年发生战争。

严酷的气候逼迫着土著民族必须以强健的体魄才能生存下去，而过于依赖自然的原始生产方式又使各民族不得不崇尚武力。因此，“勇武雄强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而持久崇尚的文化价值精神，成为东北以渔猎为本的物质文化基础上产生并迭代相传的最重要最有地域特征的精神文化现象”。此外，东北严寒的气候，原始的渔猎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依靠集体性协作才能生存下去，个体无法独立承担这样的恶劣的生存条件，因此就必须养成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

地处严寒地带的古东北先民在漫长的民族生存史中，逐渐养成了崇尚能够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太阳的民族心理。为了生存，一些民族追逐太阳而南下，与之相应的是内地汉民族的官吏、商贾出于各种原因迁徙北上，一些流入也因罪发往东北。汉民族带来了中原文明，与土著民族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文化趋势。在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很难找到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和祥和的氛围，而更多的是豪爽热烈的气氛。不仅作品如此，作家主体人格也倾向于主动追求、积极参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作品及作家人格的热烈直率的外倾性是受东北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形成的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如满洲女作家杨絮的散文集《我的日记》、《我的罪状》极其坦诚地陈述自己的婚恋心理，成为当时伪满洲国轰动一时的作品。再有，东北流亡女作家萧红初到上海时，以一部描绘日本铁蹄践踏下家乡民众的生存状态的作品，命名为《生死场》而突显其慷慨激昂的情绪状态，及时地满足了人们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需要。满洲女作家激动亢奋的创作心理，与同为沦陷区的北京女作家张秀亚的禅学作品、雷妍乡村翁媪的田园牧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女性文学的雄强之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

东北作家的外倾性艺术追求在虎狼入侵的历史时刻，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确起到了鼓动抗争的民族情绪，这在日占初期东北流亡作家群中尤为显著。东北流亡作家群中两位女作家萧红、白朗也以极其鲜明的抗日题材作品饮誉文坛。由国仇家恨的生存危机体验到的切肤感受，以一种雄浑强悍的气势消解了女性细腻柔婉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原始的抗争力量。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正面价值和否定性价值。外倾式的文化表征毕竟缺乏厚重的文化沉淀。在长达十四年的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殖民者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和殖民奴化思想的长期灌输，面对生存危机，这种缺少“内敛”的外倾式文化状态极易被误导而发生转化和扭曲。伪满洲国时期女作家的精神向度与其外倾式的创作状态和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透视出地域文化的负面价值。

“逐山林水草而居”的渔猎生涯带来的必然是漂泊迁移的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与中原儒家守土安邦的传统思想相异的是，东北人的守土观念相当淡泊。这同样也来源于自然生存状况。土著民族渔猎生存方式中，民族迁徙形成的漂泊自由精神以及闯关东的移民开拓冒险精神，都是自然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基因。地域文化基因无时无刻不与人类生存相关。生存的需要使得东北人形成了迥异于其他地域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逐渐渗透在种族不断繁衍生息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氛围中，成为一种群体性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无意识。日占时期，满洲女作家萧红、白朗、梅娘、但娣、左蒂等人都鲜明地具有这种崇尚自由而漂泊冒险的地域文化精神。

二、现代教育制度的兴起与东北女作家的产生

20世纪初，中国的京津沪等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教育体制的变革。在这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里，相继涌现了新式学堂及外国教会创办的新式学校。其中，女学的兴起成为现代教育体制变革中最有意义的一页，女子师范、女高师、女子留洋等诸般风气，为女性打开了走出闺阁、谋求自我发展的途径，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用文学表达自我意识的“资本”。

清末民初，开通民智、兴学施教的社会发展趋势使清王朝开禁了东北这块“龙兴之地”。东北地区新式学校开创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东北各地方对废除科举制、振兴实业教育十分积极。1902年秋，东北地方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奉天大学堂正式开学。日俄战争(1904年)后，各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侵略，也刺激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对东北的投资和开发。迅猛发展的工商业，使东北出现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等一批近代化的大中城市。此后，各级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帝国主义

国家也出于各种目的在东北办学。“居历史文献记载，民国5年(1916年)东三省已有初高级小学8000余所，中学堂40余所，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60余所，各类职业学校和高等专门学校30余所。在籍学生总数40余万人，教师2000余人，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网和为数可观的知识分子队伍。”

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就向清政府上书，力争兴办女学的重要，女子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清政府在开办男学堂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制定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当时吉林省最早的女子学校是在吉林市建立的吉林官立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但清末时期的女学有许多陈规旧习的限制。民国建立后，破除了清政府的许多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女学渐入正轨。20世纪初，各地方政权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培养维新富国人才，鼓励出国留学，赴日本留学成为当时兴教的一个热潮。后来伪满洲国政权和汪伪政权中的许多亲日分子，就是当时赴日留学热潮中培养出来的。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曾经特意到东北考察，每年都招收一定数额的东北籍女留学生，进入她主持的实验女子学校师范科。下田歌子主持的实验女子学校有中国地方当局官派的女留学生36名。这36名留学日本的东北女性，不仅严重挑战了旧有的教育体制，而且也为东北地区妇女解放起到了带头作用。此后，“赴日本实践女学校肆业，而女学之自费留学者亦接踵而起”。伪满洲国时期，女作家群中就有多人曾留学日本：梅娘1938年自费留学日本神户女子大学，但娣1937年考取官费到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等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阵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几乎都参与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新青年》杂志还专设“女子问题”栏目，将妇女解放、女子平权与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声日益强烈。1919年。甘肃循化女青年邓春兰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要求开放女禁。8月上旬，她写给蔡元培的信与草拟的《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书》一并在京沪各大报上刊登，引起社会极大反响。邓春兰随后用一个多月时间辗转万里进京求学。同年夏天，北京女青年王兰求见了北京大学教务长陶孟如，亦提出入校要求。不久，蔡元培同意北大招收女生。1920年寒假后，邓春兰、王兰等9名女性作为旁听生进入北大，从此打破了大学不能男女同校的清规戒律。学校对女性敞开大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到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北京共有二、三十所大学招收女性，其中北京女师大和北京女大在“五四”时期为中国文坛培养了一大批女作家。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亦兴办起女师、女校。兴办女学的风气也席卷了东北教育界，各大中城市纷纷创办女子学校，师范学校也普遍增设女生班，一些小城镇的中、小学校也大多增设女生部。女子求学读书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伪满洲国时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受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男女同校混合编班的教育体制，满洲各级学校普遍取消了女生部，不分男女，一律招生，从而给女子入学创造了便利条件，扩大了知识妇女的层面。五四前后，东北女作家中亦有多人上过女子学校。萧红1920年入学呼兰县南关女校，1927年入从德女子中学，1930年人北京师大女附中就读。梅娘留日前毕业于吉林市的吉林省立女子高中，吴瑛毕业于吉林市女子中学，朱媞毕业于吉林女子中学附设师范班，左蒂曾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女子初级中学，杨絮毕业于辽宁坤光女子高中，白朗、蓝苓、但娣皆毕业于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等。

伪满洲国时期是现代性和殖民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五四”新文化之后，东北本土文化对现代性的接受呈现了不可抗拒的时代趋势。出生于1911年的东北女作家萧红，如果不遇上那场改变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新文化运动，她大概永远不会迈出家族的大门，她会像祖辈的女性一样被父亲安排好了命运。被五四运动改变了命运的东北女性不止萧红一个，当五四的浪潮冲击了东北，波及到哈尔滨这样的国际都市，也震荡了呼兰河这样的小城市时，很多东北女性的命运被悄然改变。1930年，梅娘入吉林女中时，以一篇五百字的《话振兴女权之好处》而使主考教师震惊。1938年，杨絮从奉天孤身逃婚到新京，开始了职业女性的生活，先后做过银行职员、歌手、话剧演员、杂志社编辑、作家等。20年代中期，对中国妇女影响最大的日本女作家当属日本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她的文章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新青年》第4卷第5号曾刊载周作人译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极大地影响了东北女性的思想解放。也可以说，伴随着“五四”新思想的启蒙，与谢野晶子影响了一代东北女性。这批东北女性大都出身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或乡绅富贾，受五四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她们纷纷冲破家庭阻力，走出闺房。她们中的一些幸运者以后还凭借种种机遇，远涉重洋，留学海外，直接从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中吸取了精神营养。在当时中国广大妇女还在为衣食温饱而忧的情况下，她们已接受了正规教育，成为东北新生代的知识女性。

三、满洲女作家的发展轨迹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母体中的一支，东北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以互补的形式发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东北现代文学起步的源头，对东北现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在东北大地发展的关东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狭窄的存在。在它的发展中，始终融贯着母体的血脉。”

在自觉地接受新文学新思想的过程中，有少量的东北女性作者脱颖而出。1925年3月4、5日，《哈尔滨晨光》副刊《光之波动》上发表了琛余女士的评论文章《文学合于女性的研究》，从时代与女性的特长等方面说明文学最适合于女性。“女性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家，就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受压迫，女子没有受教育权，不能和男子一样上学读书，如果男女平等，女子也和男子一样上学读书，就女子的特质、天赋、才能来说，女子文学家未必不超过男子。”1926年，《哈尔滨晨光》副刊上转载了一篇题为《女权运动与人权运动》(节选)的文章和一首新诗《暴烈的呼声》，12月15日吉林省滨江县警察厅以“欲夺隐晦，细玩其语意，似有鼓吹赤化之旨趣”之名，将社长于芳洲、主编张树屏、责任编辑凝秋逮捕，《哈尔滨晨光》报被查封。1927年，新痴女士在《东三省民报》、《平民日报》、《吉林日报》、《东省日报》发表新文学作品。1928年5月23日至24日，彤彰女士的短篇小说《爱的判决》连载于大连《泰东日报》。当时较有成就的女诗人素心女士经常在《哈尔滨晨光》、《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上发表作品。1929年10月23日，素心女士的新诗《我失迷在黄昏里》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附页周刊《蓓蕾》第17号。1930年10月，冰痕女士出版了散文诗集

《苦诉》。同年11月，凉璞女士的新诗《夜的走廊上》、《胜利的凯旋》发表于《泰东日报》。此外，还有谷毓珲、王栗颖、沈玉贤等女诗人。这些最早接受新文化思想的女作者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成为东北现代女性文学的拓荒者。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地区的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为东北现代女性文学的生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变动中，长达十四年的伪满洲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地位，而其中的女性文学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据有关资料记载，东北在30年代前只有少数几位女性作者，如宋时的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妻子萧文妃写过旧体诗，20年代末在沈阳出版过一本新诗集《苦诉》的冰痕女士。然而，到了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坛上，却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作家，有近40人，且大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其中较有影响的东北女作家有萧红、白朗、梅娘、吴瑛、但娣、朱娓、左蒂、蓝苓、杨絮、冰壶、谷玉辉、李鹤、孙惠清、篓缗、乙卡、君颐、单惠、璇玲、杏柯、苦土、林远、似踪、陈涓、郁莹、叶子、桐桢、林潜、鄂岚、南吕、季树芬、契之、弓长女士、田缨、石基、北黛、拜特、叶樱、玲子、陈澍等。

长达14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满洲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审美风格以及作家本人的创作心态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状态，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又迥然于同时期关内女性文学和其他日占区女性文学。在这一时期，满洲女作家总共发表过数百篇作品，出版了10多种作品集，如悄吟(萧红)和三郎(萧军)合著的小说集《跋涉》、梅娘(敏子)的小说散文集《小姐集》和小说集《第二代》、《鱼》、《蟹》，吴瑛的小说集《两极》、但娣的小说散文集《安荻与马华》、杨絮的小说散文集《落英集》和散文集《我的日记》、朱媞的小说集《樱》、左蒂编选的《女性作家创作选》等。日系著名翻译家大内隆雄还专门选编了《现代满洲女作家短篇选集》(女性满洲社，1944年)。此外，还有许多女作家的作品被选人中日两种版本的各种文集中。在日占后期，满洲各种期刊相继刊出了女性作品的特辑，如《新满洲》1941年6月号刊出“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1944年10月号、11月号相继刊出“满洲新进女作家展”；《麒麟》1942年10月号刊登“女作家掌篇特辑”；《新潮》月刊1943年1卷7期刊有“女性短篇创作选”，1944年2、3月合并号刊有“妇女文艺特刊”；《兴亚》1943年7月号刊有“女作家情书特辑”。而北京沦陷区的《妇女杂志》和日本大阪的《华文大阪每日》半月刊也曾刊载“东北女作家特辑”、“满洲女作家特辑”等等。此外，一些女性刊物也相继创刊，如1934年奉天创刊的《淑女之友》、1935年奉天创刊的《满洲淑女之友》、1938年奉天创刊的《妇女杂志》等也先后刊出女性创作特辑。女性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作品数量不断增多。由此可见，女性作家成为当时伪满洲国不容忽视的创作力量。在日本殖民的14年中，出现如此众多的女性作家，不仅在东北文化发展史上是奇观，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是一种少有的文学现象。

日占时期满洲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脉络如下：

1、发轫时期(1931年－193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作家的民族意识急剧强烈。日占初期，就在日本人忙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间隙中，中共北满地下党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左翼文化活动。1931年。中共满洲省委迁居北满哈尔滨，创办了机关报《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地下油印刊物)。共产党人金剑啸、罗烽创办了《哈尔滨新报·新潮》，刊登抗日作品。1933年，共产党人金剑啸、罗烽、舒群等人组成了“星星剧团”，排练进步作品。罗烽等人又通过私人关系在新京《大同报》创办了文艺副刊《夜哨》周刊，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文艺副刊《文艺》周刊，建立了左翼文艺阵地，发表了许多进步作品，对培养左翼文艺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满女作家悄吟(萧红)、刘莉(白朗)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受北满地下党的影响而培养起来的左翼女作家。1934年，悄吟流亡于上海；翌年，刘莉也流亡上海。两位女作家在满期间的文学创作以鲜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为主题，使发轫期的满洲女性文学呈现出较高的起点。此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抗日文学创作的思想策略，成为抗战文化运动中一支引人注目的重要力量。萧红、白朗一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日占初期在哈尔滨受到的左翼思想的影响。

2、崛起时期(1936年－1940年)

1935年左右，自北满左翼作家群流亡关内后，满洲文坛一时出现了萧寂。日伪当局深知满洲文坛的荒凉不利于殖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明明》杂志为阵地的本土作家针对当时的粉饰文学进行了批判，《大同报·文艺专页》的作家群根据当时的文艺政策及时调整了转型时期的创作策略。《明明》杂志依附于日本人的资助和政府的支持得以发展，他们倡导写印主义，多写多印繁荣满洲文坛。《明明》作者群后来发展成为艺文志派。艺文志派的女作家有君颐、苦土、杨絮等。与此同时，以《大同报·文艺专页》的作者群为主体形成了“文丛”、“文选”派，他们提出“暴露黑暗”与“侧重现实”的创作主张，与艺文志派形成对立。“文丛”、“文选”派同人以民问筹资创办了纯文学刊物《文选》，文丛刊行会出版了“文艺丛刊”专辑。女作家吴瑛、梅娘的多篇作品发表于《文选》杂志，“文艺丛刊”还推出两位女作家的单行本《两极》和《第二代》，《文选》杂志还设立了民间文学奖——“文选赏”，并将这唯一的一次文学奖授予了女作家吴瑛的《两极》。两大文学社团在对立发展中都为新进女作家的崛起创造了历史条件。

3、衍变时期(1941年－1945年)

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颁布到1945年日本投降。随着战争升级，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对思想文化极力钳制，鼓吹“决战文学”，将满洲文学完全纳入战争轨迹，并召开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日占区文坛实行文化殖民干预和渗透。战时体制下的满洲女作家针对“时局”的国策文学作品较多，由女性意识勃发的女权主义异化为殖民地国家主义。

日占时期的满洲女作家呈现出驳杂色彩：不仅有一流女作家成熟的女性作品，也有二、三流作家的“粉饰太平”之作。伪满洲国时期文网密布，一些作家生命受到威胁，遂逃往关内，于是在北京沦陷区形成了华北满洲作家群，其中女作家有留日归来的梅娘、璇玲、左蒂等。

满洲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缺失部分，满洲女作家群落的浮现，将会弥补学科史建设的薄弱，探求地域文化与性别文学的内在规律，提供新的文学经验。

(责任编辑　王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