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风，楚文化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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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楚人“崇巫”的风尚由来已久，楚国民间的乐舞多与巫风结缘，且明显地带有艺术的性质；楚艺术中的绘画（壁画）也同巫风之盛有关；屈原将诗歌与楚国巫术神话的丰富想象，使“巫风”飞扬高举。这股神秘活泼的气韵便成了滋润楚文化的温床。
关键词：巫风；楚文化；屈原；《九歌》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214-02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不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①人类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由于认知水平不足，生产力低下，只能借助想象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神话藉之而产生。“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逾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②由此可见，神话可以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初发源。
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完整的神话故事或神话体系。即便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也是后人不断地“添盐加醋”完善而成的。华夏民族因为地缘文化的限制，本来就缺乏完美神话的生存土壤，更兼之农耕文明讲究勤劳务实的人文风尚，少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身自由，故而我们的神话显得相对本分、本色一些。但楚文化中的巫风却是一个例外。
一、巫风的神秘语境
说起楚文化的本源，我们可以追溯到“楚人先民崇火、拜日、尚赤、尊凤的原始巫文化。周代任何民族或部落，无不有巫（‘巫’与‘史’、‘尹’一样，是‘知天道’的宗教性政治性大人物）；诸夏之中，楚人巫风更盛。”③这不仅表现在巫在当时楚国里占据着显赫地位，还因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衍化而来，楚民能力低下，混沌不分，生活不适，巫不仅充当了“师”和“医”的角色，还是楚人与天地祖先交流思想、情感这一重大活动的“主持人”，称为“卜筮”。
“巫”地位之显赫，作为用之重大，气象之神秘，使得楚人“崇巫”的风尚由来已久。而在“巫”周围酝酿滋生的一种与鬼神之气相近的神秘的人文风气“巫风”，也日渐盛行起来。这巫风渐渐不同于远古那种神秘而愚昧的迷信和纯自然崇拜，而是明显地带有艺术的性质了，愈到后来，这股神秘而活泼的气韵便成了滋润楚文化的温床。
据有关文献记载，战国时期楚国虽然早已进入阶级社会，但“巫”这种在原始社会作为为精神文化“化身”且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仍然活跃。原始的巫术礼仪风习还弥漫在社会中。《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在《九歌序》里还说得更详尽：“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为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因为作九歌之曲。”这里官方的乐舞之盛可见一斑。
楚国民间的乐舞也不逊色，多与巫风结缘，巫都是能歌善舞的人。《吕氏春秋·侈乐篇》曰：“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的乐舞。这里把“巫音”作为楚国的衰败之源，仅只是一种可能的说法，未必确实。但若据此而推论楚乐舞之盛却是事实。在巫风不盛的诸夏看来，巫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楚人眼里，庙堂之雅与村野之俗却可以统一起来。最早在宫廷兴起巫音的灵王，就曾亲自拿起羽钹，随着鼓点翩然起舞过。其实，灵王的过失不在于崇巫而在于虐民。巫音被引进宫廷，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确实可以说明楚巫的乐舞伎艺是相当出色的。
二、巫风的浪漫气质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神话。
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④最早的神话，神的自然属性很强，具有某种图腾崇拜的性质；随着社会的进化，神的社会属性逐渐居于主位，开始向人靠近，且有了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由神人同性逐渐走向神人同形，艰难地完成了神人合一的形象转化。
楚国历代相传、至战国时代仍然丰富多彩的古代神话和巫风的结合，正是酝酿楚文化走向鼎盛时期的“土壤”和“温床”。王逸在《天问序》中曾提到“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诡丽，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由此同时可以看出楚艺术中的绘画（壁画）也同巫风之盛有关。壁画所涉及的内容有“天地、山川、神灵”，还有“古贤圣怪物行事”，题材逐渐宽泛，从自然、神怪到人；它的画法“琦玮诡丽”，虽未脱“巫气”，却也是一家之风。
屈原的经典名作《天问》，大概是“保留远古神话传统最多而又系统的文学篇章，表现了当时时代意识因理性的觉醒正在由神话向历史过渡。”⑤《九歌》原是民间祭神的乐歌，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是一种集体活动的产物，自然与巫风神话密不可分。
再看看《楚辞》，在它绝大部分作品中，如《九章》、《九辩》、《招魂》、《大招》中，特别在《招魂》中，保留着古代大量的神话传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复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蘼散而不可止些……”
屈原的文学创作毫无疑问受到了巫风文化的影响，“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与充分。“内崇楚国之美”的屈原，一面接受北方儒家理性主义的精神，另一面又给它注入和楚国巫术神话相联的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情感，这就不仅使得儒家理性主义热情奋发，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还使“巫风”飞扬高举，日日以盛。巫风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封闭落后的存在，但它刚好为楚国艺术的发展、包括塑造屈原、宋玉这样的大诗人准备了北方所没有的天然条件。
三、得天独厚的环境熏陶
北方的神话远逊于南方，其主要原因就是“巫”被“史”过早取代。北方艰苦的自然环境使氏族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长年累月的征战促成了文明的艰难、顽强生长，整个文明的起点很高。“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⑥
而南方的生存条件则相对好得多，楚国的贫富分化也不及北方那样剧烈。因而整个社会较长时间的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的阶段上，巫风长盛不衰且自成一体。从《楚辞》到《山海经》，在南方各个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美人香草，芳泽衣裳；百亩芝兰，八龙婉婉；山妖女鬼熔于一炉，人神杂处亲密无间。楚国之所以能产生比北方丰富多彩的种种奇丽的神话传说，而且人神差别很小，富于艺术意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马克思曾把人类古代民族的文化状况分为“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正常儿童”三种，“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产物，具有永久的魅力”⑦。相对于古希腊这个“健康的儿童”，华夏文明可能属于相对早熟的一种文明。几乎所有的内河文明都生于忧患，忙于治水，缺少一些“可爱的”欢乐色彩，所以神话传说远不及古希腊灿烂闻名。但中华大地楚文化中因为巫风的盛行，却具备了某种神秘欢乐、积极活泼的艺术色彩，形成了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童年时代里发育得“最完美的儿童”，这自然与巫风这张“温床”的培育有关。
注释：
①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
③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④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⑥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