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神八千年
时间：2021-03-26 08:10: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引言
如果将五千年前的世界视为史前时代，那时人类还没有建立起纯粹世俗的世界观，他们看待周围的宇宙万物都难免充斥着神与精灵的体现。换言之，初民的精神观念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不要神灵看顾的客观世界。所以考察史前艺术造型的最大益处就是可以直观地进入先民的视觉意象世界，从而洞悉其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的神话世界观。那是一个不受文明人的逻辑思维掌控的世界，是一个根本不顾，更不会讲究矛盾率和逻辑排中率的神幻空间。图腾、巫术、万物有灵观、咒祝心理和以出神（灵魂出窍和离体）及魂游为特质的萨满教信仰，都是理解那个史前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和有效门径。
19世纪西方最博学的学人黑格尔曾经把古埃及大金字塔前的斯芬克斯形象，解说为人类自我意识诞生（以希腊艺术为起点）以前的人兽不分状态的标本。20世纪的比较宗教学则揭示出，自史前期延续下来的动物造型或者半人半兽形象并不一定是动物崇拜的表现，动物可以是神明的化身，特别是女神的象征。按照这一提示，中国史前艺术中常见的蛙人形象，是否也是崇拜的对象，具有宗教和神话的意蕴呢？
回答这个疑问，最好的途径显然不在于纯文献上的探讨，不在于黑格尔式的形而上理念思辨，而是要诉诸出土的各种蛙人实物图像，并且尽可能地还原出其形而下的谱系的历史。
百变蛙神
2004年出版的《民和核桃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报告的是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等流域出土的，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400多座辛店文化墓葬及出土器物。半抽象的蛙人形象是陶器图案中流行的模式化表现，显示了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以来彩陶上的蛙人造型的延续和变化情况。
如图所示：M211墓出土陶瓮上的蛙人图像，形象主体基本因袭着马厂彩陶的同类造型，变得更加抽象化和图案化。M255墓出土的陶瓮则代表着一种新情况:出现太阳与蛙人图像的对应造型。陶器被分割为上下两个绘图空间：上方颈部绘有四个太阳，下方则对应着两个头向上的蛙人。
这样的图像设计，是纯粹的装饰性呢，还是表达某种象征的意义呢？从画面上非常清晰的对称性设计和严整构图来看，这种图案显然不是出于随意性的涂抹，而是精心设计和有意为之的。于是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在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蛙人模式之上，辛店人又添加了明显的太阳符号呢？这样的对应符号背后，有没有一种神话观念的支持呢？
从神话学常识可知道，青蛙－蟾蜍是月亮神话的重要象征物。那么蛙人与太阳的对应，是否反映着辛店先民的阴阳变化观念呢？从汉语的传世文献中是不得而知的，可以参考的是境内少数民族关于日月出现与消失的神话。
如在广西壮族神话中，有作为天神使者的青蛙角色。《布洛陀和密六甲》讲述雷神企图用屠杀老人的办法来减少地球上日益增加的人口，而女神布洛陀则帮助人类对抗雷神。她教人用马皮造鼓，和雷神的雷鼓比赛，人间的马皮鼓以数量优势压倒了雷鼓的声音。雷神派他的儿子青蛙来人间探查究竟，没想到青蛙同情人类，教人造出配备着六只青蛙的大铜鼓，其声音远远超过雷鼓。从此，被打败的雷神只好放弃屠杀人类的计划。
从壮族祭祀青蛙的蚂拐节习俗看，新春的季节性背景非常明确。而壮族观念中青蛙的神性是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的。
在民间想象中，蛙神的超自然力甚至能够直接干预天体的变化。土家族的《张果老、李果老制天地的神话》就提供了这样的实例：
张果老去造天的时候，地上被洪水淹没。于是，张果老就造了二十四个太阳，昼夜不停地照着大地。没想到惹怒了青蛙，它跳到地上仅剩的一棵马桑树梢上，把二十二个太阳一个一个吃光了。正当它要吞食剩下的两个太阳时，被观音菩萨看见。观音很生气，拿起棒子去打马桑树，所以，才形成今天的马桑树很矮小并且扭曲着身子那样一种树种。而青蛙也就不能再去吞食太阳了。因为太阳是个姑娘，她跟观音说：“白天大家来看很羞愧。”观音就给了她五根缝东西的针，并对她说：“若是有人想来看你，就用针去扎他们好了。”这样才留下两个太阳，白天出来的叫太阳，晚上出来的叫月亮。（引自百田弥荣子:《中国传承曼荼罗—中国神话传说的世界》，范禹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根据以上非汉族的神话故事所体现的观念看，可以总结出两点：
1.青蛙是雷神的儿子（蛙、蟾蜍＝神灵）。
2.青蛙吃太阳（蛙、蟾蜍＝太阳的对立面）。
神话中太阳的对立面往往就是太阴即月亮，青蛙－蟾蜍和月亮神话的关联在此由于吃太阳的情节而得到另类的旁证。朝出夕落的太阳和昼伏夜出的月亮，同样是神话思维中死而复活的象征。青蛙作为神话中与水（雨）和月亮相关的生物，被视为是阴性的。由太阴的象征青蛙来吞食太阳，和人格化的形象—月神嫦娥从日神后羿那里窃走不死药一样，都是对阴阳交替的宇宙循环节律的某种故事化的诠释。神话所要说明的就是为什么会有月出日落、昼夜交替、黑暗和光明轮转这样永恒的自然变化。由此不难推测：辛店文化出土陶器的蛙人对太阳的图形，蕴含着阴阳转化的宇宙生命节奏之意。土家族的《张果老、李果老制天地的神话》以天灾和救世的母题来演示创世神话：将二十四个太阳的宇宙异常状态作为开天辟地时的灾异场景，让青蛙来行使恢复阴阳调和正常状态的救世使命。这里的青蛙其实和汉族神话中炼石补天、恢复宇宙秩序的大神女娲承担着同样的神话功能角色。可以说，土家族的神话中遗留着来自远古的蛙神话记忆，隐约透露出蛙、蟾蜍一类神物同创世主题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出土陶器上有蟾蜍图像，引起了一个重新解说女娲原型的尝试：女娲就是女蛙。按照古汉语词义同音假借的规则，这一推测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有待于深入挖掘的问题在于，如果认可蛙与娲的假借关系，那么为什么石器时代的人会崇拜蛙？对此，象征学家的著作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足以帮助我们解读新石器时代以来屡见不鲜的蛙－蟾蜍符号的神秘底蕴：
青蛙有许多象征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意义与水—它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在古代中国，人们利用或模仿青蛙来求雨。青蛙的形象出现在青铜鼓上，因为鼓声使人想到雷电，人们用铜鼓呼唤雨水。青蛙有时和癞蛤蟆区别不清，是与水和“阴”一致的太阴动物。人们认为，鹌鹑，即火鸟（属阳），会在春分和秋分时节变成水栖的青蛙（属阴）；然后，按照大自然基本的有规律的运动，它又重新变回鹌鹑。在印度，“巨蛙”背负着整个宇宙，它是混沌的、未分化的物质的象征。所以，人们有时把六十四格的曼荼罗称为青蛙。据说，曼荼罗是某个战败的阿修罗的遗体。在西方国家，由于青蛙的变态过程，它曾一度被看成是复活的象征。（《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在藏传佛教的神话象征图案中以及纳西族的巴格图中，也有类似的蛙形宇宙图模式。这究竟是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还是本土自生的神话观念，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如果诉诸文字记载，则古印度的梵语文献提供了最早时期的证据：
在吠陀教诗歌中，青蛙是因春雨滋润而受孕的土地的象征。此起彼伏的蛙鸣是感谢上天的合唱，感谢它答应给大地带来果实和财富。青蛙是唱经班的歌手，是地母的祭司。《梨俱吠陀》中献给青蛙的诗是这样结尾的：
但愿青蛙保佑，
在我们挤奶的时候，
奶汁源源不断，
如有成千成百的奶牛，
但愿青蛙延长我们的生命。
在冬季和旱季，大地沉寂萧索。突如其来的蛙鸣，是大地完全复苏的标志，是每年大自然苏醒的信号。（《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由此可见，比较神话学揭示的青蛙、蟾蜍所拥有的季节物候的符号指示功能，是它们在神话思维时代获得普遍神性的关键。通过物候的定期出现来确认季节的更替，把握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时节，这就可以大致显示出青海民和核桃庄史前文化墓地出土陶器上太阳与蛙人图案的观念背景吧。不仅如此，各地的史前期文化中一再出现的蛙神、蛙人一类图像的神话底蕴，也可以由此得到整体上的通观解读。
蛙神八千年
从藏族文化以及藏族的亲缘民族纳西族文化所特有的蛙神宇宙图、巴格图模式看，青海民和出土辛店文化蛙人图式提示了文化源流的线索。体质人类学的头骨研究表明：“核桃庄组与藏族A、B组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其函数值无论在全部项目上，还是角度指数项目上都表现出其与核桃庄组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现代藏族至少是一部分藏族居民的种族渊源问题。”（《民和核桃庄》）我们知道，构成汉藏语系中与汉族对应的藏族，这个名称是现代才有，藏族在汉族古书中叫做吐蕃，上古时期则泛称羌或者氐羌。考古学方面已经认定：“辛店文化居民的族属应属于羌戎系统，更具体一点说，是羌人。”（《民和核桃庄》）也就是说，三四千年以前在青海甘肃一带生存的古藏民，在他们的图像叙事中应用的蛙人以及蛙人对应太阳的图案模式，是考察汉藏语系藏语支各民族神话宇宙观来源的新素材。
内蒙古林西县出土的兴隆洼文化“蟾蜍石雕像”，距今7800年，揭开了我国图像叙事中青蛙-蟾蜍造型表现的序幕。这种诉诸视知觉的图像叙事，要比文献叙事中的女娲大神的登场早了五千多年。
兴隆洼文化“蟾蜍石雕像”是1984年在内蒙古林西县西山出土的，长11.5厘米，高25厘米。与之同时期的文物还有石雕女神像两尊，从造型特征看，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蛙人形。学界最早关注这个史前动物雕像的，是林西县博物馆馆长王刚先生。他的《从兴隆洼石雕人像看原始崇拜》一文认为：
林西县石雕人像与石雕蟾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土的遗物，石质相同，从制作手法观察仿佛出自一人之手。兴隆洼先民对动物崇拜表现并不多，石蟾蜍的问世尚属首次。它的出土虽然罕见，但也离不开兴隆洼先民以万物有灵这一观念为其思想渊源。笔者认为兴隆洼先民对蟾蜍的崇拜也是非常庄严隆重的，绝不亚于对生殖的崇拜，只不过是各有各的保佑范围罢了。无论是对女神的崇拜还是对蟾蜍的崇拜，都是氏族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之一。（《昭乌达盟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把石蟾蜍解释为万物有灵的信仰表现，把女神像解释为生殖崇拜，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据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金芭塔斯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欧亚大陆普遍存在女神宗教信仰。女神宗教的主要造型特征是女性雕像及其动物象征的同时繁荣现象。而青蛙、蟾蜍和鱼、鸟、蛇、猪、熊等一样，充当着女神的最主要的动物化身。（参看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 Francisco: Haper & Row,1989.M.Gimbutas, The Living Goddes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根据这个重要提示，我们可以把近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石蟾蜍，6000年的仰韶文化姜寨陶盆鱼－蟾蜍图，5000～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的蛙人纹模式，3000年的辛店文化蛙人－太阳图像模式，看成一个传承不衰的潜在传统。进入华夏的父权制中原文明之后，这个神蛙传统和女神信仰的关联就逐渐模糊和淡化，表现为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官方背景的蛙形铜器、玉器、陶器造型，由于历史的断裂而丧失了本义，沦为纯粹的装饰性美术图式；还有顽强活跃在民间美术中的蛙与蛙人造型传统，至今绵绵不绝。而在中原以外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则以蚂拐节、东巴仪式礼器、蛙神吃太阳神话和神蛙铜鼓、蛙形宇宙图、巴格图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变相地延续着这个八千年的古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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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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