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思想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时间：2021-04-17 08:16:14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今天所谈的话题跟中国思想史有关。

我想了很久，觉得这次的内容，应该把思想史研究的过去、我们现在对思想史的思考，以及当下我们学术界的思想史研究状况融入进去。也就是说，既想把我们研究的古代思想史和对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些想法结合起来，又想把学院的思想史研究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一些观察结合起来。所以，我选择的题目是“为何思想史在当代中国仍然如此重要”。这几年，我每年都去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访问教授有一个规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公开演讲，二○一○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公开演讲讲的就是这个题目。

那么，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思想史的重要性呢？

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现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我的朋友黄进兴院士，现在担任台湾“史语所”所长，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传给我，谈到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保罗·康克林（Paul K. Conkin）的话说“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在文章的最后他又用了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也许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状况。中国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近几十年更热。作为五四一代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胡适，最初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史》，但后来他坚持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而且也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写了《美的历程》，这本书其实并不只是谈艺术的，而是讲思想文化的，所以，冯友兰先生曾经称赞“这是一部文化史”。李泽厚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写过三本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些著作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他在里面提了很多对后来有影响的说法，比如什么是“孔颜乐处”、什么是文化心理积淀等，这些都是思想史领域里的话题。后来，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很多新话题的著作，也都与思想史有关，比如余英时先生有关“士”或者“知识人”的思想史著作，比如我自己写的《中国思想史》。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这本书出版了十几年，现在仍然在不断地再版，印数累计已经到了七八万册，这样的现象是很超乎寻常的。在当代中国，连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不少也转向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已经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并不是因为我做思想史研究，就在这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很热。其实，只要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的人都知道，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对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了对当下中国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样多的关注？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始终处在很核心位置的历史、思想和政治。

首先是“历史”。因为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国可亡，史不可亡”，反过来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说，“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认同基础。从古代中国的“有史为证”，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什么事情都先要参考“历史经验”，后要有个“历史结论”。昨天我看《华盛顿邮报》的网络版，说中国某学者要讨论当代国际关系，拉上了儒家，特别是荀子，要从荀子那里找讨论国际关系的灵感和资源。当然，历史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要，比如我们看到很多波及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都集中在历史教科书上。例如日本、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前几年俄罗斯不断重修的历史教科书等等。

其次是“思想”。思想也很重要，过去中国人爱讲“本末”“道术”“道器”，如果不讲“道”，不讲“体”，一切都不算数，都是枝梢末节。我一直觉得，现在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像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所以这是“道”，中国人讲“道”是最根本的，虽然现在也像庄子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可是，中国人还是要寻找根本的“道”。“道”是什么？就是思想。思想是管一切的硬道理。胡适在六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林毓生教授曾经说过一个现象，“中国习惯于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问题”。比如刚才说的，晚清在面对西潮的时候，最开始学技术，就是坚船利炮，认为我们只要师洋人之长技就可以制洋人;可是后来这样行不通，就引进制度，成立了总理衙门来处理外交及法律事务，再后来又废除科举，结果还是不行;最后就上升为“道”和“体”，在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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