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斋”里的思想者

是命运抓住了他，要他来承担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是他抓住了命运，要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揭示命运的真谛？我想是兼而有之。

1997年香港回归，我也回归，回到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的身边，开始了博士学位的攻读，我自称是“回炉”，回到南开大学“再思斋”的思想之炉里。

三年苦炼，论文终于完成。按“再思可矣”的要求，论文一搁又三年。

先生常说，完成一篇论文，要剥一层皮。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本来就体弱，论文答辩之后，人就像虚脱了一样，有劫后余生之感。好比炼剑，我不敢说我的观点经得起千锤百炼，但这篇论文在“再思斋”淬火，又在“再思斋”退火，是货真价实的“再思斋”出品，而非舶来品和赝品，我自信是无疑的。

“再思斋”并非培根所谓“洞穴”，充满了五花八门的成见。相反，它是思想者的工作室，思想之锤敲打着无数成见，我的思想火花就在此点燃；它还是理性之光普照的广场，各种观点在理性的广场起舞，我是其中的一个舞者。

“再思斋”里的出品真是不少，当然以先生的著作为主，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中国的王权主义》，还有最近东方出版社将要结集的120多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方面，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我的博士论文《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出版以后，瑞士著名汉学家毕来德先生，偶然地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了，买了一本，读后，约我去谈谈。见了面，他说，他正准备写本书，书名是《驳于连》，要用我那本书的观点，感动得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只觉得自己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要知道那于连可是法国赫赫有名的汉学家。此后，我们又见了面，那时《驳于连》在法国出版了，他在书中，向法国汉学界介绍了刘泽华学派的观点，其中也包括我那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他告诉我，国内已有人在翻译，准备在《读书》杂志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

他在中国有个家，每年都要到中国来住上几个月，每次来中国，我们都要见面，每次见面，都要谈起刘先生。他认为刘先生的成果是世界性的，大师级的，应该让欧洲汉学界了解刘先生。他说，他多少年来就一直在关注刘泽华学派的观点，很想亲自去拜会一下刘先生。我对他说，刘先生这两年一直在美国，回来后，我一定安排好你们二位相见。这是多么难得的思想者的缘分。我在心里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再思斋”相见，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刘泽华学派的观点。

先生的书房“再思斋”，原在南开大学北村，上大学时，我们就常去，后来做先生的研究生，去的时候就更多了，那时真可谓陋室，但有一种无形的大的气象格局。我博士毕业以后，先生一家迁入西南村新居，他六十有五时才搬进去。在140平方米大的房子里踱来踱去，高兴他这辈子居然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比起“再思斋”来，书房大了许多，有十几平方米，全新的。范曾先生送来一幅画，画的是许由洗耳，美其名曰“洗耳斋”，先生“耳顺”，就采纳了。不过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名字：“再思斋”。它朴实厚重，有如农家本色。

先生是农家子弟，书房也像农家一样讲究实用，没有令人啧啧的“珍本”、“孤本”之类的书，满墙的书架，顶天立地，排满了书，与专业有关的文史哲方面的书，应有尽有，自给自足，如五谷杂粮，我们又称之为“刘家庄”。

“庄”的意思是“土”，不管是昔日的“再思斋”，还是如今的“洗耳斋”，“土”的基本色调没有变。先生不仅人“土”，而且他的藏书也“土”，就像他脚上总穿的那种松垮的老式粗线袜子，是那种只有在农贸集市上才看得到的。现在流行的各种各样讲究款式的袜子，他是穿不惯的。他的书架上，最早的书，要属郭沫若1956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侯外庐等人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与对待袜子的态度不同，在书架上，他还是为“后现代”留了一席之地。他常说自己不懂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理论，学生有好之者，他一律称之为“后主”，并请“后主”们讲解一二。书房里有数万张卡片，那是他这一辈子读书的结晶，他看得很重。他说，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几十年来，他看书必抄卡片，抄了满满几大箱，敦敦实实地码在那里。有了这样的学术积累，先生胸中似有百万兵，左冲右突皆思想，横排竖排是文章。

先生一路穷读过来，年轻时没钱买书，一家老小住在和学生宿舍相仿的筒子楼里，也没地儿摆书。筒子楼是50年代到80年代大学里中青年教师群居的特殊领地，一幢长筒形楼房，五六层左右，房间排在南北两厢。住在北间的，苦不堪言，闷热、阴冷、潮湿，更不用说常年的夕照，养就了精神迟暮、少年老成的气质。不过，隔窗远望，一对对徜徉在林荫道上，看似幸福却没房子结婚的同事，多少还有一丝幸福感油然。通常，南北两家默契，门窗同开，便能享受到通风纳凉的愉悦。当然各自的门框上，一定要挂一块布帘，那是维护隐私的最后一道防线。中间楼道，除行人外，每个房门边儿，摆着一个简易煤气灶，一张书桌凑合的案台，底下塞满了煤气罐和乱七八糟的餐具，委实不堪。但按照“民以食为天”的说法，那就是每家每户的“天”了。孩子们在楼道里嬉戏，挨门乱窜，吃百家饭，和老鼠一起长大。先生的两位千金，生于60年代，常跟楼道里的一帮孩子，到隔壁捣乱起哄，嘻嘻哈哈地喊着“眼镜子”，被师母严责。“眼镜子”是著名数学家王梓坤先生，住在刘先生隔壁，一人独居一室，可以在家里读书、写作，当时可谓“奢侈”。先生羡慕之余，想读书只能去图书馆的书库里站立，因为书库里，从来就不为读书人准备桌椅。中国人提倡苦读，站立总好于头悬梁、锥刺股。

适值饥饿时期，先生几乎整日站在书库里，以读书“充饥”，粮食不足，就用知识来支撑他高大的躯体。不过，还是物质决定意识，天不遂人愿，先生终于病倒了，治病期间，先生以思想史为“良药”，流连其中，忘却病魔缠身，但营养不良的底子，造成弱势身体，从此以后，“病客”便常常登堂入室。

读书中，他发现，政治思想史还是一片荒原，前人虽有开垦，但尚未脱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樊篱，治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亦寥寥无几，先生遂立此志。以前读过一本书，名叫《病夫治国》，以之套用于先生，可谓“病夫治学”。

政治思想史本来就令人头痛，一旦认真起来，就会真的很头痛，可先生恰恰就是一个认真的人。先生治史，通古今之变，求经世致用，这两点，是学理的和实践的。学理求“通”已经很难；实践求“用”就难上加难了。久而久之，先生真的头痛起来。他的头痛病时常发作，然而发作一次，思想便飞跃一次，结果先生从站立书库发展到了蹲牛棚。原因是他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文革”一开始，这些文章便被贴上了“政治影射史学”的“黑草签”。

1966年6月26日，是先生的受难日，他被“革命群众”揪出来，还被赶出了“革命队伍”。不过，主事人还算手下留情，把先生归为“中间组”，“中间组”不准“革命”，那年他31岁，第二年先生被升级为“牛鬼蛇神”了。

可牛棚却没有治好他的头痛病，因为他把牛棚当作了书房。在牛棚，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这一发现，使他的思想进入了自由王国，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全能喝。为此，他“顶”了“法家”的敬酒，而喝了儒法斗争的罚酒。1974年，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他有幸忝列其中。与会者大谈“要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中国历史”，他竟然站起来说：“不！”有人阻止他发言，他倔强地表示：请让我讲完！后来，别人告诉他，阻止他的人，就是“文革”大腕迟群，他出了一身冷汗。果然，先生又上了黑名单。

他在思考，为什么“史学革命”要吹捧秦始皇？为什么唯物史观要从阶级斗争转向儒法斗争？为什么一个革命党竟会如此热衷于提倡封建帝王？他冥思苦想，难得其解，于是，写《论秦始皇》，与“罗斯鼎”顶撞。好在“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还来不及把他“黑”了。他一不做二不休，面对“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他大声疾呼：“打开枷锁，解放史学”！期间，黎澍先生发现了他，默默地扶持他，黎澍去世后，有人告诉他，老先生多么关心他，怎样提携他，他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可他却从未亲聆过老先生的教诲，与老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能倾心而谈，可是……过了“耳顺”之年，他来盘点人生，每念及此，就后悔不已，我们劝他：思想者贵在心心相印，何必戚戚。他摇摇头，说：有些事，一辈子也不能忘记，我只有努力，再努力，来报答老先生的扶持。今天，他也70了，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可他还在反思，一直没有停止。

他继续反思：有没有一种“文革史学”？他的回答是“有”。他认为，所谓“文革史学”，不仅仅是指那个时期的史学，更主要的是指那种思维方式。那种思维方式远于“文革”，又后于“文革”。一个“远”字，一个“后”字，真是意味深长。“远”字，道出了“文革”有来历，“后”字，说明了他还有忧虑：“文革”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它有没有历史的土壤和现实的机遇？运动过去了，事件结束了，然而文化还在。他扪心自问：我可以反对那种观点，能反对那种思维方式吗？

从牛棚里，在病床上，他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核心。他说，中国文化，既非宗教文化，亦非哲学文化，而是政治文化；中国思想，既非宗教思想，亦非哲学思想，而是政治思想，它的核心就是王权，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王权主义”。

1978年，一位日本朋友菱沼达也教授来到中国，向先生问道：“你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就没有责任吗？”又问：“你们是公民吗？”噢！先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惊醒了。菱沼先生是位农牧学家，30年代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坐过牢，70年代退休后到日本一乡间自办一张小报，继续批评军国主义，呼唤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他自称，这是一个公民应做的事。“是啊，我是公民吗？我为宪法的尊严做了些什么？”从此，这自问，一直伴随先生，萦绕不去。

“再思斋”曾经挂了三个条幅，最早是“神与物游”，稍后换了“难得糊涂”，后来又换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先生问我们，哪一个境界最高？我们都认为是“神与物游”，先生说：差矣！他指着“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是它！乍一听，如雷贯耳，我们全都为之震撼了，至今余威未尽，仍在心中留下波澜……

用王权主义解读中国，你不会有那种“山阴道上行，如在画中游”的审美感受，那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所追求的目标；你也不会有那种富翁式的琳琅满目的文化享受，那种享受属于功德圆满的钱穆一流。但你依然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历史”，因为那里有通往未来的出口。那里的风光比历史更美，人的精神在那里会更加自由。就我多年跟随先生学习的经历而言，我以为先生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有两点，一是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指出先秦诸子殊途同归，都归于王权主义；二是对土地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对授田制的研究，以及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研究，指出了王权主义的制度化道路。从这两点出发，先生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判断上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质，另一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质是王权主义，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权力支配经济的道路。早在80年代先生就指出，商品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专制权力的束缚。

当时，我是先生学生中留在他身边的唯一女生，虽已过不惑之年，但生性敏感浪漫，似乎与严谨的学术无缘，但命运之索却硬是把我捆绑在逻辑的链条上，使我不得不在思想史里做道场。幸得先生督课严格，每每对问题追根溯源，论必有理，言必有据，故我常常被先生唤至家中，文中所言，逐一讨论。先生胸襟疏阔，学生多无顾忌，书生意气，放言高论，气氛热烈到时常忘食。

然而先生一丝不苟，对于学术盲点，决不轻易放过，故时常有刚出先生家门，又被先生电话追至，责问不已之事。偶有与先生难以沟通的阻隔时，真是灰心丧气啊！此时，师母往往挺身而出，责先生语气不够缓和，然后又悄悄告密，说先生如何夸奖了我们。不过，我从未见先生当面表扬过谁，这老头！

师母的“地下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使我底气十足地继续和这老头进行学术沟通的“斗争”。好在先生因材施教，并不过分强求研究方法的标准化和学术风格的一致性，而是更多地强调学术个性，主张思想立异标新，因此，我的多少有点出格的自由化的观点和浪漫主义的学风，不仅没有被压制，反而得以高扬起来，先生实在是在助长我的学术个性。这一点，我起初并没有觉得有多么宝贵，现在我才懂得，追随先生十几年，真正所得者，乃由先生启迪之学术个性。由此放大，来看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我特别强调了私学和文化个体性。

三年回炉，千辛万苦，“炼”就的也就是这么一点个性和主张。

对于学生学术个性的“放纵”，先生绝非“作秀”，他的认真严谨，常使一些学生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上先秦政治思想史课，他将讲义先印发给听课的学生，让学生们自由讨论，评议讲义之得失。质疑、挑错多的学生，考试就能得高分。虽然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具有这种学习的独立性，而且大部分都是依赖型的，突然让思想独立起来，受不了大补呀，结果吓跑了。看来，个性或自由，一定要有独立性的训练，才能担待起来。

这种别具风格的讲授，结集了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至少在讲义时代，我们就是第一批读者。先生说：在我修改稿子时，参考了同学们的批评，有的章节采纳了同学的批评和建议。在这里，我要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同学们。老话说“教学相长”，我与我的学生们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小小的学术集体，互相启发和切磋，携手共进，我们共同完成了多个项目，出版了近30部著作。

如今，先生已退休了，是自己要求的，年过70，按照孔老夫子的说法，他可以从心所欲了。过去，先生反思传统，可到了“从心所欲”之年，他反而更加反思自己了，用批判之手撕自己，他说，过去我怀疑历史，现在我怀疑自己。这究竟是一种老人现象，还是因为他已深入理性的根柢？他越怀疑自己，我们对他的肯定就越坚定不移，然而，他对我们的肯定，有时也表示怀疑。

他在“再思斋”里，梳理着自己的思想和著述，他一直坚持以“唯物论”看历史，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不渝，他坚信唯物主义与专制主义背道而驰，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两码事。早在70年代末，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就已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模式，可到了21世纪，他却追问：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我主张用文化个体性来代替阶级分析，他听了，摇摇头，陷入更深的沉思。对于当代新儒家们的主张，他不以为然，但总是很认真地说道：我向赞美儒家的先生们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儒家那么高明，试问，它怎么没有把中国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刻它怎么拿不出自救的办法？时至今日，还要从“人心不古”来找原因、找出路，我期期以为不可也。在我看来，思想文化都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主流思想文化应是该时代的产物！一些人老爱说我们是“礼仪之邦”，要以“礼仪”来救弊，如果较真追问：什么是“礼仪之邦”？依我看，就其历史内容的主干而言，那只能是“等级贵贱之邦”，或者说是“君主专制之邦”。“礼仪之邦”与“民主之邦”是历史进程中的两个高低不同阶段，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和价值体系，再怎么“转化”、“返本开新”，也不能使两个阶段混为一谈。一些人老爱从儒家语言和价值中找民主语言和价值，如果在中国被拖入世界潮流以前，这样做无疑是创造，时到今日还去求古，实在是缘木求鱼，这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实而论，把功夫下在让“枯木生花”上，不如像鲁迅说的搞“拿来主义”。鲁迅有些地方确实够“虚无”的，提倡不要读古书等，但他赢得了“民族魂”称号。胡适支持全盘西化，但他对中国故学则多有创见，并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祖师。钱穆曾自豪地说我们早就有中国式的民主，中国恰恰没有专制主义，说有者都是“自鄙”之论。但遗憾的是，以亿兆人匍匐在帝王脚下为基础的“中国式的民主”没能把中国引上现代化，能不让人哀叹？我们“礼仪之邦”的尾巴拖得实在又粗又长，要从“礼仪之邦”变为“民主之邦”，必须痛下决心割尾巴，进行自新和改造。要承认我们落后了，但我们是有前途的，这就是在向先进学习中进行再创造。近代以来我们的进步主要是靠“拿来创新”实现的。中国过去的历史再辉煌也是属于那个阶段的事，历史进入新阶段就相形见绌了，无可奈何，这就是历史决定论！我的著述就是要展示“礼仪之邦”真实的历史内容，同时揭示现代封建主义的由来和历史的联系，为割尾巴提供参考思路。专制权力支配中国社会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

是命运抓住了他，要他来承担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是他抓住了命运，要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揭示命运的真谛？我想是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