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研究五十年著作一瞥
时间：2021-05-05 07:53: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史坛上展开了一场文化史运动。一批资产阶级文化史家以历史学的革新者自居，要求进一步扫清历史学中的封建残余，打破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法，把历史研究的领域从政治军事的窄狭范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场运动先后波及了美国和日本。二十世纪初，通过一系列留日、留美和留欧学生的译述，一些文化史著被陆续介绍给正在激烈动荡中的中国思想界。如日本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刘陶译)，田口卯吉著《中国文明小史》(一九○三年广智书局版)，白河次郎著《支那文明史》(一九○三年竞化书局版)。一九○一年日本学者就指出了以往中国史学“研究之方法失其宜”，“知支那之个人、不知国民”、“明支那之古代、不明近世之事”。①一九○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历数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之恶果，要求用进化论的发展观念来重新研究历史，打破那种“一人一家之谱牒”式的历史体例，提出了“史界革命”的重要性。以后一些刊物纷纷仿效，开辟史传专栏。这场“史界革命”也可以说是一场中国的文化史运动。
二十世纪初叶(一九○○)到中叶(一九四九)的五十年间，中国史学界有关中国文化史的几十部著作中，大部分在历史观上深受欧美、特别是日本文化史家们的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等资产阶级文化史观的影响。但也有若干著作试图以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变化。如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强调文化“就是人类依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认为“在叙述各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阶段，使读者明
在编纂体例方面，许多文化史著作还不能摆脱旧有的朝代叙述法，但有一些在体例上有所探索。如梁启超一九二五年讲演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就以专题分类撰述，全篇八章。一母系与父系，探索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二婚姻，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中国的婚姻制度；三家族及宗法，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较翔实的叙述；四姓氏，说明了中国古代姓氏和名字号谥的起源和演变；五、六二章阶级，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蓄奴制度；七乡俗、八都市，用对比的手法，考察了中国古代城市和乡村的社会政治组织的状况，指出了中国城市和乡村不同于欧洲的特点。梁启超曾试图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第一卷绪论，第二卷五千年史势鸟瞰，第三卷以时代为序，依次撰述，可惜只成了绪论部分，即以后多次再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三六年正中书局出版的王德华著《中国文化史略》分四编三十二章，以“问题为中心”来阐释中国文化的流变。第一编经济史，分初民生活、农业、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业、工业、货币制度七章；第二编政治史，分政体之演变、中央官制、地方制度、教育考选制度、司法、兵制等八章；第三编学术史，分语言文字、先秦学术、汉代经学、魏晋清谈与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美术、史地、科技等十二章；第四编社会史，分社会、阶级、宗教、婚姻、风俗等五章。一九四三年作者书店出版的王治心著《中国文化史类编》也是以专题为经、时间序列为纬，分绪论、政治与经济的制度、社会与风俗的情形、学术思想的源流、宗教与伦理的沿革、艺术与器物的发明等六编。这种以专题为中心的编纂体例对我们今天编著中国文化史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许多文化史著在内容方面还没有摆脱通史所具有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特点，但重心已从原来的帝王将相或政治军事史转移到民族史、学术思想史、语言文字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科技史等方面，实际上就是要以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为主要内容。不少史著在收集和整理以往被忽视的文化史料方面，作出了不小成绩。如柳治征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洋洋数十万言，均分上下二册，从远古叙述到民国年间，至今我们仍能从中摄取大量的资料。
纵观五十年来的几十部中国文化史著，可以说那时已注意到了社会历史分期的系列研究，如一九二九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孟世杰的《先秦文化史》，从未有文字以前开始，述及周代的文化，研讨了各代的官制、地方制、田制、赋税制、兵制、刑制、宗教、学艺以及社会礼俗。作者还曾撰有《三国六朝文化史纲》和《隋唐五代文化史纲》等。一九四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香林著《唐代文化史研究》已试图改变那种只注意各个局部而忽略了整个断代文化的演进、只注意零碎的考据而缺乏系统的研讨、给人以见树不见林的感觉。
有些著作开始注意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如一九二三年昆明崇文印刷馆出版的夏光南著《云南文化史》，就依据实地古迹名胜的考察，参以当地父老流传的口碑与正史、野史、县志与近人笔记的资料，揭示了云南地区的民族迁徒与同化、学术思想的传播、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云南历史上的重大政变和外国之关系。一九三九年齐鲁大学出版的张立志著《山东文化史研究》，从正史、诸子百家、地方志中寻觅了大量的资料，佐以考古遗址遗物，对山东地区的学术、宗教、艺术、思想、民族、社会、经济、工商制造都加以详细的讲述。一九四六年华西大学出版的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分十二章、评述了四川地区的物质文化，如器具、遗址；精神文化，如宗教、神话、岩葬文化等。一九四九年云南大学出版的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专谈了史前期、邃古期、南诏期、段氏期等时代的这一区域内的宗教、居住、葬法、服饰、语言、姓氏、习俗等文化形态。
有些著作也注意对各种文化层次的研究，如一九四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以十个专题研究了中国隐士的形成，类型的区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地域分布以及与中国绘画、中国诗歌的密切关系。一九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则分专题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武装力量与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及中国文化的诸关系。
也有一些著作开始注意到把中国文化史放到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如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等专题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了比较，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性，把文化分成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专门介绍了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与外国学者编纂之世界文化史，以此来研求编纂中国文化史之方法。
这五十年间，许多学者在钻研中国文化史的同时，比较注意中国文化史的普及工作，除一九二四年顾康伯编的中等教科书《中国文化史》外，有不少系介绍性的入门书，如一九三四年华通书局版的叶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至今看来已显得幼稚，许多材料已变得陈旧而有待重新发掘，新的史著体例有待创立，新的研究领域有待开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只有善于批判地吸收旧时代的文化知识和前人的科学成果，“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就须珍视我们前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丰厚的遗产，从中发掘出为今天研究所需的有价值的成果。
①中西牛郎著《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书室译述。
②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史·导言》，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一年版。
③杨东
④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文光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