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观研究的新成果
时间：2021-05-05 07:54: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出版文化观是以文化的视野观照出版工作、出版发展和出版研究的一种学术见解和观点。它阐明出版与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出版的文化本质，以及出版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关系。它立足广阔的文化历史和现实背景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和出版事业、出版产业的发展。它注重出版单位的文化建设、出版物的品牌建设和出版人才的素质建设。它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出版的优良传统，又反映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开始，“文革”动乱结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版园地百花盛开，编辑出版研究从发起到发展也是繁花似锦，出版文化观研究成果迭出，范军先生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就是这方面丰硕成果的展示。2008年他编撰了一本同名书录，时间跨度为1985年至2006年，2010年出版的这本扩大到1978年至2009年，时间多了10年，收录论著由不到3000种增加到6000多种，字数由55万增加到100万，都翻了一番。新版《书录》收录32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的有关中国出版文化史方面的论著、译作、资料集约3500种，附录收集外国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及相关资料，1978年以来相关内部出版物，1978年以前大陆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以及港澳台地区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加上附注涉及的相关出版物，也近3000种。
《书录》是以出版文化观作为收录的参照，它不是单纯的出版书目或编辑出版研究资料汇编。收录范围比较大，门类比较多，涵介书、报、刊各种媒介，编、印、发、管理各个环节，乃至出版机构、人物等方面，按不同内容分为出版史志、出版史料、编辑史、书刊文化史、新闻传播史、发行史、印刷史等，共12类。从整个内容看，文化视野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入选论著大多是透过文化来研究出版或透过出版来研究文化，出版和文化相互观照、映衬是一大特色。以中国编辑史、出版史为例，入选论著有数十种，包括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宋原放、李坚白的《中国出版史》，吉少甫的《中国出版简史》，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李瑞良的《中国出版编年史》，以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皇皇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等，从《书录》对这些论著的评述中可以看出，几乎都是以文化为切入点，研究编辑、出版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这正好印证了编撰者所持的观点：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史实际上应是出版文化史(见范军《出版文化散论》，本文未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又如《书录》专设印刷史一类，收论著118种及相关出版物37种，之所以把它作为出版文化史收录，是基于“现今的许多出版学、出版史研究论著并未给已有的印刷史成果应有的重视”，“其实，我国现有的印刷史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其成果的文化含量远远超过技术含量”，“印刷史也是出版文化史”。
《书录》不仅综合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同时是编撰者个人出版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范军对出版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未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前的1990年代，就以有别于就编辑出版研究编辑出版的新视野，结合文学艺术史来研究《诗经》《楚辞》《玉台新咏》《唐诗三百首》《词综》等诗词名著的编辑思想、编辑体例、编选原则、集稿方法及其编辑学价值，提出了许多新见解。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出版研究文集《出版文化散论》，亮出了“出版文化”的牌子。他在该书《后记》中说：“取名《出版文化散论》并不表明它有多丰厚的文化内涵，只是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学术追求。出版无论称事业也好，叫企业也罢，前面都要冠以‘文化’二字。做出版工作，要讲文化积累，文化整合，文化创新；做出版研究，也应当立足于文化层面，作文化的开掘。文化乃出版之本，学术是出版命脉。我心中的出版，是一种学术的追寻，也是一种精神的守望。”正是对出版文化本质的深切理解和对出版文化研究的学术追寻，从2004年起，他又着手编撰《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先后初版再版，历时六年，繁忙工作之余，青灯黄卷，网上案头，手自辑录，终于有成。
《书录》是范军继《出版文化散论》之后对出版文化的深化研究，是以出版文化观观照编撰工作的一次实践。首先表现为对选目的求全求精。《书录》以司马光史料长篇“宁失之繁，毋失之略”自励，力求收录全面完备，既全又精。求全易流于泛，求精易失于漏。《书录》要在求全求精，难也在求全求精，关键在于如何选目。文化视野是一个大题目，具体到书目何者可入选，何者不入选，是颇费思量和对学识、功力的考验。我们难以了解选目的细节，此中辛苦不言自明，从成书人选的书目、质量、结构及分类等方面看，编撰者是做了深入研究、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书录》的研究还表现为对论著内容的评述得当。《书录》不仅标明了入选论著的名称、作者、字数、出版者、出版时间、定价等基本元素，还引述内容并加以评点。评述内容必须了解内容，不读内容难以评述，不深读内容难以评述得当。《书录》的评述着墨不多，要言不烦，不能说评述完全精当，但大多符合论著内容实际，若干点评富有特色，说明编撰者对入选论著有一定了解有些甚至是相当熟悉的。如对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的评点，指出该书是“截至1996年已出版的出版史书中叙述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新的一本。吴道弘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认为，‘书中关于1949年以后的出版史部分，在史料的权威与丰富方面、叙述的清晰与全面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人选论著3／4约4500种都有内容评述，阅读者不一定能读到《书录》收录的全部论著，类似的评述为读者阅读使用提供了很大方便。
范军以一己之力完成《书录》这部大著，可喜可贺。因限于精力和时间，也留下一些遗憾和不足。他在《新版后记》中自述：“因涉及范围太广、资料异常庞杂，加之时间、精力、学力等方面的限制，不足和错误仍难以完全避免。”在我看来，《书录》的不足主要表现是，《书录》旨在选“史”和“史学”，只有“理”没有“史”内容的编辑出版论著不选，这样一批编辑学、出版学的重要论著未能人选。其实，“史”和“理”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编辑学、出版学的基础理论著作很少有不论史的。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原理论》，其文化缔构、符号建模、讯息传播三条原理，就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阐释之上，2004年的修订版，还增设了《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一章，此书惜未选人。30多年来，理论、实务、历史的研究，奠定了编辑学和出版学大厦的基础，以这样的大背景选书，将更加提升《书录》的权威性。另外，若干论著的分类似可商榷。《书录》缺索引，最好按论著和作者名称编制索引，以利查询检索。希望定期续编，以保持《书录》的连续性，并补正遗漏。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范军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多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就设在出版社。他既以出版文化观治学，也以之治社。出版社领导班子对此认识是一致的。总编段维、副社长董中锋等都是出版文化观的积极倡导者、执著研究者和努力实践者。董中锋在2005年出版的《文化关怀中的现代出版》，就是有感于现代出版中的文化失衡，而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出版”，“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某些出版问题”(见该书《后记》)。从2003年到2010年，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每年组织职工撰写科研论文，编一本专集，迄今出了8集，在全社形成学习研究的良好风气。同时强调精品建社，品牌立社，出版了许多精品图书，导向正，“两个效益”好。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今天，有些出版单位对经济价值的迷恋和对文化价值的迷失令人担忧，出版文化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在话语中逐渐消失，范军和他的团队在对文化出版观的研究和追求方面也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蔡学俭,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编审,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