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时代民乐的新色彩
时间：2020-06-06 03:57: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民族管弦乐队配器法的探索一直是上海文化艺术发展的最为突出的方向和特色之一。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同乐会的郑瑾文对民族管弦乐队吹、拉、弹、打四个乐器组构成部分的建构，到六十年代的胡登跳对配器法的理论研究，再到现今的朱晓谷在乐器配器法的现代发展的进一步理论研究，这些探索都是开一时之先的学术创新之举，它不仅是上海音樂学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民族管弦乐配器专业的学科方向的背景之一，也是上海不断涌现大批的民族管弦乐创作人才的教育基础。除了前述的胡登跳、朱晓谷外，上海这一创新高地上还出现了何占豪、王昌元、杨青、王建民、周湘林等，在不同时代的民族管弦乐创作者，也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于2019年12月3日至8日举行的“民族管弦乐配器法”专题学术研讨会，就特别地吸引了学界关注的目光。此次研讨会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朱晓谷教授倡议，获得了学院的支持后开始向国内外征集议题和论文，由此而形成学术层次水平高、参与人数多的专题学术集会。此次研讨会收到了数十篇专题研究文论，吸引了鲁日融、高为杰、顾冠仁、周仲康、唐建平、刘锡津、杨青、王建民、周湘林、莫凡、李滨扬、刘长远、江赐良、隋利军、赵曦、龚华华、苏潇、李博禅等民族器乐作曲家、理论家、教育家们的兴趣。此次研讨会还有还配有《腾飞——作曲家朱晓谷教授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祁连音画——原创作品与民族管乐青年独奏家专场音乐会》、《民族器乐创作比赛决赛音乐会》等三场不同民乐队编制的音乐会，是研讨会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宗旨之体现。
在第一场研讨会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刘锡津会长对“新绎杯”中评比的作品进行了评介，如第一届中的《古槐寻根》、第二届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三届中的《醒狮》、第四届中的《阿哩哩》等40余部民族管弦乐优秀之作进行艺术手法的评介，也由此而指出当下民管创作中的问题，尤其对由于民族乐器法的欠缺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逐一评析。上海民乐团驻团作曲家顾冠仁以他自己编创的《将军令》中的具体手法进行了细致地介绍，对每一段落中乐器法的考虑及和声的运用，并进而指出音乐效果民族性特色的表现技巧。黑龙江民族管弦乐学会的隋利军解说了自己对民族管弦乐的音色融合手法进行了个具体阐发，沈阳音乐学院的赵夺良以他自己的二胡协奏曲《单鼓的传说》中对萨满教打击乐器的发展手法进行了介说，武汉音乐学院的龚华华对编钟音色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运用之法进行了探讨，武汉音乐学院的赵曦对民乐作曲谈了自己的感受与处理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的李滨扬对民乐队有别于西洋乐队的创作手法进行了个性化表达。研讨会前，乐器厂小乐队还助兴演绎了室内乐《打猪草》（李默编配），该曲以黄梅戏音调而做了较大地民族管弦乐式的发展，展现了民间音乐在民乐队中的特色。
研讨会随后不断深入探讨了各类专题，其一是解说自己的作品，如中国音乐学院的高为杰以他自己的三部作品为例，对改编曲《听松》中弹拨乐的用法进行了解说，他说自己充分考虑到不同乐器在表现音乐内容时的效果而做了微观的考虑，尤其指出民族乐器在与西方管弦乐器表现效果上的优势所在。杨青以叶聪对当下民乐创作的“洋八股”的批评中而展开其反思，尤其强调要在创作中展现民乐特色，规避西化的观念，他的专题“民族管弦乐配器凝想”看似感性，实则深入地思辨自己创作的手法及其自我超越的策略，他还说到当下民乐演奏家对自己创作手法的促动。此外，他认为，民族管弦乐乐器法的滞后，中国的乐器法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而日本作曲家三木稔的音乐语言则已实现了自己的建构，他甚至认为胡登跳也用的是“洋拐杖”。唐建平对其作品二胡协奏曲《八阙》中的特殊演奏技法及其乐队写作技术进行了解读，对《春秋》等后来的创作中的更加注意民乐特性之法也予以了技术处理解说。刘长远从其自己第一部民管作品《抒情变奏曲》谈到他运用西方乐队的声响观念所做的探索，他认为乐器的特性挖掘要与和声等手法相配合，在乐队的力度上，他觉的民族管弦乐队有其特殊的优势，他从自己的具体处理给予了解读。新加坡的江赐良以他的诸多创作中对民乐器的运用体会，进而谈及“五行”音色逻辑圈等技术问题，他的形象比对，使人们对民管音色有了直观印象。
其二是诠释创作手法或观念。如杨青对不同时期创作技术的发展，莫凡谈到民乐队中弹拨乐、唢呐等乐器怎么与乐队融合的问题，他认为配器要扬长避短，如歌剧《孔子》中的弹拨乐器的运用，他谈到乐器中音区的运用技术，并援引彭修文、叶聪、阎惠昌等人的演绎处理，使其对民乐队的中音区运用技巧有了有别于西方的不同。卢竹音以“六个感想”而展开对当下民族管弦乐“异化”问题的思考，同时指出向民间学习的必要性，他倡导中小型民乐队的编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念。罗麦朔谈到了他在学习西方管弦乐队配器的经验，他认为其中的和声、织体处理之法也在民管上适用。周仲康从江南丝竹的配器中谈到怎么挖掘管乐器的特色，“拙笛巧管浪荡笛”，他认为民管中的声部处理在配器中的运用，要简单易行，乐队配器才不会“脏”而模糊。王安潮以浙江近年来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新作对越地特色音响的挖掘谈起，对《治水令》等作品中的点线结合的民乐器特色的运用技巧等手法进行了微观分析你，尤其提到了线条的构建、和声织体变化对音色、音响的构建效果。徐志远、齐欢等对戏曲配器中的民乐特色运用及其对戏曲人物的表现上所做的探索。
其三是教研的具体体会与经验。鲁日融从他参与民族管弦乐演奏、创作的经验出发，进而谈到了不同时期重要的比赛、展演等活动，并由此而引发的民乐实践进行了历史发展与经验总结的评介，他所呈现的很多史料是较少见到的，是鲁先生所见证的新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历程之反映。杨晓辉对《乱云飞》、《红缨岗》等作品中的经验进行了主旋律、伴奏的不同处理评说。杨春林从演奏中的体会而展开他对传统乐种中的不同经验表达，对大同乐会以来的探索给予了线索的举要。叶尔达从其在蒙古族乐器马头琴的改革及其运用的经验出发，对辛沪光、齐宝力高等人的贡献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马头琴乐队在表现不同作品中的效果进行了展示。温展力对其教学中的中乐、西乐相协调发展的经验进行了介绍，他在教学目标、教材框架，尤其对民乐新创作品进行视奏等方面的教学感悟进行了介绍。洪少华以他所责编的几部民族管弦乐曲集及朱晓谷的乐器法、配器法的书讲起，他认为民族管弦乐出版对这一事业发展的基础性价值。
从不同的切入点而诠释，我们认识了民族管弦乐在近百年发展中的丰硕成果，也可见此次会议的广泛性、丰富性特征，其中所侧重的配器的个性手法多样化、现代化的诠释，可知这一学科已渐趋成熟，胡登跳、朴东生、朱晓谷等多人配器法教程的出现，再次说明此次会议也是历史积淀之使然，是风云际会的学术所需与历史发展的必然叠合。
此外，还有说一下《腾飞》音乐会的艺术手法与学术价值，其中展现了朱晓谷先生不同时期、不同编制的作品，如：管乐重奏《路》（2017）展现了丝绸之路的多姿多彩，笙重奏《龟兹古风》（2001）以龟兹人的“火凤”而展现载歌载舞的新疆古代风情，竹笛四重奏《四竹吟》（2014）以江南丝竹素材所展现的君子高洁的形象，双唢呐协奏曲《树魂》以贵州苗族芭莎的风俗而表现对树的崇拜与祭祀的风情，竹笛协奏曲《日月潭》（1997）描绘的是台湾高山族生活图景，民间音乐与舞蹈的奔放、淳厚特点游走于管弦乐队与竹笛的对话之中，唢呐协奏曲《敦煌魂》（2004）以敦煌壁画张议潮义举为题材，展现抗敌保家中的悲、怨、愤、喜的不同情境，音乐情境交融，画面感感，管弦乐色彩浓烈，可见，作曲家在民族管弦乐领域的深入发展，排笛协奏曲《腾飞》（2018）表现了钱塘江的秀丽风光与欢悦建设情绪，是朱先生江南题材音乐的又一力作。
“民族管弦乐配器法”在四天的时间内集中高效地探讨、实践多彩地展示了民族管弦乐在配器学科上的经年思考，从中可见创作技术的具体运用、学科发展的逐步积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性民乐新方法、新观念的缤纷杂陈。这是海派文化在发展传统音乐的又一强优势领域上的展示，也是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在民族管弦乐领域的集中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