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劝”：上了“法庭”的暴走鸡蛋
时间：2020-11-06 20:05: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朱雨晨
2012年岁末，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下称“联劝”）的数名主管已开始筹备新一期“一个鸡蛋的暴走”：为西部儿童每天多吃一个鸡蛋，以打赌的方式，通过完成徒步行走50公里，向公众劝募。
“这种面向公众的大型活动，我们至少提前半年准备，从探路开始，至少十几次，很累人的。”“联劝”公共关系经理叶盈说。
在“联劝”今年总募款额1200万元中，“暴走”募集的237万元只占六分之一强，“联劝”却投入了一半以上人力和大半年时间，但就是这样一个累人、低效率、甚至有点自讨苦吃的活动，已在上海热衷公益的中产阶层中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筹款资金大大超出预计，“联劝”不得不继而开发设计了捐款代表票决制项目评审会，至今已召开五届。
为“出壳”的NGO筹款
联劝由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下称NPI）发起。NPI，是英文None Profit Incubator的缩写，意为“非营利孵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孵化NGO的NGO。而“联劝”的成立，是为NPI“出壳”的NGO寻找资金。
“它们在孵化器里时，相对温暖，衣食无忧，因为我们提供资金、培训和项目指导。等到它们完成注册，出壳了，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冷得多。这些NGO往往面临巨大的筹款压力。”“联劝”副理事长吕朝介绍说。
对于NGO，筹款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公益市场中的一种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技术。NPI成功孵化的NGO，大都为某种特定的社会需求产生，因此更偏重于实际操作，长于公益服务，筹款不是强项。另外，这些NGO大都是民办非企业，不是基金会，故而没有公募和免税资格，制度上的障碍，也是对其筹款活动的限制。
然而中国公众的慈善热情已被点燃。虽然近年来官办基金会丑闻不断，但并未在本质上影响公益，慈善渐成社会主流风气，甚至一种时尚。只是，草根NGO的募款需求与和社会的捐款意愿之间，并未在现实中有效对接。
吕朝说，中国公益界和社会的脱节，与1850年代时的美国相当相似。当时美国的草根NGO往往只有两三个人，项目运转已疲于奔命，无法再分身去筹款；
另一方面，企业和公众捐款人也为四面八方的筹款需求——其中有相当多重复和无效申请——不胜其烦。于是，“联合劝募”应运而生。
“联合劝募”出现后，帮助包装公益项目和组织，使募款更有效率；
同时，他们研究公众在不同时期的心理需求，分析企业的产品服务如何与公益机构结合，使募款方向更为精准。160年之后，“联合劝募”的组织结构虽几经变化，但基本逻辑一直运用至今，目前它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募款组织。
“联劝”即仿照“联合劝募”模式，自2010年成立后，“联劝”年募款额从400万增长至今年的1500万，预计明年应可增至2000万。
可信、可及而且好玩的公益
对于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公益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更愿意亲身参与，把公益当作正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仅是把钱捐给悲苦的弱势群体。用吕朝的话说，对这个群体要提供“可信、可及而且好玩”公益项目。
“一个鸡蛋的暴走”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为了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徒步50公里向金社会劝募。50公里，相当于从上海浦东机场步行至虹桥机场，对于疏于锻炼的白领是个不小的挑战；
这个活动还鼓励打赌——暴走参与者与亲朋好友设定赌注：“如果我走完了全程，你能给我捐多少钱？”事后，联劝方面统计，打赌的比例约为1：7，即一个人参与“暴走”，会带动7人捐款。
好玩，又可亲身参与，仅实施两年，它就成为上海最有名的筹款项目之一。2012年的“暴走”自2月开放线上报名之后，80%的席位在几小时内被抢“订”一空，此后几天，线上系统几次宕机。报名结束后，依然不断有人要求加入，“我们是来筹款做好事的，难道还不欢迎吗？”
暴走当天，共有2014人参与，“联劝”的所有工作人员加上义工，不过90人，管理比例尚不足100：1。因此，正式活动之前，“联劝”在暴走队员中建立了一个自组织系统，每10人产生一名小队长，由他确定本队所有人的位置，并在有队员体力透支时，召集其他队员帮助他继续前行；
每10名小队长产生1名中队长，以应付小队长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人实在无法继续，小队长、中队长逐级上报后，由基金会派车接走。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有一半以上参与者，完成了50公里全程。
叶盈说：“这是总结出来的经验。第一次暴走，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有些人走不动，要车去接，可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今年的指挥系统发挥了很大作用。”
公益“战场”
2012年“一个鸡蛋的暴走”募款目标是100万元。由于报名火爆，“联劝”在活动之前就感觉会远超募款目标，果然，最终超出120%。为了确定“计划外”善款流向，也为了尊重捐款人的意愿，“联劝”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专家评审团和捐款人代表组成项目评审会，决定善款去向。
最初结果让“联劝”颇为沮丧。参与暴走的中产阶级人士有相当部分是金融、财会专业人士，对公益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持审视、甚至苛刻的眼光，但对公益项目的理念和专业化操作并没有基本认识，最终出现了“鸡同鸭讲”的状况。第一次评审，两个“联劝”认为的优质项目，均被捐赠人代表否决。
“联劝”于是改变了规则，会前对捐款人代表进行一小时的“暖场”，从公益服务的基本理念讲起，如慈善和公益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当下草根NGO的困境和普遍问题是什么？这一次，有一个公益项目获得了資助。
此时，尚有百万元善款未能拨出，“联劝”继续向社会公开征集了近100个公益项目，每个项目将获得上限为10万元的捐款。
令“联劝”吃惊的是，众多公益项目积极参与的目的，不是为了那10万元捐款，而仅仅是被评审会的新颖模式所吸引，“我们就是想知道自己的项目，能否被公众理解和接受”。不过，也有几家组织最终放弃了，“怕上台应付不了”。
于是，第三次评审会起，“联劝”先在近百个项目中做筛选，之后按项目的可行性排列，并在评审会开始前，告诉捐款人代表和评审专家，推荐这些项目的理由。此外，“联劝”还帮申请者“路演”，从如何回答问题，到如何做PPT，以及如何清晰陈述项目内容和目标。
北京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在“路演”中走传统的煽情路线，缺乏事实和数据，连财务报表也不正规。“联劝”模拟捐款人代表提问：“为什么你们是工商注册，而不是民办非企业？”然后，“联劝”和该机构一起讨论，怎么才能将自己的非营利状况陈述清楚。正式评审时，“联劝”事先对捐款人代表说明，为什么目前尚有大量草根NGO是工商登记。最终，这家机构顺利获得资助。
如此一番，评审会已成为公益组织和公众交流、碰撞的“战场”，并“以战养战”，使双方均获得了能力上的提高。
连续五次评审会后，已有9家机构获得了数额不等的资助。“联劝”预计，2013年1月最后一次评审会后，2012年度的“暴走”善款将交付完毕。等待他们的，将是新一轮“暴走”，和新一轮“公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