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史”著述的“民间”可能

孟文博

摘要：“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文学史著述契机，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因此近年来的探讨一直热度不减。“民国文学史”下一步的著述实践应充分吸纳“民间写史”力量，或者借鉴“民间写史”方式，在史料选择、细节描述、语言运用等方面增加其“可读性”，使其摆脱以往文学史著作“千史一面”“单一繁荣”“单调重复”的局面。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民间写史”;可能

近些年來，“民国文学史”概念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相关的评论也一直热度不减，多数学者认为借助这一史学框架，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界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学者针对“民国文学史”热进行了“冷思考”，提出了中肯的“商榷”意见，这些意见自然也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不过笔者近期在逐一分析“正”“反”双方的观点之后发现，无论哪一方，都只论述了“民国文学史”的入史标准、写作范式、评价方式等具体“操作”问题及其价值意义，却对治史主体的问题未予关注。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民国文学史”写什么、怎么写，而没有关注谁来写。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

当然，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学者们的观念中，文学史的写作无疑是由相关的专家来承担。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文学史”这个概念由西方传入中国之时，作为开先河者的胡适、杨荫深等人，便曾在其论著中“下意识”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胡适当时就治史方法批评“国内一班学人并非不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①。杨荫深则认为“中国旧时的学者，对于经学史学的整理工作很多，而于文学独付阙如。所有的诗话笔记之类，只是凭着个人主观，零碎短篇，均不能说是整理。整理的工作，确是在新文学运动以后才有的事。”②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学人”“学者”，无外乎是有着丰富的相关知识及写作能力的知识分子。

然而，历史的书写一定要由专业知识分子来承担吗？当这个看似“从来如此便对”的问题被置于当下这个空前多元化的时代时，它其实很有认真加以讨论的必要。对此我们不妨暂时跳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放眼整个历史学界，我们会看到近十多年来，一股非科班知识分子写史的潮流已经蔚为壮观。这些“另类”的历史书写文本因其非专业的“出身”而被称为“民间写史”，他们取材纷繁，形态各异，虽然似乎还没有取得“合法”或者“正统”的地位，但已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成为中国史学界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民间写史”获得瞩目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它由独特的视角、丰富的细节、生动的语言等方面所共同支撑的“可读性”，而这种“可读性”恰恰是历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非常欠缺的。由于“可读性”的缺乏，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种类众多，但受众面却总是非常狭窄，其中最大的群体便是各大高校中文系的大学生。然而即便是在这一群体中也鲜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真正感兴趣的，他们的阅读往往并非“悦读”，而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③如果我们的文学史能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容易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又何至于此？

目前，“民国文学史”概念因其以“中性”的“时间性”定语取代了以往“中国现代”或者“现代中国”等“价值性”定语，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包容性，学者们因此便有机会讨论“民国文学史”框架对民国阶段非“现代性”文学样式的融合，诸如“民国旧体文学”“大后方文学”入史及评价问题等。然而笔者认为，“民国文学史”这个概念之所以在近十年才得到重视，从根本上说正源于当下整个社会日益显著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其他领域各种来自“民间”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以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为支点的审美中心范式”才“会面临更大的挑战”④，这样的寻根溯源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民国文学史”的包容性不应该只针对史料的选取和评价，还应涉及对新的治史主体的吸纳，只有这样，以往那种基于专业知识分子大同小异的知识背景和主流观念，在整体上总是显得“千史一面”“单一繁荣”“单调重复”⑤的文学史著述，才能真正得到改观。或者可以说，当“民国文学史”从概念层面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时，作为一个增强文学史“可读性”的重要契机，“民间”力量成为著述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值得鼓励和期待的一种“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借鉴以往较为成功的“民间写史”方式，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写作，写出更加“好看”的“民国文学史”著作，也是一种非常值得期待的“可能”。在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成功的例子，像历史学家吴思、张鸣的很多作品，都迥异于以往的历史著述模式，而与当下的“民间写史”方式相仿，由此取得了“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二

吸纳和鼓励不同知识背景的民间力量，以及专业知识分子借鉴较为成功的“民间写史”方式，来进行“民国文学史”的著述，至少在三个方面能够给“民国文学史”的著述实践以裨益。

首先，能够从史料选择方面使“民国文学史”著作更加丰富多彩。当“文学史”概念在清末民初开始由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付诸实践之时，便往往因要达到某种现实目的而具有强烈的“范式”化色彩，而这种“范式”化的特点又使其形成了“排他性”，致使文学史著作产生以偏概全甚至主观武断的现象，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便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诚然，这部著作是当时文学史的开先河者，又承载了为白话文寻源正名、促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所具有的“排他性”的“范式”化著述方式又使其甫一问世便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像胡云翼称其“过于为白话所囿，大有‘凡白话写的作品都是杰作之慨”，⑥郑振铎则指出《白话文学史》只专注于文学语言那个狭窄的一方面，譬如叙述大诗人杜甫的诗，也只是繁琐地叙述杜甫集子里的几篇带诙谐性的小诗，即是“魔道之一”⑦。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史著述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文学本身，而是对权威“政治—历史”话语进行佐证与阐释，因此它也很自然地被纳入各级教育系统的教科书体系。福柯说：“人文学科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⑧，而“教科书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产物，它以权力的形式来规定文学功能和教育要求，文学史研究一旦被纳入了教科书体系，它不能不以所谓的时代精神来修正学科研究所必备的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使文学史成为一种按统治者利益来抹杀民族记忆的工具。”⑨

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著作因其完整的系统性，对知识的承载与传播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对入史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何评价与认识”，恰是“如何确定其文学史价值的问题”⑩，自然也是排它性选择的问题。这种具有“强烈的惟一性、排它性”的文学史著述方式在以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有学者“认真研究了在建国后十七年里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在新时期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发现建国后十七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过分突出了从延安（老解放区）来的作家，而对白区（新解放區）来的作家，有些忽略了。在新时期出版的某些《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忽略了从延安（老解放区）来的作家，把白区（新解放区）来的作家过分肯定了”11。

另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著作长期以来从教科书体系中所获取的权威认证，促使其形成一种“霸权语态”，有学者曾尖锐地批评：“文学史的学术认知形成了一种霸权语态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人士便也随之固定化了。”而这种“霸权语态”使得“每一部文学史都俨然是文学‘史家所修之‘史”，而如果“当我们不再是刻板地教条地理解文学史的严肃性、规范性和学术的永恒价值，而是将文学史的写作当成是一种普通不过的文学研究文本的操作，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有多少种文学研究就有多少种文学史著作！”12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愿景！而要实现这一愿景，单靠“文学史家”的努力又显然是难以达到的。而由“大一统”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专业“史家”，明显更容易“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这也是导致他们以往“文学史专著的千部一腔”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说，专业“文学史家”以外的“民间”力量因其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游离姿态，无“专”一身轻，反而具备了“另类”的优势，使其能够更加自由和个性化地进行文学史著述，从而促进文学史著述领域“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当然，民间“散兵游勇”式的著述也许会使文学史著作缺乏系统性或者整体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史著作一定要以系统性或者整体性的面貌出现吗？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言：“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的观念正在被克服，没有一个独此一家的历史总概括仍能让我们满意。”13由此笔者不禁想起20世纪80年代，当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汉译本传入中国大陆时，曾引起了历史学界相当大的惊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也正是在这样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历史著作的启发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由多位著名学者共同推出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既然文学史著述可以从时间上断代“断”到某一个具体的年份，它又为何不能从其他方面更加“碎片化”地呈现呢？我们知道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混乱、复杂的时期，其中的文学形态同样极为纷繁芜杂，但是以往那些纷繁芜杂的文学形态在相当大程度上被“范式”化的文学史著作规整乃至遮蔽了。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当我们借助于史料把目光投向以前被遮蔽的历史场域，就会发现当代文学史的形态远比我们目前所认识的要复杂得多。”14向来被认为相对“单纯”的“当代”尚且如此，更遑论“现代”？因此，那些“远比我们目前所认识的要复杂得多”的文学形态显然难以再用某一“范式化”“整体性”的文学史著作一厢情愿地加以统领，相比之下，由不同背景的著者著述的“碎片化”文学史著作，却有可能更加有效地呈现那些“以前被遮蔽的历史场域”，可以想见，众多个性化、“碎片”式的史料呈现，在整体上应该远比一部乃至一个系列文学史著作更加丰富多彩。也许在“民国文学史”这一空前包容的史学框架下，民间力量与专业“史家”可以实现某种“合谋”，共同呈现“民国文学史”著述的“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一点确实值得期待。

其次，能够从细节描述方面使“民国文学史”著作更加细腻精彩。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长于系统性和整体性，但同时又往往因过于强调“范式”的统领及理论的阐释，忽视了对历史细节的关照和描述。对此早就有学者指出：“文学史的缺陷是没有细节，而没有细节有时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15事实上，文学的历史现场不过就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史叙述，所依赖的巨大背景肯定是种种具体的历史情态。”16众多缺少了细节描述的文学史著作就像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种“架子书”。“架子书”一样的文学史著作不仅显得空洞枯燥，缺乏“可读性”，还可能会让文学史研究走向某个不良的发展方向：“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甚至可能在全然不懂文学和审美的前提下介入文学史的写作，而且结果不会很差。”17这种偏颇在西方世界也有着某种普遍性，美国学者保罗德曼就曾这样说：“要成为出色的文学史家，就必须牢记，通常称之为文学史的东西，同文学便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18。

如果说缺乏生动的细节描述是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一个薄弱点，那么这反倒是当下“民间写史”的一个强项。在已经出版的“民间写史”著作中，无论是关于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作者对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场景，乃至某一瞬间的精彩描述。这些细节描述不仅细腻生动，而且使文学史著作具有了更清晰的历史现场感，使相关的阐释具有了更丰富的史料支撑，极大地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可以想见，如果有“民间写史”力量以注重细节描述的方式在“民国文学史”框架下进行著述，或者专业史家能够借鉴这种成功的经验来治史，那么定然会使得“民国文学史”的著作内容更丰富充实，更精彩生动，同时也可以很好地防范以往文学史著作只强调“论”，不注重“史”，难以“论从史出”的空疏学风。

最后，能够从语言运用方面使“民国文学史”著作更加生动“可读”。“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19，历史著作当然概莫能外。历史书写“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有兴趣的广大普通公众而言就应该可以理解、具有可读性”20不过长期以来，中国的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忽略了对著述语言的锤炼与提升，“历史学者往往研究故纸堆里的学问，写一些枯燥的高头讲章，一方面在历史学培养的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写作技巧和文学素养的修炼，另一方面又往往孤芳自赏，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文章写得高深。”21由此反观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学界，又何其类似！无论是文学史著作，还是具体的论文，几乎都是这种宏篇的“高头讲章”，重论述而轻叙事，重系统而轻细节，结果造成叙述语言上的艰涩高深、枯燥乏味。文学史是讲述文学的历史，但是这讲述本身缺乏文学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当然，文学史著述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在语言运用上，准确性、严谨性和逻辑性还是应首先讲求的。不过这些方面与语言的生动、形象、鲜活乃至幽默，都并不截然相对。在文学史写作中，生动的叙事与严谨的论述应该有机结合，相得益彰。正像有西方学者所言：“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22历史著作如何“叙事”，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在这一点上，当下的“民间写史”著作倒是可以提供很好的写作范例，比如近年来一直热度不减的《明朝那些事儿》，就在这部著作的正标题下，作者“当年明月”还有意加了一个副标题：“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对于正统历史学家来说，也许“好看”和“媚俗”相距不远，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好看”并非像历史小说那样建立在虚构和演绎的基础上，而是完全尊重历史实情的。这段文字连同它所在的一节曾被收入一部中学生读物，编者还为其加了这样一段“赏析”：“谁又能说这不是历史呢？在枯朽的骨架上，血肉再生，华服重装，像是正在发生的，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有性格，有缺陷，有脾气，等你分享他们的经历。但这历史也绝非戏说，它是严肃的，正经的。它是各种史料的融会贯通，它的猜测也是于情于理，它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它只是让我们见证了另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23这虽然只是一段“赏析”，但笔者认为相当有道理，这“另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不仅尊重了历史，而且还把历史写得很“好看”，那么这两全其美的“表达方式”，为何不能够得到专业史家的承认，乃至借鉴呢？

在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化，民间社会逐渐隆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学术界一方面要有所坚守，另一方面更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从本质上讲是当下社会多元、包容与进步的产物，而它本身也显然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与进步性。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民国文学史”的著述实践要冲破以往文学史著述方式的种种桎梏，纠正其偏颇，弥补其不足，引入“民间写史”力量，或者借鉴“民间写史”方式的优点，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种可能。笔者深切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内容丰富、细节精彩、语言生动的“民国文学史”著作问世，以飨读者，以益学术。

注释：

①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②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68页。

③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④[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⑤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⑥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3页。

⑦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见《郑振铎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⑧[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⑨陈思和：《跨越世纪之门》，《不可一世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⑩逄增玉：《中國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1特·赛因巴雅尔：《中国当代文学史》（下册）后记，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917页。

1217朱寿桐：《解构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文学史写作的多样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3[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余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14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15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16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8[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19[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20[波兰]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21李培、吴敏：《历史图书“山寨化”？》，《南方日报》2008年12月21日。

22[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前言，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3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初中语文组：《语文全阅读（初中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本文系201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版本校勘与史料考释”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ZWJ02;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279;山东大学[威海]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WQTDXM002）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