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场百年外滩诗句 [十里洋场,百年住宅]

　　一片濒临江湾滩头的乡村田园,由于现代建筑理念的植入而带领中国走向国际化,家居生活也因居住方式的变化而远离从前。 　　 　　这是上海划出英租界8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巨大商机,1853年9月间,英租界的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泾浜两岸,一夜之间平地长出成排的小木屋,马上就被有钱的中国难民租走了。由于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而租界则成为这些难民眼中最安全的避风港。于是这样的木屋盖多少,都能迅速出手,而且根本无法满足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的需求。
　　正当英商想抓住这个商机大发一笔之时,华洋不得杂居再度被公部局提起。
　　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把讨厌的本地人赶出租界,拆除有碍观瞻的难民寓所。”这项政令带来的结果是,成千上万在小木屋里刚住了一两个月,或者刚刚搬进新居的中国富人,在一个凄惨的冬夜里全部搬出,再度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阿礼国领事很快就要为他的这种态度负责了,一位英商给他写了封信,明确告诉他自己为什么要反对领事先生,而英商本人没有想到,这封信给他正在实现的发财梦,夯下了一块里程碑。
　　“或许会有这么一天,后来之人将对现在这种将房屋出租给中国人的做法啧有烦言,但在我们地主和投机家来说,与此何干?你身为大英帝国领事,自然应当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这是你的事情。但我的事情是抓紧时机发财,把土地租给中国人和建筑房屋租给他们,以获取30%-40%的利益。这是运用我的资金的最好办法,我希望至多在二三年里能发到一笔大财,从此走开,以后上海不论化为灰烬或沉入海底,都与我何干!你不用盼望像我这种人肯为子孙之计而甘长期流徙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我们是为发财,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围内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为着这个。”
　　这简直就是一份宣言书,宣告了整个飘洋而来的西方人对这块土地最殷切的希望:从这块土地上迅速发财。
　　中国人内部的矛盾给西方淘金者送来了这样一个机会,而精明的英国商人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不仅仅修建小木屋,同时还给中国的富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档的“石库门”房子。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利益驱动,竟然在此后的日子中一步步地改变了中国人对居住的所有理念。
　　
　　逃难者与新市民
　　
　　刚刚涌进上海的江浙富人喜欢有院落的宅子,他们举家迁来,需要有前厅后厅,东西厢房,灶披间旁边还得有小房间给佣人住。但这院落毕竟不如他们天高皇帝远的家乡,可以前后好几进了。
　　建这种房子的西方人也将他们的审美带给了中国,把西洋雕花的大石头,镶到了大门上头。这种门楣上有着三角形、长方形或半圆形石雕装饰,被称作“石库门”的房子,虽然外加了不少西洋审美,但围合的基本样式还是符合中国观念和传统的。
　　U型的院落一楼还分出来正厅和厢房,祖宗的牌位在这种新居中还能找到最有份量的位置。这种院子一般只盖到两层高,女眷被安置在二楼。脱胎于中式庭院的石库门宅院分明已融入西方洋房建筑的特点,中国人习惯中的庭院变成了天井,天井只是为了改善厅堂和房间采光,所以比庭院不知瘦身了多少――毕竟上海的地价就算是城外,也比江浙乡下要昂贵得多,好在这上下几间正屋加上东西的两边厢房,也够大户人家住了。
　　石库门房子的设计者还聪明地把楼梯放进客堂间里,后边当厨房的就叫“披间”,因为做饭专用,干脆就叫“灶披间”。这种建筑改变了中国人旧有的柴扉院落和高墙大院,也改进了中国的建筑业,中西合璧的门楣和山墙将以建筑为业的传统“浦东帮”升华为现代建筑的第一批践行者。
　　苏州典当业巨富“程百万”程卧云1860年逃“长毛”跑到上海后,就住在租界里这种有几进深的石库门院落中,携十万两白银在上海办起了钱庄。1887年,后来成为百年荣氏家族创始人的荣宗敬就在租界内的源豫钱庄当了学徒。又过了几年,16岁的宁波慈溪少年秦润卿,进入程卧云在上海几处钱庄中最有名的协源钱庄当学徒。
　　钱庄和它的主人们,把当时上海钱庄扎堆的宁波路变成了“上只角”――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是钱庄设在空间受限、光线阴暗的石库门里弄中,多少会影响客人的心情。精明的宁波人秦润卿认定,钱庄的建筑气势就是雄厚财力的象征。当他全面主持福源钱庄以后,就在宁波路70号,用新型建材钢筋水泥造了一座外形气势可与西洋银行比肩的福源营业大楼。此时已到了1930年代,上海滩上住宅的风尚已变,石库门不再风光,新式里弄方兴未艾。
　　秦润卿的生活,依然固守在石库门的里弄房子里,即便是1952年以后,他成为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副董事长、上海市政协委员,还是住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咸宁里”的旧式石库门弄堂里。
　　江浙皖带来的热钱和十倍增长的人口,成为上海新兴的房地产业的机遇,租界内的中国人,从最初的500人,激增到19世纪末的50万,最多时达到70万人。从英国来的沙逊甚至他的看门人、从巴格达到上海来淘金的犹太人哈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先后成为租界里最大的房地产商,而哈同的一生,除了盖房就是带着小跟班从南京路的这头走到那头,挨门挨户马不停蹄地收房租。
　　
　　从石库门到新式里弄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结束了。
　　江浙富绅逐年重返家园,炒高了的上海房地产业热钱渐次降温,他们留下了花园宅院、里弄也不再炙手可热,房产和地产的价格都降了下来。
　　远在北京的官员可谓“高瞻远瞩”。李鸿章一如当年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的判断一样,对上海与他家族的生存同样做出了判断。盛宣怀、贝润生等人也把握了这次上海机遇,纷纷在租界内今天的静安区一带置业开发。他们在民初时期开发的石库门里弄年深月久,加上沪市城建脚步的加速,目前几无存留。
　　他们在上海成片开发石库门里弄时,正是上海开始中西合璧、新旧杂糅的时代。十里洋场的风情迅速推进着现代化生活,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弄堂文化。
　　那个年代,旧式的石库门里弄开始雨后春笋般地长出来。里弄内的石库门房子属于“批量生产”的性质,一张图纸或相类的图纸可以无数次地在各条街道上复制。既然批量生产,就建成了联排的形式,这种联排的造型和成片开发的形式,也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国家开发房屋的基本形式。
　　联排的石库门建筑,已经谈不上院落,天井缩得只有一两平方米,两位主妇在天井里洗衣,水能溅到对方的盆里,三个女人一起洗涮,屁股会碰到一起。在这里,洗衣的可能是女佣,也有可能是主妇了――这是由旧式石库门居民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这是一个平民的世界。
　　100年前的旧式石库门房子能留到今天,不是建筑质量特别突出,就是具有一定的意义。1911年一座旧式石库门建筑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建成。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约150平方米,小户人家自用还是很宽敞的。说它老式,因为有着规矩的坐北朝南的朝向、花岗岩的门框,门楣装饰着西洋的浮雕花卉,水泥沙浆涂成了立体外观的外墙。一位名为陈独秀的新式青年租下它。楼上当卧室,楼下客厅会客。三年后他在这里办起了月刊《新青年》。
　　老式石库门住宅一般只盖两层,因此空间利用不太充分,而且没有上下水道。如果是多家庭共居一所石库门的房子里,就会整个白天都很热闹:抢占一个小天井摘菜晾衣;共用一个灶披间烧小菜;一家点煤球,整座楼各扇窗户都会被呛着;张家长会像刮了风一样在烧菜的同时飞进每一位阿婆或姆妈的耳朵,李家短也会马上成为各家饭桌上的谈资。在这种狭小到藏不住隐私的空间里,家长里短、男情女爱成为上海心思缜密的小市民阶层乃至小资阶层的主要消遣。
　　“新青年”们逐渐成为社会中坚,但当时处在暗流时期。在张爱玲搬入赫德路爱丁登公寓之前一年,郁达夫和王映霞还住在赫德路上,他们租了赫德路嘉禾里前弄1476号的亭子间,以每月8元的租金,在这所新式里弄生活了5年多。
　　新式弄堂是市民建筑向现代住房迈进的一大步:自来水引入一楼、二楼、三楼;电灯代替了煤气灯,清清爽爽地照亮了每一个房间,好看的是,电线开始会走暗线了;抽水马桶解放了每天早上刷马桶的女人们;大浴缸开始培养经常洗澡更衣的习惯。
　　新式弄堂中的“亭子间”,因为鲁迅的居住而最为著名,这是一种一律北向、冬寒夏热、光线阴暗的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位于两层楼的半中间位置,把守着楼梯的拐弯处。郁达夫选租亭子间的原因,按照王映霞的回忆一是便宜,二是能“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在一起,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上海滩,比较容易隐蔽。”
　　也许是因为与劳动人民杂居在一起,比较容易隐蔽的缘故,鲁迅、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周建人、冯雪峰和柔石这些清贫的左派,都曾住在一个叫景云里坐南朝北,朝向别扭的砖木结构弄堂里。
　　到了1930年代,新式的上海滩弄堂越建越多、地皮越来越少,厅堂的方位也不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了,祖宗的牌位能朝北向吗?即便有朝南向的厅堂也越建越小,只能权充客堂间,再不济就是个“穿堂”,走路过个人而已。形势比人强,活人都自顾不暇的时候,“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普通人家也没有位置可以供奉了。
　　世道就这样变了,而且加速度地变化着。洋人又把他们家乡最舒适的,一种叫公寓的楼房连同他们国产的装饰石料也原封不动地搬到上海来了。
　　
　　公寓改变生活
　　
　　1930年代的上海,沐浴了开埠七十多年的欧风美雨,社会发展以及贫富差距早已明显而稳定地存在。一些“纳税华人”更加紧了向洋人和洋人社区的靠拢。在住宅上,白领青睐新式里弄,洋人、中产家庭、在商场上成功地达到了纳税标准的华人偏爱公寓楼和洋房。
　　李鸿章当年的几处房产在上海拔地而起之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长大成人了。张爱玲的稿费收入不菲,加上有祖荫,主要还是脑子里小资得不行,自然是不能住弄堂石库门的,她选择了中产阶层通常居住的西式公寓。
　　在西方社会,公寓集中了当时人类最新潮的几项发明:电,带来电灯、电梯,照明与登高不再是问题;自来水,满足高层饮用的同时,带来了洗浴的便捷;洋人同时把使用煤气这种先进卫生的炊事概念也带给了上海;西方的公寓理念同时还给喜欢享受的人类带来了另一样好东西,steam,暖气,上海人把它翻译成“水汀”。
　　在食住行三个方面都能满足人的要求,公寓迅速在洋人和富裕华人中间成为宠儿。电梯使得地面越来越紧张的上海,楼房个子越长越高,从多层公寓到十几层的高层公寓建筑中,“寓公”们又多了一层快感。住公寓成性的张爱玲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美观的外型设计和先进的硬件建设,使1930年代的公寓楼到了21世纪仍不落伍。1934年建成的毕卡第公寓,1949年以后,曾经是上海市委所属机构、专业的外国专家招待所。
　　张爱玲住在1936年建成的意大利风格的爱丁登公寓,它在繁华的南京路上,从5层搬到了6层还是不离开这里。站在她宽大的阳台上,看着楼下街上开出西饼店、咖啡店,看对面哈同花园又在开派对。深居简出的生活,公寓能满足所有要求,卧室中附带卫生间和储藏室,与客厅形成良好的功能区别。
　　有一天一个男人叩响了张爱玲的门,她正无心待客,男人把字条塞进门来。从此,这个人和张爱玲就经常步行在从赫德路口爱丁登公寓到大西路379弄28号一段不算短的路上。
　　这个叫胡兰成的男人住在大西路美丽园一座小洋楼里,这是一条建于1912年的洋房式花园弄堂,他还经常在28号楼下花园里打太极拳养生。三层的小洋楼不算大,已经都是钢混结构,但前后的住户来头都不小,除了在日伪政府供职的胡兰成,还有中统局和军统局的要员,来头最大的,要数20号的蒋纬国了,他在美丽园和当时的妻子石静宜安了家。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买下了诺曼底、迦陵、培恩等多座公寓楼。诺曼底公寓现在叫武康大楼,一套3居2室2卫的公寓销价1200万元人民币,月租价16000元。武康大楼公寓房的销售广告中,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正宗经典洋房、正看宋庆龄故居”。
　　公寓楼在中国近代百年建筑史中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它带来最先进的居住理念和最体贴的家居文化,符合人性的东西总会与人性共存,这也是公寓几经周折仍然顽强之所在。
　　有趣的是,人性竟是一种富有弹性的东西,经常被压制,却不影响生存。所以,当1950年代大量苏式的筒子楼进入中国以后,住阴暗而潮湿的筒子楼依然是幸福的享受;联排单元楼取代筒子楼,单元房能关起小门成一统,实现了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明社会居住形态的理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最基本的居住标准,总算达到了人们在初级阶段对居所安逸的要求。
　　而这一切的起因,总是逃不脱公寓楼对生活的改变。
　　
　　住宅之变
　　
　　混血儿,石库门
　　从石库门住宅能登上国家名片邮票这一经历来讲,它在籍贯上属于上海民居,而且是代表性建筑,但是从血统上看,却是一个十足的混血儿。
　　它出生在太平天国和小刀会时期,有着中式四合院建筑的围合体态,左右对称的结构,却长着标准欧式的眉眼留海儿,门窗山墙都具有西方黄金分割的优雅比例和石刻雕花。
　　因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这种建筑因此得名“石库门”。石库门住宅通常为二层楼,采光面小。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可谓中国建筑中西合璧的开端。
　　
　　石库门弄堂
　　战争使上海的租界成了避难地,独栋的石库门房子显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在1910年左右出现了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旧式石库门弄堂。这种弄堂一般狭窄拥塞,没有卫生设备。通常为二到三层的砖木结构,弄口有中国传统式牌楼。代表建筑有南昌路老渔阳里,出过有陈独秀、陈其美、杨杏佛等名人;愚园路亨昌里,老主顾有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他们的常客是周恩来、王若飞、谢觉哉;延安中路四明村,住过徐志摩、陆小曼夫妇,胡蝶,还有泰戈尔。还有河南中路东侧,宁波路、北京路之间占地1.33公顷的兴仁里,中山南路新码头街的敦仁里、 棉阳里、吉祥里。
　　
　　新式弄堂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式弄堂在继承了旧式弄堂“客堂间”、“厢房”、“亭子间”、“灶披间”、“天井”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方国家抽水马桶、洗浴间和大玻璃窗、大阳台等居住概念。弄堂和支弄马路加宽,符合消防要求,安全和卫生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价格为白领阶层消费得起。此时,钢混建筑开始出现。长乐路、淮海中路、愚园路、重庆南路上有很多新式里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属于里弄建筑中内外环境设计周到住宅群落。尤其是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三层独立楼房,有独立门户的院落,蒋介石曾安顿陈洁如在那儿住过。
　　
　　老上海住宅新生代:公寓
　　公寓是具有上海特色建筑中的新生事物,它出生在1930年代,集当时西方通行的人类居所科技于一体,配有多部电梯、暖气(也有欧式壁炉建筑)、屋顶烟囱、通风口、大卫生间、大露台等。颇受小资家庭和洋人的欢迎。武康路、湖南路、华山路、愚园路、茂名路、衡山路、北苏州路一带至今矗立着70多年前建成的西式公寓,这些在摩天大楼下显得矮小灰暗的公寓却有着不菲的租价和售价,作为中国迈入现代建筑时代的见证,它们上海“老克拉”般的气质日见珍贵。
　　
　　花园洋房
　　以上住宅都是针对工薪阶层而言,对于资本阶层和官绅来说,花园洋房最能满足他们的需要。20世纪30到40年代,官僚、外商、买办、实业家纷纷像成功的外国冒险家那样,建起有宽阔草坪、雕像喷泉的花园洋房。徐汇区、卢湾区、静安区、长宁区是现存花园洋房最多的地方。徐家汇和长宁区的老上海花园洋房几乎占到全上海老洋房的70%,武康路、衡山路、岳阳路、湖南路、永嘉路、复兴西路星罗棋布,溧阳路、多伦路、华山路、愚园路和虹桥路上花园洋房散见其间。上海两大洋行的主人,同时也是上海地产两巨头的沙逊和哈同,分别建有英国古典式的“沙逊别墅”和仿《红楼梦》大观园设计的“哈同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