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风云传online【中晚唐豪侠传奇中侠客“归隐现象”探析】
时间：2018-12-25 04:53: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豪侠传奇初兴于盛唐，繁荣在中晚唐，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这些传奇中的侠客有剑客、刺客、豪士、盗侠或行为特异者等等，但最奇特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归宿不外乎仙隐和遁世。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和文学意蕴。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文人创作心路三方面来探析该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豪侠小说；归隐现象；历史文化
豪侠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一个独立主题类型，其创作高潮的首次出现是在唐代。唐代的“豪侠传奇”指唐代以侠客为主要描写对象或不以侠为主要描写对象，但他却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小说。这些豪侠中有剑客、刺客、豪士、盗侠或行为特异者等等，其共同特征是具有武功、仗义行侠、义烈过人、不畏强暴、轻生重义特点。对唐人豪侠传奇篇目的搜集，目前还未见有全面整理者。《太平广记》“豪侠类”中的22篇；《传奇》中《韦自东》、《蒋武》2篇；《酉阳杂俎》中《马待中小奴》1篇；《玄怪录》中的《郭代公》以及单行的《无双传》、《柳氏传》、《吴保安》等4篇，共记29篇。另外，罗立群先生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中收集为三十八篇；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统计大致有四十余篇；崔奉源先生搜集为三十篇；王汝涛认为有二十七篇。实际上。唐人豪侠传奇的数量远超出这些。
读唐代特别是中晚唐的豪侠传奇，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侠客的归宿不外仙隐、遁世两种。侠客们的“不知所之”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悬念，因此这些侠客的结局就带上了一种难以预期的神秘色彩。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文人创作心态三方面分析中晚唐豪侠传奇中归隐结局的原因。
一、中晚唐豪侠传奇中侠客的历史文化的意蕴
唐代是宗教得以长足发展的时期，佛、道二教十分普及。其中，又以道教更为兴盛。道教的创始人李耳被最高统治者敬封为玄元皇帝。佛教在贞观年间由僧人玄奘从天竺国取回经卷，经武则天大力弘扬，遂在中原扎根。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四大皆空、生死轮回等观念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文人士子身上便表现为传统的儒家积极进取精神与佛道出世思想的融一，形成“功成身退”的思想。“功成”是完成儒家立功、立言的要求，是对其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身退”是不以外物害身，在现实中达到全身远祸的目的，让生命回归到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境界。因为“功成身退”思想集儒释道三家精神之长，故而，它成了唐代文人对生命价值的最完美的诠释。李白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白，要在“侍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潇洒地“泛五湖”、“戏沧洲”。其实李白道出了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而且具有时代性，它代表着当时相当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追求。王维、韩愈、自居易等都在不同程度、从不同角度实践着这一人生模式。而豪侠传奇的作者有许多是宗教的虔诚信徒,如杜光庭是青城山道士,段成式尤深于佛书,袁郊之父袁滋是信奉道教的名士,裴�笃信道教。这些作者在创作小说时,其功成身退的佛道思想不可能不对创作产生影响。在他们笔下，豪侠对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往往经历了由隐而显，又由显示而隐的过程。而且，豪侠传奇的主人公多与佛道两家有着某种关联，他们或是佛道门徒，或是佛道二教的追随者。前者如虬髯客、兰陵老人、卢生、僧侠、京西店老人，他们的身份就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后者如聂隐娘、古押衙、红线、磨勒等人，聂隐娘曾在幼年师学于老尼，算得上是半个佛门弟子；红线盗盒时“额上书太乙神名”；虬髯客笃信“望气”等等。他们都从内心深处信奉宗教，并深受其影响，这一过程恰好是功成身退内涵的形象阐释。
二、中晚唐豪侠传奇中侠客社会发展的足迹
唐豪侠传奇大部分集中出现在中晚唐，这一现象与唐代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大唐经过五胡十六国的“胡化”，任侠尚武蔚成风气。安史之乱的遽变，使国力由盛转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已名存实亡。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把政局搞得混乱至极。广大人民陷入这场空前的浩劫。在这个社会大灾难、大混乱中，中央或地方的权要人士，多私蓄刺客，既借以自卫，又用以行刺政敌。侠客们活跃于社会政治的个个角落，一时间，暗杀成风。据《资治通鉴》载，奸相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瓿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就连李林甫这样炙手可热的权相尚且如此心惊胆战，寝食不安，由此可见当时刺客威力之一斑。及至晚唐，行刺之风愈演愈烈，可以说，行刺谋杀在政治斗争中，是消除异己最有效、最简捷的办法，因而使用频率很高。《旧唐书》载，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宗室宰相李石被宦官仇士良所嫉，在某日入早朝时，突然遭到刺客的围攻。因刺客误砍马尾，幸而“马逸得还私宅”。刺客不仅用于民间、藩镇，而且见用于皇宫大内。代宗即位后，就派刺客潜入李辅国的宅第，“杀辅国，携其手臂而去”。滥杀滥刺风气复炽，使得在汉朝初年就已被镇压下去的侠客风气重又抬头，游侠、刺客、武士被不同的社会势力或政治势力所收买、驱使，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都对豪侠的出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要求和迫切的希望。因此出现了为巩固晚唐摇摇欲坠的李氏政权的豪侠传奇，以杜光庭的《虬髯客》为代表；写为地方藩镇服务的豪侠作品，以袁郊《红线》和裴铡《传奇》中《聂隐娘》较为出色；还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比较著名的有裴铡《传奇》中的《昆仑奴》，薛调的《无双传》以及牛僧孺《玄怪录》中的《郭代公》等篇。这些豪侠们都是应运时代而生的，他们是中晚唐藩镇与中央相互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然而，无论哪个当政集团在政权稳定之后都不会允许“侠”的继续存在与发展。因此，侠客归隐的结局是生存现状面前的妥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文学中的侠客在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下应运而生，他们的出现只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旦目的达成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归隐成了作家笔下的侠客最体面最合适的出路。
三、中晚唐豪侠传奇作者的创作心路
唐代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经济的繁荣期。唐人将任侠风气作为自信心、自豪感的一种张扬和展示，使唐人在任侠风气中将世俗自足和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相统一，功业追求和生活情趣紧密相连。因此，任侠便成为唐人追求个体价值、实现自我抱负、追求生命自适的一条有效途径和理想的生活方式。陈伯海先生说：“(唐代)封建礼教束缚的相对松驰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它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这样一种张扬个性、推尊独立人格的观念，就在任侠的活动中找到了最生动的表现形式。唐代侠风特盛为六朝门阀政治和宋明以后专制政治条件下所不可比拟，道理即在于此。”可见，唐人在任侠风气中找到了一种张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最理想的方式，侠的形象就成为唐人性情和时代精神的对象化物产。因此，豪侠传奇较之其它以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神仙鬼怪除外)，更容易赋予人物以超现实的传奇色彩。这些人物或以武功剑术取胜，如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摩勒、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等；或以侠肝义胆著称，如义侠、胡征、侯彝、冯燕、古押衙、荆十三娘；或意志坚定、矢志不移，撼人心扉，如贾人妻：或智慧过人，引人敬佩，如李靖、红拂、许俊。这样既可以满足读者钦叹之余的补偿心理，又可以增加作品的神奇色彩，更加引人入胜。
但是在解读这类小说时，我们也能够深深感受到作者思想中的局限性。诚然，作者能在作品中借侠士行侠仗义来表达自己追求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途径，一种抒发的方式，他们不可能超越文本完成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侠客行侠仗义完后，理想终有幻灭的一刻，作者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有无奈、不甘、悲伤，归隐仍是侠客最好的出路。
中晚唐作家笔下不少侠客闯荡江湖，有一定的建树后“功成身退”―――不畏世俗，抛弃名利，退出江湖，遁世归隐，其结局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安排的，它是唐代历史文化的客观反映，是社会现状的发展需要，是作者创作心态的自然流露，反映了众多中国人的精神和向往，是作者、侠客、读者对和谐社会的憧憬和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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