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卖淫现象的话语变迁|关于时代变迁的名言
时间：2018-12-28 04:52: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很多香艳诗词、冶游回忆录，以及后来的怀旧文学都告诉我们，卖淫业在中国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这些作品的作者更喜欢用“青楼”、“风月场”、“烟花巷”等富有诗意的名字来称呼通常所说的妓院。而在那个时代的都市中，此类地方通常总是集性服务与其他娱乐项目为一体的场所。
性的享受因而很自然地被融入了音乐、歌舞、宴游、吟诗等具有艺术情趣的活动中，以致使妓院生活的魅力不但代表了都市繁华的主要方面，同时还象征着某一朝代的盛世景象。身为嫖客的文人名士很少提到妓院生活中阴暗的一面。经过他们的夸饰，一个现代读者也许很容易把那时候的妓院想象成令人销魂的歌舞厅、可以在其中流连忘返的豪华酒店、或者是文艺爱好者的沙龙。而对于那些提供性服务的妓女，他们也更欣赏其多才多艺且多情的形象，因为他们去妓院里似乎并非为了满足一般的性欲，而是追求某种情调，企图在妓女身上找到他们的妻妾所没有的东西。
上述的美好情景肯定有不少浪漫化的成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卖淫业在古代社会具有一些有待我们重新认识的功能。首先，在娱乐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卖淫业兼营娱乐业，它的经营方向是把各种愉悦男人的表演和游戏尽可能同发挥女色魅力的机会联系在一起。其次，在男女有别确立以后，当上古的淫风受到了礼教的禁止，卖淫业于是把野蛮的遗俗商业化，把它改造成了有偿的性服务。妓女在其中承担了多重角色，她是以色事人的歌女舞伎，是职业情妇，也是扩大着的姬妾队伍的候选人。她们的存在并没有使古代的良家妇女受到威胁，一个自信的妻子甚至在送别丈夫的诗中劝勉他说：“攀花折柳寻常事，只管风流莫下流。”
应该指出，只是在嫖妓作为一种事法的婚外恋形式存在的古代语境中，我们才可以界定“风流”一词的香艳。而随着青楼文化及其男女主角同古代社会一起消亡之后，上述的佳话或韵事统统都在“五四”的新话题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卖淫嫖妓同抽大烟、缠小脚一起被指责为陋习和堕落，被同中国的衰弱、落后和统治阶级的腐败联系在一起。半殖民地的新兴大都市上海代替了往日的扬州或秦淮，成为新的话语谈论卖淫现象的典型背景。各种摩登的娱乐行业最终取代了妓院往日兜揽的业务，那里完全成了赤裸出卖肉体的地方。新的公众把更大的兴趣转向了名伶、电影明星、酒吧里的歌女或舞女；新文学运动中涌现了成批的女作家，青楼名妓曾兼有的众多角色业已转化到其他职业女性的身上。自由恋爱和爱情婚姻也成了年轻一代男女理想的生活方式，男人至少不必再到妓院里去找红颜知己了。
在通向最后一道手续的过程中不再有仪式、游戏和情调，对妓女来说，就只剩下了用身体换钱的纯生理行为。性服务成了一种辛苦的劳动，它使妓女的身体与性分离，使她们在接客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件非性的、非个人的东西，甚至把身体的某些部分作为从她们的整体割裂出去的东西供他人使用。现在，话语的制造者不再是身为嫖客的旧文人，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主持对卖淫大力抨击的社会改革论坛。名士与名妓的风流韵事被代之以误落风尘的弱女子受恶霸坑害、受鸨母虐待的故事。她们是被贫穷的父母出卖的女儿，恶劣的丈夫用来抵债的妻子，凶悍的大妇逐出家门的小妾，或被人贩子拐卖的幼女，有时候则是为了养活儿女的寡妇。
总之，她们的卖淫并没有被视为个人道德的问题，而是被当作社会腐败和阶级压迫的明显例证。几乎所有的妓女都在妓院生活的折磨下变得憔悴、多病，以至早衰早夭。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性病也开始被归咎于妓院内的杂交。卖淫业对社会的败坏已达到必须被彻底铲除的地步。
到了５０年代初期，政府终于宣布卖淫为非法，所有的妓院都被关闭，妓院的老板随之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卖身妓院的妓女也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政府通过安排她们从事正当的工作和结婚而改变了她们的身份。从此，作为一种公开经营的行业，古老的卖淫业在中国大陆上绝迹了。当然，暗中的卖淫从来也未中断，它转变成男女双方私下的交易，你很难断定谁是真正的妓女。与此同时，各种娱乐性的服务和演出也在清除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方向下，与可能导致色情嫌疑的东西划清了界线。
生活在新政权下的中国公民确实曾一度为消灭了卖淫现象的社会感到自豪，不幸的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全国人民也被剥夺了男女交往、艺术和娱乐享受上的很多自由。直到８０年代初期，经过几十年的政治禁欲，中国人民才开始艰难地恢复一些本与卖淫无关、却动辄被扣上流氓罪名的东西。长期的禁锢使得郁积在社会无意识深处的能量凝聚成对享受和性消费的过多渴望。一旦那禁锢出现了裂缝，就很容易造成人欲横流、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卖淫嫖娼之风，便是乘商业繁荣的大潮疯长起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正在摩登起来的古老行业依然带有它的古代特征。涌向深圳这样的特区城市找工作的外地打工妹，往往是从歌舞厅、豪华酒店、按摩院里厮混而走上卖淫之路的。从前是在妓院里征歌逐舞，现在则是在各种娱乐场所和服务设施中渗入把女性工作者性化（Ｓｅｘ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内容。
从伴舞、陪坐、私人导游到陪宿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当此类行业的经营者存心用女色招徕顾客时，腐烂的草堆里就飞出了成群的萤火虫。这个世界如今就是用每一分钱构筑起来的。在中国社会再次面临财产重新分配的关头，人们都容易产生抓钱的冲动。个别女子便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资源。她们的成分十分庞杂，有乡下人，也有城里人，有无业的或改行的，也有业余兼营的。
世界整个脱节了，人都变得越来越不嫌丢人。太多的不正当交易正在使更多的人仿效不择手段的做法。妓女可以被视为女人用性来控制男人的谋利者，正如美国的异端女权主义者佩格利娅所说，妓女是“性王国的君主，男人若想入内，就必须付钱。”
至此，我想起了我们陕西农民的一句俗话：“有个买啥的，就有个卖啥的。”这是对经济学上所谓供求关系的朴素表达。佩格利娅所吹嘘的性权力到底有多大，此处暂不讨论，但是由于想入性王国的男人成群结队，提供性服务的女郎才日益增多起来。
也许是我们的青楼文化使现代男人的性意识中仍然残存着“风流”的癖性，也许是几十年的政治禁欲弄得人们太好奇、太浮躁，也更容易在被批臭了的资产阶级玩艺儿前失去控制。前几年，当内地才开始听到卖淫的风声时，深圳或海南就往往被描绘得像古代十里珠帘的扬州一样充满了猎艳的冒险。
卖淫业的死灰复燃既有讽刺意味，也值得我们深思。
在冰冷的金钱面前，意识形态显得空前地脆弱，而面对冰冷的性，男人也非常脆弱；当妓女惯于以职业的耐力把身体甩给她们的嫖客时，那情景往往有点滑稽：她们以自己的无性消解了男人太多的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奈地看到，妇女应该是什么的正面理论同妇女实际是什么的现状之间，日益露出了矛盾。潘多拉现在再次打开了她的盒子，面对蝗虫般回旋在九州大地上的诱惑，理论家的脑子正在枯竭，思考者也不由得感到一阵眩晕。
王琼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身体和情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