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尊重与怀疑之间]徘徊在怀疑论赵林

时间：2019-02-08 04:32:45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欧美汉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在中坚一辈学者中，李欧梵先生的成就尤为瞩目。然而，在笔者倾心拜读其著作之际，却发现其著述中也存在某些史料运用及细节阐述上的粗糙与疏漏之处，深以为憾。因此特举一二，以与李欧梵先生商榷。
　　在论及浪漫主义新传统的丧失与转变时，李欧梵先生在《“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该文收入中文版《中西文学的徊想》一书，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一文中提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新传统，并没有全然销毁，而是转变了方向，改换了口味，加上了新面具。研究中国的左翼文学，必须先把这个背景弄清楚”（第１９页）。并紧接着断然指出：“中外学人中，唯有已故的夏济安注意到了这种关联。”夏济安乃李欧梵先生的授业恩师，论断中语气推崇，自然可以理解。但值得探讨的是，中外学人中，却并非“唯有”夏济安先生注意到这种关联。比如大陆学者赵园早在此前已经注意到了左翼文学对“五四”浪漫情怀的承续。在１９８６年结集出版的《艰难的选择》一书中，赵园指出：“由‘五四’浪漫时代跨入铁与血的大革命，人们不可能一下子摆脱‘昨天’”。由此明确提出了革命文学中“恋爱与革命”结构中所包含的浪漫谛克的精神气质，李欧梵先生对赵园女士研究成果的忽视，或许是其身处大洋彼岸，对于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不甚熟悉所致，但终究让人抱憾而叹。
　　在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出版的《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李欧梵对于南社的研究，更是讹误迭出，令人诧异。首先是对于南社成立时间的疏忽，该书第１９３页提到“这个社团（即南社――笔者注）是三位报界人士和同盟会会员――柳亚子、高天梅、陈巢南――于１９０３年创立的。”而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南社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召开成立会”。另外，《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中南社条目这样写道“１９０８年１月，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决定成立南社。次年１１月１３日，在苏州虎丘召开成立会”。退一步讲，出现这种显眼的疏忽或许是校对不精所致，但接下来，对于南社社员人数以及南社盛衰之历程的论述上也犯有明显的错误，这恐怕就不是校对失误所致了。李欧梵先生在该书第１９４页中提到：“南社曾以拥有一千余会员而自豪，但在最后那次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行动后，南社却逐渐衰落。”的确，南社发展到最后，会员人数高达１１８０余人，蔚为大观。但南社是否在反袁革命行动时就已达此盛况？并在其后就呈衰落之势呢？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所述，袁世凯毙命于１９１６年６月，而与此同时，“《南社》出版工作加快，雅集次数也较前增多”。并在同年１１月重订南社姓氏录时，著录会员８２５人，内已故者４６人。据此可知，袁世凯毙命之前，南社仍然处于发展之中，人数未满千员。另外，在该书同一页中，李欧梵先生还提到：“包天笑同时还是南社的一位活跃的成员”。这种论断也值得商榷。据台湾学者林香伶女士《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期的标志――南社文学研究》一书的观点：包天笑忙于报刊的编辑、撰稿，在传播界享有盛名，相较之下反而对于南社活动的参与并不热烈。自始至终，包天笑只参加了一次南社雅集，根本称不上“活跃的成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去包天笑个性的因素，大概也跟他当时所主编的《时报》有关。栾梅健教授在《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一书中提到：在《时报》馆中，加入南社的只有包天笑一人。这大概与《时报》受康梁等保皇党影响有关。或许包天笑也潜移默化地受到这种改良保守思想的影响，因此并不热衷于持革命主张的轰轰烈烈的南社活动。因此，李欧梵先生在没有史料证明的情况下，评论包天笑“活跃”应是臆测之论吧。
　　还是《现代性的追求》一书，第１９４页，李欧梵先生写到：
　　１９１５年，当陈独秀说服上海的一位出版家为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更名为《新青年》）提供资助时，南社的成员和通商口岸的一些有实力的报界人士兼文学家还在掌握着主要的几家报刊。上海三大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的文学副刊由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包天笑这样一些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主笔们主持……
　　这一段话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事实上，在１９１５年前后，除去严独鹤与包天笑外，周瘦鹃、张恨水、徐枕亚三人与上述报刊并无如此密切的关联。先谈周瘦鹃。根据他的生平经历，周瘦鹃１９１２年中学毕业，留校任英语教师。１９１５年由叶楚伧介绍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１９１６年应聘任中华书局编辑……。１９２０年４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前后任《申报》副刊《自由谈》和《春秋》的主编达二十余年。在１９１５年至“五四”期间，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其实是姚�雏和陈蝶仙两位。据此可知，周瘦鹃当时并未涉足《自由谈》领域，更谈不上主持编辑工作了。再来看张恨水。１９１５年，张恨水随常德文明戏剧团到了上海，那时他仅仅二十岁，由于贫病交加，差点丢了性命。此时张的境况，与成为鸳蝴派的大主笔尚且遥远，何况是主持《申报》副刊？１９１９年，张恨水乘车赴京后，结识了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在秦墨哂的帮助下，张恨水根据现成的消息来源，每天发四条新闻稿，报酬是每月１０元，仅供每月饭食费用而已。如果这算是张恨水跟《申报》有了关联的话，那么其距离成为副刊主编，还是差之千里的。张恨水驻京期间，的确开始跻身报界，并与上海的《新闻报》《申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仅仅是专门写通讯的记者而已，并非担任了主持编辑的工作。“副刊圣手”的盛名也是由于此后主持《世界晚报》副刊而获得，而《世界晚报》却是成舍我于１９２４年在北京创办，显然与上海的三大报刊没有丝毫联系。最后说说徐枕亚。徐枕亚１９１４年任《小说丛报》主编，并兼任《黄花旬报》编辑。后因与《小说丛报》社发生意见分歧，遂于１９１８年脱离该社，与徐天啸致力创办清华书局，并创刊《小说季报》。又编《旭报》和《小说日报》。后来因清华书局经营不佳，关闭书局，回归故里，衣食无着，穷愁潦倒而卒。如此看来，徐枕亚的经历并无任何与上述三大报刊相关的蛛丝马迹，那么，何来“主持”工作之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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