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虎穴的女英烈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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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峥嵘
张露萍，四川崇庆县人，学名余硕卿，1921年出生在北平。她是战斗在敌人虎穴中的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由党派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秘密党小组。1940年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白公馆、息烽监狱，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年仅24岁。
奔赴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革命圣地延安，吸引着千百万爱国青年。此时，正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的余硕卿和一些爱国青年为避开校方的注意，她们分头转学，余硕卿转到蜀华读高中，暗中作好奔赴延安的准备。她曾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道：她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意志！挺着胸膛，去应付来来的难关，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
余硕卿等人要求去延安的愿望得到中共地下党车耀先的支持和帮助。车耀先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成都学联，把余硕卿、周玉斌和她们的同学李隆蔚、刘革非等人送往延安。1937年秋末冬初，余硕卿等成渝两地的10名男女青年学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他们机智巧妙地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监视，到西安后，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递交了成都学联的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出了十几个题进行口试，其中一个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余硕卿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为了摆脱罪恶的家庭，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
为了甩掉敌人对这一批赴延青年的跟踪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决定女同学先走。几天后，余硕卿等一行4人到达安吴堡妇女干部短训班，15天后，又辗转到了大金台，与边区政府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这时她改名叫黎琳。后在八路军办事处保护下，于1938年2月3日到了延安。
黎琳一到延安，就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学习、劳动和新的生活中。她在陕北公学14队集训3个月后，于5月12日转到抗大3大队5队学习。当时延安的艰苦生活，对一个来自成都大平原的姑娘来说，开始是有些不习惯的。她在给同学的信中还稚气地说，想吃成都的米花糖。车耀先曾写信对她热情鼓励，信中说：“思想改造是长时间的，青年必须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黎琳在抗大毕业后，不久又转到中央组织部拐茆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到“文协”做秘书工作。1939年秋，黎琳经组织批准，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准备利用她的家庭关系，调她去重庆工作，她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毅然离开新婚的爱人和有着深厚感情的延安，返回四川。
深入虎穴
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身着浅咖啡色薄绒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是紧绷绷的丝袜，穿一双半高跟皮鞋，手上还拿一件黑丝绒大衣，在成都穿街过巷，到朝阳学院找老同学杨梦萍。
杨梦萍惊奇地问：“你怎么如此打扮？”
黎琳说：“不这么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
她回家住了3天，谢绝了亲人的婉留，并说；
要光明磊落，做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清醒的头脑，要为自由而斗争。离家时，给亲人留下了一张镶在五角星里面的自己的一张半身像，在照片背面这样写道：“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字里行间，表现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的追求。几天后，杨梦萍向她告别。
临行时，杨梦萍问黎琳：还回延安吗？
黎琳告诉她，不去延安了，以后就在大后方工作，但去什么地方还不知道。
1939年11月，黎琳由成都到重庆，很快同设在市中区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即周公馆）接上了关系。组织上派黎琳来重庆，原是想利用她和余安民的特殊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在黎琳来重庆之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已经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几名党员。他们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把收听到的国民党重要情报转送曾家岩周公馆。但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横行的重庆，这样做很危险。南方局早就打算在曾家岩周公馆与张蔚林、冯传庆之间建立一秘密联络点。黎琳刚从延安来重庆，国民黨特务不认识她，比较适合作掩护工作。南方局军事组认为，与其让她利用家庭关系做川军统战工作，不如派她与张、冯等人联系，作用更大。因此最后决定黎琳改名张露萍，扮作由上海来的张蔚林之妹，开展秘密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又由组织安排张蔚林从军统机关搬进两路口附近牛角沱的一间房子居住，这里就成了一个新的联络点。南方局给张露萍的任务是：一、领导军统局电讯处张蔚林、冯传庆等五、六个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二、将张、冯等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三、若有可能，在军统局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11月底，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关系住进了牛角沱新居。这期间，她每天的行迹，穿什么衣服，如何化妆，上街和工作中要注意些什么，紧急时的联络信号等等，都由曾希圣、雷英夫亲自布置。雷英夫回忆说：“在这段期间，张露萍表现很好，很听话，组织观念很强，转来了很多情报，还秘密到周公馆来汇报过一次。”
张蔚林当时是军统局四处一科（管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这对收集情报十分有利。一次，他在值班时，不慎把一只真空管烧坏，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应发生这种事故，定他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把张蔚林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张蔚林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经组织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如果逃跑会完全暴露，反而影响大局。最后决定叫他买个真空管赔上，并迅速返回去。
稽查处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又到他的住地搜查，找到了一个名册，上面有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与电台密码。萧茂如当即打电话向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报告了上述情况，董益三刚挂上电话，张蔚林就跑来要求面见处长。张蔚林是这位副处长的得意门生，过去很受他的器重。可是这次他却对张蔚林说：“事到如今，我无法帮助你了。”随即写了张条子，派两个卫兵，将张蔚林押送局本部交毛人凤处理。
当晚，军统局便派人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动，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晨，冯传庆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逮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臨行时还送了他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可是，冯传庆于深夜过江后，也不幸被捕。
不幸被捕
张蔚林、冯传庆出事时，张露萍在成都。敌人假借张蔚林名义，给她发了个“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当组织上知道此事时，已来不及通知她了。张露萍一回到重庆，即被早已等侯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至此，军统局电台小组的7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囚在军统局稽查处看守所内。
敌人捕获了我地下党打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后，十分震惊。特别是军统头子戴笠更是坐卧不安。蒋介石接到报告后也极为恼怒，大骂戴笠：“共产党插入了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下令将他们7人钉上死镣，囚白公馆。戴笠判定，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共产党打进来、拉出去的，而张露萍却是共产党派来做组织和联络工作的。于是，他亲自带人到看守所严刑逼供。张露萍只承认她同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只是经张蔚林介绍才认识冯传庆等人，大家常在一块儿玩耍。张蔚林也不承认他们之间有什么政治关系。无论敌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张露萍等人都坚不吐实。
特务机关没办法，最后想出了一条放长线钓大鱼的毒计，假释张露萍，暗地里安排特务监视，看她与谁说话、联系。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当她路过曾家岩周公馆门口时，故意装着这里与她无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过去。她的行动给特务机关造成错觉，他们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从而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
张露萍等人虽早已经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但戴笠想把他们留作人质，所以迟迟没有执行。1941年，张露萍等人戴着沉重的死镣，被押送到国民党军统息烽集中营。
张露萍开始与徐林侠（宋绮云烈士夫人、小萝卜头的母亲）关在一室，被编为253号。有一次，监狱主任周养浩以个别谈话方式，把张露萍叫到他办公室，企图对张露萍动手动脚，张露萍“啪！啪，”给了他两耳光，打得周养浩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
狱中环境恶劣，吃霉米烂菜，许多人都得了病。1944年一次流行性痢疾，就死去27人。同张露萍一案被捕的赵力耕，因长期戴死镣关在阴湿的重禁闭室，得了重病，几乎瘫痪。张露萍与所方交涉，卖掉自己一个戒指，设法给他买来了营养品。同室难友徐宝芝在牢里生一女孩，身体极度虚弱，更无奶水。张露萍除平时帮她料理小孩外，还设法买了只母鸡喂养，生的蛋全部给小孩吃。后来徐宝芝为表示对张露萍的感激之情，将自己的小女孩取名孙纪萍。张露萍在狱中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张露萍虽被判了死刑，但敌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实她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们还真以为她是张蔚林的女朋友，是误抓的“特务家属”。所以对她的看管也比较松。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除尽可能照顾难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和决定，秘密传递给难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大家坚持党性，斗争到底。当年在息烽监狱与张露萍同牢的难友黄彤光回忆说：“我是一九四三年认识张露萍的。她中等身材，精力充沛，性格活拨，看她那样子真不象坐牢的人。我当时身患重病，愁容满面，步履艰难，对生活失去信心。可她安慰说：‘你不要那么伤感，丧失信心，咱们都年轻，总有一天要出去的。他们这帮家伙早晚要垮台，你应当振作起来”。寒冬，张露萍把自己的棉衣剪下来，为缺衣的难友改制冬衣、棉鞋，而自己却用牢里又臭又硬的被子。
在狱中，凡是对革命有利和组织安排的工作，张露萍都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去做。她曾通过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李任夫与狱中支部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联系，后被周养浩发觉，竟以破坏监规为由，召集全监“修养人”，当众把李任夫打了40大板，进行镣禁，并罚吃盐水饭1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罚吃盐水饭半月。
慷慨赴死
1945年，戴笠到息烽查监，回渝后即令周养浩密杀张露萍等人。7月，周养浩召集狱中警卫组长刘振乾、股长荣为箴等人，商议密谋杀害办法，最后决定以“奉令将张露萍等人解押重庆”为由，在途中杀害。
14日上午，女牢的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谎称开释到重庆，马上就走。此时，张露萍敏锐地感到敌人要干什么了。她镇定自若地梳理好头发，换上从延安来重庆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从容走出牢房，到会计室领取自己的衣物。她从皮箱内取出红宝石戒指戴上，并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了的，但我并不害怕。”她将打火机、口红等化妆品送给黄形光留作纪念。然后把皮箱一推，说：“这皮箱我不需要了。”她向黄彤光提出了个要求：“你再给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监狱里有时表演文娱节目，总是黄彤光给张露萍化妆。此时，黄彤光接过口红，可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张露萍说：“你不要难过，我现在心中很坦然。”
当特务把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杨光、王席珍、赵力耕等7人押上一辆军用大卡车时，张露萍领头高唱革命歌曲。顿时，7个人的歌声在息烽的崇山峻岭久久回荡。正如张露萍曾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索性大吼！”
当囚车开到离军统息烽集中营被服仓库不远的快活岭时，车突然停了。
“下来，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我们要加油、装货。”领头的叫道。接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刽子手也下来了。张露萍等走上仓库前的台阶时，尾随在后面的敌人嚎叫着要他们跪下。张露萍回过头来冷冷地一笑，然后带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用发抖的手扣动了枪机，罪恶的毒弹射向7位共产党员。
敌人开枪后，忽听张露萍厉声骂道：“笨蛋！”吓得敌人心惊胆颤地又开了第二枪，但她仍撑持着负伤的身体怒斥敌人：“再开两枪嘛。”刽子手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最后用乱枪扫射。张露萍身中6弹，牺牲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张露萍等7位共产党员牺牲后，一位难友用一小块牛角骨刻下了“1945·7·14”字样，记下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战友的痛悼。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长河中的许多往事渐渐被人们遗忘，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他们有的牺牲后连姓名也没留下；
有的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以后，才被拂去自己名字上的历史的尘埃，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才被人们所知道。牺牲时年仅24岁的共产党员张露萍，就是其中的一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在敌人监狱里遇难者的问题的指示，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接着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从地、市、县选派了12名同志组成复查小组，经过1年零3个月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使一些埋名数十年，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烈得以正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69年，曾希圣在逝世前不久对一位战友说：“黎琳（即张露萍）等人不知道被捕后是否坚强？如果不搞清，一辈子都是遗憾的事情。”1983年7月10日，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时，叶帅听后很激动，说：“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7月26日，叶剑英接见了复查组的同志，并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即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1983年11月27日在烈士殉难纪念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英名录上增加了张露萍等烈士的名字，他们的英名重现出璀璨的光芒。让我们以韩子栋为张露萍烈士撰写的碑文，作为后死者对先躯者的纪念，并告慰他们的英灵吧！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受命返渝，虎穴栖身。智斗顽敌，戴笠震惊。狱中再战，威慑敌营。一代英烈，肝胆照人。立石为证，长志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