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黎庶昌墓志铭的文体特点
时间：2020-05-11 08:50: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任正霞?冉伶俐
摘要：黎庶昌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在晚清桐城派中颇有影响。本文着眼于对黎庶昌墓志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黎庶昌有意识地突破墓志铭记载墓主行状的传统范式，以史传笔法行文，章法有度，并在对墓主精当的评价中阐释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主张，其风格素雅与华赡兼为互用。
关键词：黎庶昌;墓志铭;文体新变
晚清湘乡桐城派散文家黎庶昌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为同僚、亲人、朋友撰写了近40篇墓志铭，是清代贵州散文家中撰写墓志铭较多的作家[1]。墓志这一文体在我国源远流长，繁盛于六朝，定型于唐代。黎庶昌墓志的创作远绍司马迁、班固等史家，近师韩愈、欧阳修，而作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黎庶昌又为墓志的撰写注入新的活力，重考据与词章，其风格清新雅洁而又华赡疏朗。
一、突破墓志铭记载墓主行状的传统范式
墓志重在记载墓主的姓名、生平、籍贯、世系、功绩、后代、卒葬等行状，有一定的行文格式和套路，但黎庶昌的墓志并不按部就班地按既定格式行文，他突破墓志撰写的模式化，对墓主的行状有选择性地描述，只有少部分放在墓志开头进行叙述，多数是放在铭文前作一下铺垫和过渡，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提生平、世系及后代等。作为桐城派理论的践行者，黎庶昌主动对墓志铭这一应用性文体进行实践性探索与突破，分析其墓志铭，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官场友人、族中亲人和社会名士，与墓主的社会关系不同，其叙述手法也不尽相同。
为官场友人撰写的墓志，为彰显其功绩，黎庶昌往往求全责备陈述其全部行状，并且在题目上明确其身份地位，如《诰授光禄大夫山西巡抚鲍公墓志铭》《台北府知府循吏林君墓志铭》《江苏按察使中江李君墓志铭》《晋封通义大夫署云南恩安县知县傅府君墓表》《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铭》《丁文诚公专祠碑》[2]等。然而纵然是详细介绍生平、世系，也是有选择性的，如在为石赞清撰写神道碑铭时，开篇以急促之笔点明当时时局“天子既黜八大臣，不用诛锄奸慝之臣，思擢一二贞亮守死之臣，以风示有位。”故擢升石赞清为顺天府府尹。面对英法合寇的挑衅，石赞清慷慨而谈，颜色不变，黎庶昌重在赞扬其坚贞不屈，刚毅果敢。如《丁文诚公专祠碑》，对于丁宝桢这样的晚清名臣，固然不用过多笔墨述其生平，黎庶昌重在叙述了丁宝桢植躬俭介、志意皎然的性格特征和磊動宙合般的丰功伟绩。
在为族中亲人撰写的墓志铭中不逐一详细描述其行状，即便是为自己的妻妾撰写墓志铭也仅提及姓氏籍贯。但对郑、莫、黎三家各自的族系关系却在如下几篇文章中作了较为明确、详细的交代：《郑珍君墓表》《莫善征墓志铭》《诰授奉政大夫黎府君墓表》。当然，这正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贵州“沙滩”族群文化、遵义文化、贵州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3]。
第三类是为章永康、萧光远、向师棣、周楚白、杨开秀、藤野海南等中外社会名士撰写的墓志铭。黎庶昌已不再详述其生平，更重其品行、节操、学识、涵养及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与相互影响。如《萧吉堂墓志铭》黎庶昌开篇首先用一句话总括他的学识“黔有经师曰吉堂萧先生，神明于《易》。”然后用500多言细述先生是如何治《易》的，如何参悟《易》之变化之道。再如《章子和墓志铭》，黎庶昌重在突出章永康才气超迈、冠绝时流，谈其家世，描述异母谌氏对章永康的抚养教诲，也重在赞许他作“机声灯影图”的孝道行为。对章子和的孝道感恩之心，当时郑珍、莫有芝、张之洞、黄彭年、唐炯等都均有题咏，并由章子和的好友杜湘绘于《机声灯影图》长卷上。在《杨先生墓志铭》中，黎庶昌回忆了他年少受教于杨开秀先生，先生爱护有加，谆谆教诲的情景，“初，庶昌将诣塾，家贫不能具修脯，先生闻之曰：孺子来！毋苦。”并安排黎庶昌与先生的儿子对坐学习。“晨兴入塾，问先生安否，就授《书》《周礼》《礼记》，悉出口授，刻程晷肄业，必使背诵烂熟乃已。读有误，闻声纠之，不失一字。”在《日本正六位藤野君墓志铭》中回忆与藤野海南的几次交往，一起研究汉学的情景，其女藤野真子弹琴作歌志别的情景历历在目，黎庶昌深情回顾并对他的离去深感痛惜。
二、以史传笔法行文，章法有致，形象生动
黎庶昌墓志铭的撰写，多借鉴《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传散文之行文技巧，结构合理，选材得当，章法有致。如，在为郑珍撰写墓表时，为突出郑珍的成就，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叙述：一、精力过人，寓目成诵。二、治经析理，益精有方。三、为学孤诣，涵肆莫诘。四、四处讲学，培育俊彦。再如《长姬赵孺人墓志铭》，这是黎庶昌为亡妻赵曼娟撰写的墓志铭，他先写当时接到噩耗登东京凌云阁之顶吊望，“东临沧海，西极武昌，浩乎渺漫，孺人之音容不可接于吾之耳目矣。”再忆妻子二三事，写亡妻是一个“能型于家”、“能事亲”、“能相夫子”聪慧贤淑女子。值得一提的是，黎庶昌还回顾携妻东渡日本的情形，妻子协助他做好外交事务的点点滴滴，但绝口不提藤野真子之事。事实上，众所周知赵夫人对真子亲如己出，所以世人才得见那篇由藤野真子撰写的情辞恳切见证中日友好之作——《清国钦差大臣黎公夫人赵氏墓志铭》。由此可见，黎庶昌的墓志撰写淳厚朴实，没有谄谀之嫌，这也与他淳朴的性格有关。
黎庶昌在墓志铭撰写中采用史传散文笔法，通过细节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点。在《郑征君墓表》中，黎庶昌通过描述郑珍在黎氏家塾中学习“鼓箧读之，恒达旦夕，肘不离案，衣不解带，数年而学以大明。”的细节突出郑珍少而好学，才思过人。再如，在为莫有芝的弟弟莫庭芝撰写墓志铭时，着笔于对莫庭芝白色胡须的描写，“君本以儒道著称，晚岁味道益笃，白髯飘然垂尺许，仪度甚伟。每出入，群儿环绕聚观，惊若神仙者流也。”（《莫芷升墓志铭》）顿时让人觉得亲切可人，并突出莫庭芝不为富贵功名，闲适自如的个性特征。
黎庶昌在墓志铭撰写中还通过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抒发情感。胡长新是黎庶昌非常敬佩的名士，黎庶昌由衷称赞他“忠孝节义，礼让廉耻，若出天性，皇皇勔图，无日时不然，无事不然。”（《翰林院典簿胡君墓表》），并学韩愈为孟郊撰写墓志铭称其为贞曜先生，他称胡长新为端介先生。黎庶昌在为胡长新的墓表中着重讲述他不仕为师的事迹。道光丁未年胡长新进士及第，并擢升为江苏知县，宾客前来祝贺，胡长新却谦虚地推辞说：“勿尔，吾未自信，未可出而仕也。且母老不宜远行，又奚为于江苏？”立请改职任贵阳府教授，后选任铜仁府教授十年，黎平教学十五年。黎庶昌在墓表中记载，铜仁之人曰：“胡先生教人，愚者明、惰者起、顽者革”黎平之人曰：“胡先生律严而道尊，言动而躬随。今之石徂徕，孙泰山也。”黎庶昌在墓志中记录墓主生前话语，如萦耳畔，感人至深，而咏以歌谣，赞誉之词溢于言表。
三、在对墓主的精当评价中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
墓志铭的表达多为叙事，黎庶昌在墓志铭撰写中多有议论和抒情。历代关于墓志铭的文体之辩，都认为叙事是正体，而叙事中夹以议论是变体，墓志的这一变体大致从唐代韩愈开始[4]，黎庶昌继承并因时而变。作为晚清桐城派的代表，黎庶昌在创作墓志铭时，常在对墓主客观、精当的评价中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和文学创作的主张。在《莫芷升墓志铭》中，他对莫庭芝（字芷升）的评价是“以省身寡过为宗，旨近曾子”，莫庭芝胸襟坦荡不汲汲追求富贵功名，却也不像庄周、列御寇般自放无度。在此，黎庶昌指出，“自周道隐，仲尼没，世论无德行之科久矣。以余观今世，士欲与之进中行之道，若君殆其人耶。”他的这番话反映了清中叶洋务运动发展近代工业，增强国力的同时，儒家所提倡的“德行”被冲淡了，“中庸”思想被边缘化了。当然，黎庶昌是提倡西学的，但他也忧虑传统文化的没落，必遵守桐城散文的论学要旨“道统”。
在治学的道路上，有清一代重视治经学、小学，认为务必饱览经史百家，精通其要义。对此黎庶昌在《郑珍君墓表》这样描述，“方是时，海内崇尚考据，名曰汉学，从者波靡。先生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即已洞知诸儒者之弊。治经宗汉，析理尊宋。”作为湘乡桐城散文代表，对桐城大家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黎庶昌无时不重阐释。在《章子和墓志铭》中，黎庶昌这样评价章子和，“诡切时事，微显志诲，深文隐蔚，近乎春秋。”黎庶昌主动实践曾氏提出的附加“經济”作为文章四事的散文创作，主张要以时事入文，展开议论，抒写情志。在《郑征君墓表》中，他大倡郑珍的考据之学，说郑珍治学“苟有惑则发愤潭思，旁参曲证，必求一得当程朱氏之义理而后已，如是者积三十余年。”并做到“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不惑。”所以才有《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图说》《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汉简单笺正》《郑学录》《遵义府志》《播雅》等著述，遂为西南巨儒。
黎庶昌写诗为文提倡义法，他曾在《先兄鲁新墓志铭》中这样说道，“自世所尊汉唐以来能诗者……屏去窕曼，镂肠钃胃，冥索章句，形神寂寥，辟邪抵巇，密栗气清，规规然务合绳削而始止也。”这是黎庶昌对兄长黎庶焘诗文惆怅凄清、寂寥冷俊风格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创作主张——字斟句酌、醇正雅洁[5]。比如，黎庶昌在撰写墓志铭时，就喜欢用对举方式、排比手法对人物进行评说，并形成特定句型。如评价向师棣雄俊伟才：“有济世之志，而不屑以功名终也;有高世之行，而不欲以文辞著也。”（《向伯常墓志铭》）颂扬郑珍是“内而懿行集于身，外而经术显于众”（《郑珍君墓表》）评价莫庭芝是“进则劬志好学，怡怡孝友;退则闇然自修，不违如愚。”（《莫芷升墓志铭》）评价萧光远“先生治《易》，不求诸传注，而求诸本经;不求诸本经之象数，而求诸其辞其字。”（《萧吉堂先生墓志铭》）赞颂周楚白天下至孝，“出则牵衣授杖，左右扶持;入则侍寝问安，调致甘暖。”（《周楚白墓志铭》）
四、黎庶昌墓志铭素雅与华赡兼为互用的风格特点
墓志铭包括墓志和铭文，墓志带有传记文学性质，黎庶昌继承桐城清淡简朴的文风，在墓志的撰写中笔调清新朴实，如《杨先生墓志铭》中写道，“自少博闻强记，以制举文雄于时，每一篇出，压其乡之长老，长老咸惊叹屈服曰：‘杨君文，六艺精华也。”寥寥几笔写出杨开秀先生学识渊博、文章卓绝。墓志铭中铭文的创作以诗词歌赋总括墓主精神，具有诗性精神，黎庶昌是素淡与华赡兼为互用[6]。如《先兄鲁新墓志铭》，是黎庶昌为大哥黎庶焘撰写的墓志铭，黎庶焘先后应聘为湘、川书院讲席培英育才，存诗词近十来卷，但英年早逝，黎庶昌无不扼腕痛惜，铭文：“厄于身，昌于诗。畀以名，靳厥施。彼苍苍，实为之。”用几句三言古语对长兄的一生做了概述，正如黎庶焘所言：“穷于天者，吾不得而争之矣;千秋之业在人者，吾何敢让。”黎庶昌墓志铭文的写作几乎篇篇文如其人。
再如，《杨先生墓志铭》铭文“丰其德，润其宅，暗然自修不物役。严君平，郑子真，蕲而伯仲思古人。”虽然看起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却写出杨开秀先生才华横溢，道德高尚，设塾授业，提携后生的一生，他的伟大功绩堪比西汉民间教育家严君平、郑子真。
黎庶昌的铭文中还有《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铭》《赵刚节公神道碑铭》《诰授光禄大夫山西巡抚鲍公墓志铭》《台北府知府循吏林君墓志铭》等用四言长篇，古朴雅正，与墓主刚毅豪迈的性格正好相得益彰。在为莫有芝的两个弟弟撰写墓志铭中，黎庶昌直接用《诗经》体来撰写铭文，“孰道之蕲，孰圣之睎。匪雕匪绩，良玉素丝。”（《莫芷升墓志铭》）写莫芷升精通群经诸子才华卓绝，而醇笃自放的性格。“光福之原，太湖吐吞。灵秀所宅，匪仁不邻。”（《莫善征墓志铭》）刻画了莫善征是一个长于吏职，强毅精敏，风骨遒峻的人。
黎庶昌铭文行笔素雅与华赡兼为互用，素雅之风多用三言、四言《诗经》体，而华赡的文笔多用楚辞体。同为湖南湘乡桐城派的薛福成在《拙尊园丛稿序》中说，“纯斋（黎庶昌）为文，恪守桐城义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则以求阙斋为师。”“求阙斋”就是曾国藩的书房，意指曾国藩。曾国藩曾提出古文境界“八言”说，即雄、直、怪、丽阳刚之美和茹、远、洁、适阴柔之美，他认为文章要写得珠圆玉润那才美，甚至不排除骈散结合[7]。黎庶昌在具有诗性品格的铭文中多一点藻饰，丰腴一点，正是对曾氏湘乡桐城派的继承与革新，经曾门四弟子的努力，校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弊。黎庶昌曾经在《章子和墓志铭》中这样评价章永康“天才绵丽，冠绝时流，有骚人之遗风焉。夫其性情悱恻，牢愁悲思，则楚臣屈原之所为惓惓君国也。”大概是楚辞体的惓惓深情、隐隐悲思、绵丽辞藻更适合黎庶昌对墓主的正确评价与表达追思。黎庶昌的铭文多用此体，如《丁文诚公专祠碑》：
“图云兮关东，烂晁日兮曈昽。纷龙蛇兮在户，叛陆离兮新宫。豆笾陈兮咽箫鼓，罗满庭兮惟黔士女。公之灵兮亘宵，骑箕维兮回翔以下。子弟兮八千，被犀甲兮彗戈鋋。勇气之兮昔日，相患难兮后先。孰为生兮孰为死，公之灵兮宜故而喜。悲游子兮故乡，魂魄犹思兮乐此。愿公留兮勿归，公归去兮黔士心悲。抚瑶华兮延伫，建芳馨兮以遗我来者。”
在此祠碑中，黎庶昌用楚辞题古诗颂扬丁公伟业如龙腾虎跃，重培养人才，知人善用。黎庶昌感叹生死为何物，丁公之灵魂亘古，愿以丁公为师激励我黔中人士。其辞文采华茂，情深意切，哀婉有致。
再如，《向伯常墓志铭》铭文：“苗秀之特兮，孰使其不实也。玉瑮之猛兮，孰使其不器也。呜呼伯常，吾乌测其所自也。”由于黎庶昌在墓志中已深情悼念了向伯常，说自从向伯常离世后没有一日不追思，如今二十五来，出使多国，也结交了不少天下之士，抑或豪杰，抑或文雅，但都没有品行及才华如向伯常的。所以，黎庶昌选择了铭文仅用四句楚辞体简洁而明了地突出溆浦名士向师棣的独特与雄俊。
总之，黎庶昌在墓志铭的撰写中，通过议论对墓主进行精当的评价，有意识地阐释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主张，以经、史为治学要义，以史传笔法行文，章法有度，突破了墓志铭记载墓主行状的传统范式，选材详略得当，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墓志铭的写作文如其人，其风格突破桐城派“雅洁”的藩篱，素雅与华赡兼为互用，使其墓志铭的创作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1]任正霞.黎庶昌所撰墓志铭的社会文化价值[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8（6）.
[2]黎庶昌.拙尊园丛稿[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
[3]任正霞.黎庶昌墓志铭与贵州沙滩族群文化[J].文化学刊，2018（11）.
[4]刘城.论韩愈墓志的文体新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5]王燕玉.黎庶昌及其散文[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
[6]孟国栋.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5）.
[7]郭延礼.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J].东岳论丛，19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