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
时间：2020-05-18 03:34: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阎学通 本文节选自《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两极格局是指大国的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当前世界进入两极格局已受广泛瞩目。2019年是两极化结束的一年，即世界两极格局形成的一年。冷战结束后，人们长期认为两极化和两极格局的观念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美国和西方大国，以及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持相同立场。美国之外的国家都说要推动多极化。多极化是多数国家的理想，因此说两极化和两极格局就属于政治上不正确了。然而，这种政治正确正在被打破。世界到底是多极化还是两极格局，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能否认定的问题。
数字时代的两极格局有可能改变国家身份，国家不再按发达和不发达区分，而是按高数字化和低数字化区分。高数字化国家占据世界财富的比重，将从目前的70%左右向90%发展，而广大低数字化国家只能分享其余10%。中美两国所占全球比重将越来越大，其他国家所占比重的总和会越来越小。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但是没人能阻止这种趋势。在全球化加剧世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两极格局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剧世界两极分化，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冷战。不仅中国面临着数字时代国际身份的认定问题，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身份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技术进步都改变不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和铁器及核武器的发明一样，都只是改变国际关系竞争的内容、形式和策略，而没有改变国际关系权力之争的本质。数字技术的兴起正在强化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不但没有消失的可能，而且正在得到强化。大国相互制裁，特别相互对于科技人员的封锁体现的都是主权强化趨势，技术和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将变得更不自由。国家和大国战略竞争已存在了几千年，今后还会长期存在，大国竞争关系的零和性质不变，变成共赢关系仍难以期待。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财税政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朱青 本文节选自《财政研究》2020年第4期
防控疫情以财税政策为主，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其结果一定会加大财政一般预算的收支缺口，从而提高赤字率。过去，我们在赤字率上一直有一个“紧箍咒”，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所以近些年来我国的赤字率一直低于这个比例。其实，3%的赤字率并不是财政学界的一个“铁律”，在经济下行期间临时性地安排一些周期性赤字，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我们主张2020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赤字率突破3%，并不意味着鼓励财政今后年年多搞赤字。结构性赤字，特别是长期实行结构性赤字，很可能会使政府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因为多搞赤字就要多发债，而目前我国一般预算的债务负担率（各级政府一般预算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达30%；
加上地方专项债，债务负担率已略高于40%。我国地方政府还有较多的隐性负债，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研究，其规模在2018年约为34万亿元，占GDP的37%。如果把这部分隐性负债也考虑进去，我国各级政府的债务总规模已达80%左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债务规模已相当可观。如果再连年搞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很可能就会像日本一样承受巨大的债务。另外，政府发债还有一个付息的问题，政府要在预算里安排这笔债务服务的支出。债务规模越大，这部分开支占预算支出的比例也就越大。所以说，未来赤字率长期突破3%财政是难以为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像今年这种特殊情况下财政还要固守3%的“戒律”。
最好政体与最坏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政体观再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俞可平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仔细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优良政体的各种论述，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共和政体或立宪民主制是最好的理想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确实明确说，君主制和贵族制是最好的政制，但在实际的举证中，他几乎没有把任何现实中出现过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当作其优良政体的范例。相反，他最赞赏的政体几乎都包含有共和民主的要素；
他最赞赏的政治家是梭伦和伯里克利。他之所以赞赏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民主的改革。在详细考察了雅典宪政体制更替的历史之后，亚里士多德再次高度赞赏雅典的民主制度。
亚里士多德推崇共和民主政治主要有以下四个理由。其一，任何优良政体最终都会发生变异，而在所有的变异政体中，共和政体的变异相对说来危害最小。他反复说，在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平民政治这三种变异政体中，“平民政体是三者中最可容忍的变态政体”。其次，共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最高统治权由公民轮流执掌，这最有利于城邦的政治稳定。他公开批评苏格拉底倡导的世袭君主制，杜绝了公民的轮流执政，必然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其三，民主政治的权力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掌权有利于城邦的长治久安。最后，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公民对城邦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城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传统的主流观点一般都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是君主制或贵族制。例如，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学者列奥·施特劳斯尽管也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好政体的模糊观点，但他最后的研究结果是把贵族制当作亚里士多德内心的理想政体。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完全拒绝其老师柏拉图的理想政体观，“哲学王”一人统治的政体绝不是最好的政体，贵族制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
传统的观点多数都把君主制或贵族制视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很少有人把民主制视作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制度。与此不同，当代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开始更倾向于民主制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好政体的观点还比较模糊，从而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那么，他关于最坏政体的观点则非常明确，容不下半点怀疑。在他看来，人间最坏的政体，就是作为君主制变态的僭主制或暴君制。僭主不但垄断权力，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且一旦大权在握，便不受任何制度的约束，以手中的无限权力膨胀私欲，以各种动人的名义危害城邦的公共利益。纵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他相关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僭主政治充满憎恶和鄙视，一有机会便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不能让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否则对城邦必将贻害无穷。他甚至公开号召人们要反抗和诛杀僭主，给诛杀僭主的勇士以无上的荣誉。
归根结底，政治制度是由人建立并由人执行的，制度与人相互影响，对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忽视人的因素，即使有最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起到理想的效果。正如施特劳斯所说，虽然政体是政治制度的安排，“但政体反映着更基本的政治现实—构成城邦的不同群体之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实际上，政体从本质上反映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体其实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深刻理解制度与人的这种辩证关系，除了考察和分析政体之外，还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