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时间：2020-05-24 09:55: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小波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是一篇著名的文章，大概可以归入“议论文”范畴，虽然我很不喜欢这种分类，我更愿称之为“说理文章”。在一篇合格的说理文章里，首先要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论点。例如本文关于好消息和坏消息。为着生命安全起见，编造一点假的好消息，总比喂了老虎强。没有什么原则比生命更重要。好，可能是一種心理状态，一种愿望，一种抒情，但不一定是真实。求真，不一定是好消息，却能救命。这篇文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同时，也进行了有逻辑的论述，并列举了很多例子。不过，一篇文章要写好，除了有观点，有论述之外，文字也要有点幽默。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
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似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说，有了军事效益。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口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作保证。另一种说：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卖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還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摘自《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
叶开喜欢的书
书 名：《大师与玛格丽特》
著 者：（俄）米·布尔加科夫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联外科医生、文学大师布尔加科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真正杰作。在这部富于惊人创造力的作品中，布尔加科夫体现出了自己以轻盈的笔调运用各种现实素材的超能力，丰富、有趣地塑造了莫斯科市活动着的各种生动人物，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苏维埃控制下的城市的贪婪、虚伪与无情的真相。
小说一开头，就以撒旦化身为沃兰德教授，带着两个扈从来到翻天覆地之后的莫斯科，目睹了这座大城市在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堕落着，其无耻、虚假、冷酷、无情，连来自地狱的魔王撒旦和跟着他的两个小鬼都感到不可思议。在莫斯科市里，生活着一些特权阶层和一些寄生虫。例如一个人在莫斯科拥有一间小房子，他换到基辅后变成了两室的中房子，接着再换回到莫斯科就变成了三室的大房子了。有一个更加堕落的地方——莫文协，这里生存着一大群出卖了自己灵魂的寄生虫，他们毫无文学天赋，以无耻歌颂和撒谎为手段，谋取到了一般市民无法得到的待遇。而真正优秀的大师，却因为遭到迫害而只能住在一个寒冷的地下室里，和仰慕他的情人玛格丽特见面，并潜心创作一部基督、犹大和罗马总督彼拉多之间的秘密故事。了解了这一切真相的沃兰德教授，在那个三室一厅里开了一个盛大的“魔鬼聚会”，并在神秘消失后派人带走了大师与玛格丽特，让他们拥有了永生。
这是一部站在长篇小说创作艺术之巅的杰作，无论多么推崇都不为过。虽然在国内还不为很多人所知，但一流作家如莫言、余华等，都对这部作品推崇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