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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历史三则

    时间:2020-08-12 03:35: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不以公权泄私愤 唐宝民

    赵绰是隋朝的大理寺少卿,执掌刑狱案件的审理工作。他秉性正直刚毅,以执法不阿闻名于世。

    赵绰不但执法严明,还是一个坚持原则、心胸大度的仁者。当时在大理寺的官署里,有一个名叫来旷的官员,是赵绰的下属,此人是个势利小人,听说隋文帝对赵绰有些不满(因为赵绰总是直言犯谏),就背地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大理寺衙门执法太宽,应该实行严刑峻法。

    隋文帝看了奏章,认为来旷说得很中肯,就提升了他的官职。来旷心花怒放,以为受到了皇帝的赏识,就进一步诬告赵绰徇私舞弊——把不该赦免的犯人给释放了。这次,隋文帝对来旷的上告有点怀疑,因为他对赵绰为人处事的方式还是了解的,认为赵绰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就派亲信去调查,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

    隋文帝弄清了真相,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来旷处死。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要他执行命令。照常理说,来旷诬告自己,而且皇帝已经下了将他处死的命令,自己只要执行,就可以报仇雪恨,出一口恶气了。谁知,赵绰竟然不同意处死来旷,甚至为来旷辩解说:“来旷虽然有罪,但不是死罪,所以不该判他斩刑。”隋文帝见赵绰如此不识抬举,生了气,袖子一甩,就往内宫去了。赵绰跟在皇帝后面大声叫嚷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隋文帝信以为真,便让赵绰进内宫面奏。隋文帝问赵绰还有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等待您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寺少卿,没有把属下管理好,使来旷触犯了刑律;第二,来旷不该被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隋文帝听到第三个理由,不禁哑然失笑,随即同意赦免来旷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摘编自《月读》

    人微言不轻 刘志坚

    人微言轻,指的是地位不高的小人物说出来的话没有分量,难以受到他人的重视。可是,深究历史,有很多小人物说出的话同样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和反思。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田子带着搜刮来的黄金回家孝敬母亲。起初,田子言之凿凿地说是自己积攒下来的俸禄。老太太是明眼人,知道儿子在撒谎,训斥道:“你当宰相不吃不喝吗?怎么能攒下这么多钱?身为朝廷大臣,你应廉洁自律,不能贪污受贿。不干净的钱我不要,如果你真的尽孝,那就赶紧把黄金还回去!”母亲的一席话,让田子羞愧难当,他当即返回朝廷退赃请罪。齐王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對田子母亲的话感叹不已,不仅恕田子无罪,让他继续担任宰相,还把那些黄金赏赐给了田子的母亲。田子从此谨遵母亲教诲,成了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

    晏子做齐国宰相的时候,他的车夫仗着自己是领导的“驾驶员”,趾高气扬,目中无人。车夫的妻子实在看不过去,说道:“晏子大人身为宰相却为人低调谦恭,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车夫,却不可一世,狂妄至极,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我不如趁早离开你。”车夫听了妻子的话,犹如当头棒喝,于是幡然醒悟,变得循规蹈矩起来。晏子察觉到了车夫的变化,便询问是谁教育了他。车夫说出实情后,晏子很是佩服,认为有这样的贤妻把关,车夫肯定会有更大的进步。于是,晏子推荐车夫做官,最终这个车夫做到了大夫的官阶。

    卜式是西汉时期的羊倌儿,因为助汉武帝抵御匈奴有功,被委派到上林苑为皇帝放羊。卜式勤勤恳恳地工作,一年之后,不仅牧场上羊群肥壮,还添了许多小羊羔。汉武帝看到后很高兴,就让他谈谈经验。一说起放羊,卜式便滔滔不绝:“放羊主要是让羊群的生活有规律,发现病羊要马上隔离治疗,有不听话的就要及时清除,以保障羊群的正常秩序……”最后,卜式顺口说道:“其实,不仅放羊是这样,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汉武帝听完这个羊倌儿的话,觉得他是位难得的人才,当即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卜式上任之后,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他屡获升迁,做到了御史大夫。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询问南宋灭亡的原因,众人都说是贾似道当权重文轻武所致。忽必烈听完后并没有表态,而他手下的偏将董文忠却听得不耐烦了,直言斥责道:“南宋皇帝给了你们高官厚禄,你们不全力效命也就罢了,现在却还推诿责任,气节何在?”他的一番话,不仅让一众降将羞愧难当,更让忽必烈对他刮目相看。从此董文忠备受重用,被封为寿国公。

    摘编自《启迪与智慧》

    采煤禁令背后荒诞的风水之说 刘永加

    煤炭开采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就已有开采煤炭的记载,然而,清朝却有一些迂腐的官僚以“风水之说”竭力禁止开矿。

    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这些说辞虽然是无稽之谈,却成了一些官员禁止开采煤炭的依据,并在全国大行其道。各地都有禁止采煤的规定,这些禁采令致使全国的煤炭生产滞后,其中北京地区的采煤也大大受到制约,影响了京城百姓用煤。

    乾隆五年二月,时刻关心着百姓冷暖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学士赵国麟,经过大量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解除煤禁的奏折,上给了乾隆皇帝。

    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很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禁令,要求“凡产煤之处,悉听民间开采”。乾隆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一个全国范围的煤炭开采活动就此普遍发动起来。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都增长很快。据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北京居民的用煤需求。

    摘编自《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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