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盐运司、分司及盐场司所设孔子庙考

赵青青 燕生东

摘  要：元代盐运司、分司及盐场司分别设立孔子庙，是中国古代庙学和盐业发展史上独有现象。从分布范围来看，元代盐司所设孔子庙主要位于腹里地区，其创建年代与元代皇帝尊孔重学的时间相吻合，也与蒙元统治者对盐课、盐政的重视，以及盐司官吏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关。盐司所设孔子庙结构完备，各项设施较为齐全，其目的是尊孔祭孔、礼乐化人以及教育盐民与盐司官吏子弟，其功能大体等同于州府县庙学。明清时期，各级盐司已不新立孔子庙，原有的也多废弃不用。

关键词：元代;盐运司;分司;盐场司;孔子庙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0）01—0020—12

唐宋元明清時期，上至京都，下至州县城都建有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后世大儒的庙宇，称为孔子庙、文庙、夫子庙、先圣庙、圣庙、至圣庙、宣圣庙、文宣王庙、至圣文宣王庙、显圣庙等，这里又设有学宫，是官方传授儒家文化的地方，因而又被时人和后代称之为庙学（在南方地区还称为书院）。孔子庙（下文中，孔子庙与庙学互称）是我国儒学发展史和教育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元代，就上层统治阶级而言，虽不特别重视儒学和科举制度，但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①，庙学在元代也特别发达，自京师及路府州县都建有孔子庙，“元代庙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几乎可以指元代出现的一切儒学”^②;有学者不完全统计，“元朝始建庙学在226所左右，重建庙学1124所（次），始建数量大大超过南宋和金朝”^③。同时，元代重视盐课，盐课成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盐业组织管理严密，机构庞大，大体分为盐运司、分司、盐场司三级制，在这三级组织内分别建有孔子庙，这是中国古代庙学和盐业发展史上新出现的事件。关于元代盐运司、分司、盐场司所设孔子庙，史书内鲜有记载，学界研究也少，但碑刻和方志中却保存了这方面的史料。本文梳理相关资料，就盐运司、分司、盐场司所设孔子庙即庙学情况作初步探讨。

一、盐运司所设孔子庙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朝在全国设大都河间、山东、河东陕西、两淮、两浙、福建六处盐运司^①。盐运司秩正三品，与上路^② 品秩相同，“掌场灶，榷办盐货，以资国用”^③。就目前材料而言，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和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在治所建有孔子庙。

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所建孔子庙

元代河东盐务管理机构，“（至元）二十三年（1286）立陕西都转运司，诸色税课悉隶焉。二十九年置盐运司，专掌盐课”，“延祐六年（1319），更为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④。至元末年，该司产盐25万引，盐民3650户。该运司建有庙学，现存于山西运城中学的元大德三年（1299）“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新作孔子庙记”石碑（以下简称“运城庙学碑”），由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耶律世枻、运使马合麻沙、副使吴恕、司事太昔不花立，碑文由集贤学士太中大夫卢挚撰、朝列大夫侍御史石珪书，碑额由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不忽木篆。碑文见于成化《山西通志》^⑤、万历《平阳府志》^⑥ 及清康熙年间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⑦、乾隆年间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⑧、光绪年间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⑨等文献，《三晋石刻大全·盐湖区卷》还附有该碑拓片^⑩。碑文（见附录一）详细介绍了该运司孔子庙的建设缘由、时间、过程以及庙学规模等。

碑文提及：“路村者，以鹾利自出，从陕西都转运治。乡士民协力，漕臣愿庙先圣其地。至元壬辰，刘公绍庆实总漕事，实始图作是庙。未蒇事，以受代去。今使奥屯公茂，规而随之，以一众论。用克以大德戊戌之冬，落成厥功。”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新作孔子庙是在当地士民协助之下，至元壬辰（1292）由盐运使刘绍庆发起，大德二年（1298）运使奥屯茂继之而完成的，历时七年。该孔子庙设于盐运司治所路村，路村“历代以来皆属安邑，因运司驻扎，故名运城” ^○11 。由此，该孔子庙多被后世称为运城庙学，简称“运学”;又因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在元延祐六年（1319）改为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后世又称之为河东运学。运城为我国古代唯一的一座盐务专城，盐司官吏及其子弟众多，诸商云集，孔子庙的设立，满足了盐商、官吏与灶户子弟及周边民众入学的要求。

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孔子庙，庙学设施基本完备。碑文云：“为礼殿，重檐巨楹，翚跂绚耀，视大邦君之居，像先圣、先师、十哲，服章位，著如礼。置讲堂殿，后以居师生。闶其门棂，崇其垣墉，以示揭虔，妥灵攸宇，中条、雷首顾瞻伊迩。相其高明，殷然为他郡庙学之冠。六十子、诸大儒之序，及馆舍、庖廪，皆位置之。”礼殿当为祭祀所在，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等;大邦君即当地古圣王;先圣、先师分别指孔子与颜回，十哲即孔门十大高弟：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讲堂位于礼殿之后，是师生修习课业治所;六十子、诸大儒之所在为两庑;馆舍为庙学师生休息之所，庖廪为师生就餐之所，这两处为生活区。此外，还有垣墉（围墙）和棂星门（庙学正门）。孔子庙规模较大，碑阴文“东至公田，西至本庙出道，北至街，南至道。南北长一百八十九步，东西阔五十步，计地三十九亩三分七厘”，三十九亩三分七厘约合今三十三亩四分三厘（约2万2千多平方米）。

从立碑者以及碑文撰写、书写、篆额人员的身份看，卢挚、石珪、不忽木为身居高位的中央官员，不忽木、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官员太昔不花与耶律世枻均为色目人，主持修建庙学的运使奥屯茂也是色目人，马合麻沙则为蒙古人。可见，当时在该盐运司设孔子庙不仅是汉族士民的意愿，而且得到了蒙古人、色目人以及中央官员的认同与支持。

（二）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所设孔子庙

元初分设大都盐运司、河间盐运司，后大都运司并入河间^①。泰定二年（1325）“改河间盐运司为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②。元文宗时，大都河间盐运司建有庙学，因盐运司设于治所长芦，故又称长芦儒学。

据《元史·赵师鲁传》记载，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所设孔子庙由运使赵师鲁发起建立。赵师鲁在天历年间（1328—1330）任大都河间盐运使，“除害兴利，法度修饬，绝巡查之奸，省州县厨传赠遗之费，灶户商人，无不便之，岁课遂大增。暇日，又割己俸，率僚吏新（作）孔子庙。命吏往江右制雅乐，聘工师，春秋释奠，士论称之”^③。运使赵师鲁“割己俸”并率领盐运司诸官吏共同创修孔子庙，还制雅乐，聘工师，以春秋释奠之礼祭祀孔子，受到士林好评。

清嘉庆二年（1797）毕沅、阮元编撰的《山左金石志》中收录元代长芦儒学铜方炉一座，铜炉“口纵径五寸，宽七寸五分，高二寸九分，内深二寸三分，饕餮雷纹”。铜炉为祭祀孔子时所用的礼器，其上有“元至元己卯孟冬，长芦儒学奉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置。监造学工孔克中，姑苏领匠钟宗铸”铭文^④。方炉为长芦儒学奉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之命置办，阮元考证此至元乃后己卯，即1339年。长芦本为镇名，延佑元年（1314）五月，“徙沧州治于长芦镇”^①，之后“长芦”之名被沧州取代，只有盐运司署仍沿其旧，冠以“长芦”^②，故大都河间盐运司所设庙学又称“长芦儒学”。铜炉铭文中还提到了“学工孔克中”，史书中未见学工的记载，而学正为元代路及下州所设学官，职责为“申明规矩，督习课业”^③，“岁终通行考较”^④，且“工”与“正”字形相近，学工或为学正之误。明中期陈镐《阙里志》记载元末“（孔）克修，字允夫，长芦学正”^⑤，孔克修疑为孔克中。

此外，位于腹里地区的山东盐运司也曾设有庙学。清雍正年间《山东盐法志》记载，山东盐运司“盐商子侄入学者谓之运学，何年设立，案缺，无从考稽”^⑥，该书古迹篇提及山东盐运司“文庙正殿祀孔子、四配、十哲，两庑以先贤、先儒从祀，别立启圣、名宦、乡贤等祠，春秋致祭”^⑦。山东盐运司的文庙应为元代所建，清代运司文庙建筑仍然存在，祭祀的功能可能还保留着，学校教育功能已消失，只是清中期《山东盐法志》的编著者已不了解该文庙（运学）的所建年代。

二、盐运分司所设庙学

盐运司“分司实际上是盐运司的派出代表，代行盐运司的职权，巡行各场检查督促生产，查禁私盐，保证盐课的完成。分司一般由盐运司的次官担任。”^⑧《元典章》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后，山东东路转运盐使司下设滨盐司、乐盐司、胶莱盐司（或称“胶莱莒密盐使司”）三处分司，共辖灶二千七百八十户^⑨。胶莱莒密盐使司，秩正五品，与中州^⑩ 同，治所在掖县（今莱州）西由场，下辖八处盐场。元大德三年（1299）膠莱莒密盐使司创建庙学，庙内立有“胶莱莒密盐使司新建庙学记”石碑（以下简称“西由庙学碑”），该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在。因庙学设于治所西由场，后世文献还称之为西由场文庙。多部不同时期方志均抄录了该庙学碑文，如万历《莱州府志》收录《元傅梦弼西由场文庙记》^○11，乾隆《莱州府志》及乾隆《掖县志》称之《西由场文庙记》^○12，嘉庆二年（1797）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提及《西由场新建庙学碑》^○13 ，《四续掖县志》则称《胶莱莒密盐使司新建庙学记》^○14。西由庙学碑由胶莱莒密盐使司判官蔡仲彬、判官罗国才、判官张稹、副运使邓玉以及司吏武晖、孙辅、王□，吏目陶温立，碑文由翰林修承事郎傅梦弼撰、翰林直学士奉训大夫乔达书，碑额由翰林直学士太中大夫李天英篆。碑文（见附录二）详细介绍了该分运司庙学的建设缘由、时间、过程以及规模等。

据碑文，西由之地“其民虽夥，其俗甚鄙。粤西由之兴，盖未始有学，弦诵之音，人或终身弗闻，以故风俗日下，儒术阔疏”。在此背景下，胶莱莒密盐使司判官罗国才、张稹、蔡仲彬，运使綦豫、副运使邓玉等“谋僚属暨好事者，捐俸金，发私帑，共得八十缗。赎爽垲之地，筑学宫其上”，盐运分司官吏及民众集资八十缗（约合银八十两）购买土地修建了庙学。“经始于元贞二年之夏，落成于大德三载之春”，庙学始建于1296年，建成于1299年，历时四年。从《山左金石志》的碑文介绍来看，胶莱莒密盐司所辖的西由场、海沧场、登宁场、衡村场、石河场、信阳场、涛洛场、即墨场的管勾、同管勾、副管勾也襄助了该庙学的修建。

胶莱莒密盐分司庙学结构比较完备。碑文提及，胶莱莒密盐使司判官罗国才让担任路或府州学官的其子罗垣奉教授与朱翚经历专门规划了该庙学形制，“殿、堂、门、庑，截然一新”，庙学礼殿、讲堂、棂星门、两庑具备。殿即大成殿，或称礼殿，为祭祀孔子之所;堂即明伦堂或称讲堂，即诸生学习之所;门即棂星门，为庙学正门;庑即两庑，两庑一般绘有乡贤像。1935年修《四续掖县志·古迹》也称，该庙学“前殿为文庙，后厅为书院”^①，可见其与河东陕西盐运司庙学布局相同，亦为礼殿在前，学宫在后。

三、盐场司所设孔子庙

“盐场（司）是盐务管理的基层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管理、监督盐户完成生产定额。盐场所辖一般有数百户，每场下面，又分立团、灶。”^②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朝中后期，山东盐运司辖“盐场一十九所，每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八品”^③，品秩与下县^④ 相同。据目前资料，山东盐运司乐盐分司所辖的新镇场和官台场均建有孔子庙。

（一）新镇场夫子庙

位于乐安（今广饶）的新镇场夫子庙内，曾立有至元四年前乡贡进士杨廷傑撰、枢密院诠写李世能书丹并篆额的“新镇场创修夫子庙”石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该碑尚在。该碑文没有被抄录下来，但《乐安县志》^⑤《续修广饶县志》中都有提及该碑的主要内容：

新镇创修圣庙碑，右碑在（广饶县）城北新镇庄，至元四年仲冬立。题曰：新镇场创修夫子庙碑。前乡贡进士杨廷傑撰记，枢密院诠写李世能书丹并篆额。（碑）记略云，司与上县等不可无圣庙。兹庙创修于至元二年，历数年，经数任，而庙宫、学舍始备云云。按，新镇在元时原设有盐场司，故碑记言及之。^⑥

该夫子庙是新镇场以“（盐场）司与上县等不可无圣庙”的背景下“创修”的。其始建年代为至元二年。元代以至元为年号的皇帝有世祖（前至元）和顺帝（后至元），前至元二年为1265年。此时，蒙古国罕见创修庙学的记录，而大规模兴建孔子庙始于元成宗时期，顺帝元统二年（1334）还“诏内外兴举学校”^①，加速了庙学的发展。此“至元”极有可能为顺帝后至元。新镇场夫子庙始于后至元二年（1336），至元四年建成，历时三年，后经数任盐官增修，庙学的主体部分庙宫和学舍才完备。

（二）官台场庙学

寿光市羊口镇官台村，元代设官台场，这里也建有孔子庙。据嘉靖《青州府志》记载，“官台场庙学，在县北七十里营里社，创于元大德十一年，元末废”^②;1936年版《寿光县志》载，“官台，在今县城北六十里，元初有盐官，名官台场。大德十一年，台上建孔子庙，后废。”^③ 说明该庙学建于（始建或者建成）大德十一年（1307），元末废，存续六十年左右。该庙曾立有庙学碑，《寿光县志》载，“迄今官台村北尚有明万历间灶志碑、灶学碑，皆仆地”^④，这里所提及的“灶学碑”即庙学碑，其所立时代应是元代而非明万历年间。该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遗失，碑文内容也不见于地方志。

县志所说“灶志碑”，即元至治三年（1323）四月所立的“创修公廨之记”石碑，该碑仍保存在今官台村^⑤。碑文提到了官台场司令武秀利用庙学教化盐民运民之事。官台场“山东盐运使司续增额二万二千引，额重户转，政繁民困，逋逃□间者继□，□□□攘窃之风盛行，国无盈余而民不被其泽”，至治二年（1322）夏，武秀任官台场司令，利用庙学，“欲化民□□其□□□□使民有所□□□□□，乃设以□□圣贤使民有所畏，择明师，申明孝义，无民心之利诱”，“求理义之学，不以理义之获，文利欲之私”。碑文末还把武秀“兴学校，正风俗，化民迁善”作为德政进行了褒扬。此外，碑文还记载官台场“至元初，设管勾以治之，办课盐一万七千余引，所管五灶，民几四百。至丁未改升司令司，设司令、司丞二员，品秩同县邑隶”，管勾秩正九品，司令秩从七品，品秩与县邑相同。官台场庙学很可能于大德丁未年（1307）由正九品管勾升格為从七品升司令后才创建的。而官台盐场公廨在至治二年（1322）才修建，晚于孔子庙16年，或可看出当时对庙学的重视程度。

四、南方盐运司、盐场司官员主持或

参与修建书院

元代在东南沿海设两淮、两浙、福建三处盐运司。就目前资料来看，两浙盐运使朱虎曾出资重修平江路孔子庙大成殿，两浙盐运司所辖岱山场盐官曾主持重修岱山书院^⑥，大嵩场盐官曾出资新建嵩江书院。

（一）平江路学

元人燕公楠在《平江路儒学大成殿记》中记载：“皇帝（成宗）即位之初年，首诏郡国敦学修庙。越五年，是为大德二年（1298）戊戌秋八月，平江郡大成殿成，前两浙都转盐运使朱虎所造也。”^① 明人王鏊在《姑苏志》提及，“元大德初，殿宇坏，治中王都中谋于两浙盐运使朱虎，以私财撒而新之”^②。平江路大成殿虽由两浙盐运使朱虎在大德二年出资重修，但平江路学为平江路官学，属于地方政府而非两浙盐运司。

（二）岱山书院

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书院在岱山，因以为名。往宋咸淳癸酉，里人魏榘等请于郡，以岱山废酒坊空官地建立，未就绪而归附焉，恒产皆无。近于至元三十年，本处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屋三间，迁于市，以存其名。”^③ 至正《四明续志》也记载：“至元三十年，本处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屋三间，迁于市。”^④ 从此处记载来看，始建于宋代的岱山书院在至元三十年（1293）由岱山场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屋三间并将其迁入市区，重修后的岱山书院可能并不设于且也不属于岱山盐场。

（三）嵩江书院

据元人贡师泰《元福建等处盐运使司判官张君墓志铭》记述，元顺帝时张元礼（1282—1354）“授进义副尉大嵩场盐司丞，君至则政益修，民用悦服。乃出钱建嵩江书院，聘名师，训其里人，朔望舍菜，后升堂，会诸生讲论道徳，士民至今思之”^⑤。朔望舍（释）菜是祭祀孔子的一种礼仪，“隋朝开始，每月一次或两次的例行祭祀，或皇帝、官员视学时举行的祭祀，称释菜礼”^⑥。嵩江书院由大嵩场司丞而非司令出资建立，这可能只是大嵩场司丞张元礼的个人行为，而不代表大嵩场盐场司。

平江路学、岱山书院、嵩江书院虽由盐官主持、出资或参与修建，但从相关资料记载来看，这些庙学（孔子庙）和书院可能并不属于盐司，而是由地方政府或民间管理。

五、相关问题探讨

（一）盐司孔子庙分布范围、兴建时间与背景

就目前资料来看，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和山东都转运使司都设有孔子庙（庙学），分司中在胶莱莒密盐使司建有孔子庙，盐场司中新镇、官台场也设有孔子庙。新镇创修圣庙碑还提及“（盐场）司与上县等不可无圣庙”，或可说明规模较大的盐场司设有庙学在当时已基本普及，而规模小、品秩为正九品或从八品管勾的盐场可能没有实力修建孔子庙。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盐运司、分司、盐场司（下统称盐司）所设孔子庙都位于蒙元时期较早控制统治和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尽管东南沿海地区盐运司、盐场司部分官吏主持或参与过修建书院，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南方各盐司设孔子庙的确切记载。

上文已提及，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所设孔子庙始于至元壬辰（1292），建成于大德二年（1298）;胶莱莒密盐使司建有庙学始建于元贞二年（1296），建成于大德三年（1299）;官台场庙学建成（或始建）于大德十一年（1307）;大都河间盐运司所设孔子庙建于天历年间（1328—1330）;新镇场孔子庙可能始建于后至元二年（1336），于后至元四年（1338）建成。如此看来，目前所知的盐运司、分司及盐场司修建孔子庙的时间集中在1292—1338年间。两浙盐运使朱虎于大德二年出资修建平江路大成殿，两浙盐运司所辖岱山场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在至元三十年（1293）主持重修岱山书院，大嵩场司丞张元礼约在1333—1354年曾出资新建嵩江书院，也大体集中在这个时间段。总之，盐司所立孔子庙或盐官主持修建孔子庙最早出现于世祖至元年间，成宗朝数量最多，文宗及顺帝时期也有营修。这与元朝开始尊崇孔子，重视庙学的时间正相吻合。庙学的兴建与否，与蒙元统治者对待孔子、儒学及庙学的政策息息相关。据胡务统计，“从1206年蒙古建号到1260年世祖即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蒙古国无始建一所庙学，其辖下庙学处于破坏和停滞状态，即使庙学的重建也是非常零散的。”^① 忽必烈即位后，他意识到孔子庙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才开始对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中统二年（1261）下令禁止搔扰文庙^②。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后，“诏中外崇奉孔子”^③;“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④。武宗至大元年（1308）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⑤。顺帝元统二年（1334），“诏内外兴举学校”^⑥。有学者指出，“元代实行尊孔崇儒，实际上是从成宗时才真正开始;元代学校教育的真正恢复与发展，也是大致与此相应的。”^⑦ 成宗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几乎都继承了他对待庙学的政策，大力支持庙学发展。在统治者高层的支持之下，庙学得到快速发展，“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⑧。

运城庙学碑文明确指出：“国家尊乡儒术，自京师至凡郡邑，莫不庙祀孔子，示为指南……夫三代盛时，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路（村）惟一乡，今有庙学，亦尚昭圣治哉。”西由庙学碑记述：“今圣元进用蒸髦，稽以九畴之载，衡以典籍之言，硕师良傅陪于辅上，而国学而遂序下，而乡庠蔼然、郁然，于斯为盛。诸君于供办之余，乃能尊国朝体道立师之意，以兴庙兴学，可谓知所本矣。”新镇圣庙碑也提及，“（盐场）司与上县等不可无圣庙”。如此看来，元代盐司设立孔子庙与元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密切相关。

盐司孔子庙的兴建还与元朝统治者对盐业的重视及盐司官吏的主动作为有关。元代盐业管理组织严密、机构庞大，大体分为都转运盐使司、分司、盐场司三级制。元朝在全国设大都河间、山东、河东陕西、两淮、两浙、福建六处都转运盐使司，盐使司秩正三品，如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设正三品运使二员，正四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使一员，正六品运判二员，从七品经历一员，从八品知事一员，从九品照磨一员^⑨。盐运司分司秩正五品，西由庙学碑提及，山东东路转运盐使司管辖的胶莱莒密盐使司有正、副运使各一员，判官三员。最基层的盐场司在早期设九品或从八品的管勾，在元贞元年（1295）前后逐步升格从七品的司令一员，还有从八品司丞一员，从九品管勾一员等^①。运司和盐场官吏数量在历代是最多的，官阶品秩也是最高的。

元代国家所利用的资源中，获利最多的就是食盐。盐课是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元代盐税曾达年700万余锭^②。《元史·食货二》记载，“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③。元人王鹗在《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中记载：“天下之利，盐居其半。”^④ 运城庙学碑也记载：“夫总漕有职，课殿最有法，谨正盐?，课赢常年，不使山泽之利有遗。”盐司官吏虽“割己俸”或“谋僚属暨好事者，捐俸金，发私帑”修建庙学，但丰厚的盐利无疑为盐司修建孔子庙提供了资金支持。

盐司孔子庙的修建虽说是本职工作，但还多属于盐官的自觉和主动行为。盐司修建庙学花费时间较长，腹里地区所有盐场是否都设孔子庙还不敢肯定，南方各盐司均无庙学的记录。就目前资料来看，并非所有盐运司、分司和盐场都设有孔子庙，换句话说，国家关于盐司设立孔子庙没有强制要求。运城庙学碑记述，盐运司完成首要任务——盐课征收后才修建的庙学，“所先务也，孰有游刃余地”？西由庙学碑提及，盐官职责为专办国家盐课和财政，他们兴建庙学，时人并不理解和认同，认为此举为僭越行为。碑文撰写者傅梦弼引用孟子的话指出，兴建庙学乃为官“不素餐兮”的大事，兴办学校，改善习俗，也是盐官紧迫重要的事务。“昔邹孟氏有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莫大于是？今西由之民，浅陋乖离，弗被文人教。为仕者睨而不顾，不几于无事而禄欤？兴学善俗，正今之急务耳，夫奚僭？”盐官措办盐务工作之余，兴庙兴学，不仅遵从了国家尊师重教的旨意，也是盐司官吏的本职工作。古代尊师、治国乃至治军打仗，都重视礼乐诗书，专理财赋、掌管经费的盐司官吏，也需要以重视庙学的古賢宰辅为榜样，不能仅局限于盐政盐课事务。“古者谋师，礼乐诗书是先，而蒐狩治兵，则亦有礼为可用。矧理财赋，掌国用（经费）之官也。苟充其学，自期于古贤宰辅可也，讵以管夷吾自限邪？”碑文撰写者对盐司官吏主动创修孔子庙的壮举给予了鼓励和赞赏。